摘要：央视对汶川地震的直播分为弃置信息噪音、整顿媒体资源、清扫传播盲区、持续守望社会及提升双重素养共五个层面，即5s架构，属灾难新闻的播报典范之一。 关键词：灾难；5S活动；直播架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8)04-0045-04
无论肇始于天灾还是人祸，灾难都是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自足区域造成严重损坏，招致人员及物质损失，以致社会结构瓦解，无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Fritz，1961)。此刻，媒体常规编排模式的消解力度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往往呈现正比联动态势。因而，当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涉及范围最大的汶川震灾突袭时，全天候直播顺理成章地升格为“麦当劳化”的首选报道方式。笔者联系关德兵的宏文《灾难事件的抽屉式直播报道模式――以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报道为例》(《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第58页，以下敬称“关文”)，就其个别论点自相矛盾且和直播实践存在出入之处，与作者乃至读者诸君共同商榷；同时，本文将管理学中的“5S”模式与传播理论相嫁接，旨在检视此次直播活动的异质性架构。
争鸣之一：
关文认为，央视新闻频道报道震灾时，“抽取信息的过程中主持人具有很强的主观选择性，各信源则带有明显的被动受控性，这就像是拉开抽屉拿出需要的东西一样”。
果真如此吗?事实上，直播重大灾难新闻时，主持人的“被动受控性”并不逊色于信源，只是前者“隐”而后者“显”罢了。所谓“主持人具有很强的主观选择性”，无非是呈现在屏幕上的幻象而已，至于该拉哪个“抽屉”、何时抽取何种信息，其决策权根本不属于演播室内的主持人，而是掌握在身处播控机房的制片人、导播等人之手。换言之，导播等人在幕后的“挑樱桃”工作先于主持人在台前的“拉抽屉”行为，但是导播通过耳麦给主持人传递各种指令的这一施控过程却不为观众和外行所知。尤其是进入突发事件的常规直播报道阶段后，凡是落实到纸上的消息，必须经值班主任签字方可播报。因此，仅窥其一斑，就将灾难新闻的直播报道界定为“抽屉式”，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争鸣之二：
在分析传播角色时，关文指出，“主持人是核心把关人也是终级把关人……把关的标准除了主持人的个人判断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主持人想象中的受众兴趣点，即渴望了解灾区情况”。
然而，把关人的身份体现在对信息的严格筛选、反复提炼以及谨慎确认等实际行动上。通常，演播室里的直播主持人并非采编播合一型，他们同场外信源的接触时间、对信息的接收范围，几乎与广大受众同步、同等。需要强调的是，能够输送到主持人这一关隘的信息，本身就是经幕后工作人员多级把关、层层过滤的“半成品”或“合格品”，主持人的守门空间已是捉襟见肘。况且，在贯穿直播过程的安全链上，扣在最后一环的也不是主持人，而是导播。后者对促进或抑制信息的扩散才真正具备“终极把关”能力，而观众最终接收的视听信号正是导播的守门成果。当然，笔者无意否定主持人在把关场内的积极作用，但“抽屉式直播报道模式”赋予主持人以“核心”和“终极”的把关地位，似乎言过其实。此外，把关的标准必须契合媒体的属性和意志，它可以游走于专业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但既不能依赖“主持人的个人判断”，更不能倚重“主持人想象中的受众兴趣点，即渴望了解灾区情况”。否则，那些不属“灾区情况”却至关重要的防震防疫知识和组织公益援助等信息岂不被阻关外?!
同时，关文指出，“主持人还承担‘边界作用人’的角色……通过主持人的单向提问与记者、各部门负责人的定向回答，进出演播室的各类信息得到了成功控制。”
试问：央视主持人董某连线特派记者徐某时，后者语无伦次的反馈信息是否“得到了成功控制”呢?对此，关文也不得不承认，“答非所问的尴尬局面时有发生……造成了直播效果不佳。”比照关文所引定义，“‘边界作用人’是指一个组织中与其他组织和外界人士相互联系的人，他们控制进出该组织的各类信息。”显然，关文把“进出该组织的各类信息”和“进出演播室的各类信息”等量齐观，从而种下其谬根之一；把“与其他组织和外界人士相互联系”的重任导演为主持人的独角戏，从而种下其谬根之二；把隶属于同一组织的前方记者和后方主持人拆散，将记者划入“其他组织和外界人士”之列，从而种下其谬根之三；把多点直播报道这一庞杂的开放系统删繁就简为抽屉式直播报道模式这一孤立的封闭系统，从而种下其谬根之四；把“看不见的手”所进行的事前和事中控制削足适履为主持人所进行的单边现场控制，从而种下其谬根之五。正是由于关文在移植定义时瞻前而未顾后，进而生长出“主持人=边界作用人”这种牵强附会的结论。不过，关文在分析传播链时说，“交际链的核心是主持人，各信源之间的信息流通必须得通过主持人得以中介。”诚如斯言，与其说主持人是“边界作用人”，不如称其为“交际中介人”。
争鸣之三：
关文称其“模式中还存在一个虚拟的、想象的受众群体……信息都围绕虚拟的受众进行构建。”
然而，巨灾突发之初，碍于交通阻隔及通讯中断等不利因素所限，信息供求之间常常存在难以逾越的客观鸿沟。于是，媒体在满足受众“资讯饥渴”时所作的主观努力往往力不从心，此时的信息主要围绕现有条件允许挖掘的资源进行构建。央视当时的做法是：“有画面优先播画面，没有画面优先电话连线，没有声音就播报来自前方的文字消息。但在通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下一秒是否还联系得上前方。”…及至巨灾后期，信息沟被陆续填平，此时的新闻主要围绕宣传报道工作的阶段性部署进行构建。比如，震后一周，央视的直播重心实现三个转向：其一，从以动态消息为主转向动态新闻与深度报道相结合；其二，从以我方讲述为主转向我方讲述与外方讲述相结合；其三，从以内部资源为主转向形成合力、资源共享。可见，倘若全面考察灾难直播历程，信息绝非如关文所言“都围绕虚拟的受众进行构建”。
争鸣之四：
关文认为，其传播模式的缺陷在于“缺乏反馈机制……受众在该模式中处于默声状态”，并建议“增加观众反馈环节，如开通短信平台或热线电话……”
此言愈加匪夷所思，不知其依据何在。实际上，短信平台与震灾直播几乎同步开通，滚动字幕脉冲式播出观众的支援态度、真情感言或平安口信等内容，既感染了电视工作者，又感动了更多的受众，进而促成螺旋上升的良性互动。至于观众热线本已有之，未接入直播间是因弊多于利：来电立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播出安全的不可控性；报料真伪的不易识别性，增强了遏制谣言的不可操作性；对时间资源的间歇分流，增大了重要灾情资讯被延误播报的可能性。关文无视实际情况而纸上谈兵，对实践的指导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 争鸣之五：
关文表示，“抽屉式的直播报道模式是以碎片化的方式来呈现灾情的，容易给观众造成凌乱的印象，从而影响了传播效果。”
愚以为，与“碎片化”相并列的是孤立化和点截化，与之相对立的则是整体性。采取多点直播方式呈现汶川重大天灾时，报道本身纵有千头万绪，但外显的“凌乱印象”始终以内隐的普遍联系为前提、始终为“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这一主题和大局而服务。关文虽触“表”却未及“里”，这种对直播实务的浅尝辄止导致其运用概念的形而上学。
综上所述，关文中多处论点经不起事实的推敲，其理论的篱墙在实践的光照下反而愈显疏漏。同时，抽屉式直播报道模式的适用范围仅囿于演播室一隅，并将成败得失集于主持人一身，宛如被针刺入躯干且固定在一处的蝴蝶，尽管美丽如昨，却难逃明日黄花的宿命。因此，笔者提出着眼于宏观视域的“5S直播架构”，以此就教于方家。
沿波讨源，5S活动肇始于日本，迄今已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管理模式。其内容涵盖五个方面，即Seiri(弃)、Seiton(整)、Seiso(扫)、Seiketsu(持)和Shitsuke(教)。目前，较为通用的译法则是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唐苏亚，2007)。由于这些词汇在日语的罗马拼音中首字母都是“s”，故简称“5S”。作为映射着意识形态属性并缔造精神文化产品的特殊企业，媒体对先进的管理经验理应具有普适性。笔者将5S概念加以改造及延展后，首次植入传播学沃土，进而搭建起灾难新闻直播的大致运作架构(参见图示)，其具体含义如下，
阶段之一：“弃置”信息噪音
借助内容分析及灾民访谈，美、日传播学者曾发现，“非灾消息”在灾难发生后的紧急时期均遭媒体弃置，新闻几乎完全淹没于灾难讯息的洪流，进而引发阅听众的极端重视。的确，汶川震灾当晚，《新闻联播》延时10分钟，大幅度报道相关消息(含头条)。同时，央视各频道迅即淡化或停播与救灾气氛不符的娱乐节目，众多非灾信息被视为噪音而难以汇入传播渠道。
通常，此阶段的管理方法有三种。其一，“樱桃理论”，即从筐中剔除变质的樱桃，以免影响全局；其二，“抽屉理论”，即清理抽屉时，先倒出全部物品，再将所需放回；其三，“红牌作战”，即用红牌警示急需改善之处，以便厉兵秣马、有的放矢。
鉴于灾难新闻直播具有强烈的紧迫性和动态性表征，因此抽屉理论的适用范围较窄。相反，直播报道中的“挑樱桃”和“挂红牌”行为却屡见不鲜。就人员管理而言，因经验不足而被网民所诟病的前方记者徐某，在尴尬连线后退居幕后，以维护新闻专业主义形象；在播出内容方面，当直播主题由救人救命向防疫安置过渡时，现场截肢等过于血腥的画面以及数十名学生横尸操场等过于残酷的镜头，前方和后方往往弃之不用，以秉承新闻人本主义操守；就技术压力而言，连线记者的信号不稳定或准备不充分，常常成为打乱预定报道顺序的关键因素。再者，震后汶川的第一帧画面，不仅让观众望眼欲穿，也令央视寻“她”千百度，堪称直播战初期的必争阵地，媒体将其纳入采访重心就类似于用红牌标示的鞭策做法。
阶段之二：“整顿”媒体资源
这一层次的目的在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司其职、灵活协作、高效运转，主要针对三个领域。其一，整顿频道资源，即打通栏目、应急编排，CCTV综合及CCTV新闻并机直播，其余频道陆续实现同步转播；其二，整顿人力资源，即分批派出赴川记者、火速召集直播主播、组织各部编采骨干、减少部门本位主义、动员友台联合作战，撒开一张以台长、主任、制片人等中高层干部坐镇把关的突发事件播报大网；其三，整顿技术资源，即动用光缆及海事卫星传输素材、出动或调用地方台的卫星新闻采访车或微波设备传输现场信号等。
阶段之三：“清扫”传播盲区
新闻的基本品质是：详尽、准确、迅速(Jefferson，1999)。然而，灾区的恶劣环境使媒体面临极大挑战。尤其是重灾点，记者既需入乎其内，又需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方能采之写之；出乎其外，方能播之报之。为此，央视采取以乡镇为单位的地毯式采访、以画面为统率的全景式播报，竭力履行告知义务，以便观众听到灾区的各种声音、见到灾区的所有画面。同时，经济、少儿等频道分别从军事、农业、法治、经济等视角，关注各行业抗震救灾情况，宣传防灾自救知识。尽管最初的守门行为近似于“开门”形式，因而发生过数次误报事故，但在填补资讯空档的过程中，由“及时上报”到“即时播报”的转变，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阶段之四：“持续”守望社会
数据显示，震后一周，我国电视播出抗震救灾直播节目达1397小时，刷新中国新闻直播之最。其中，央视《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每天时长达17小时30分钟。媒体的这种连续守望行为，开辟了其自身与变动的舆论进行有效互动的时空管道，使得经整合后的舆论染上监督色彩并陆续回流社会之中，以此推动社情民意的运转，最终实现捍卫大众利益的旨归。况且，环境监视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异常强大：在行为决策上，能为救灾工作清障排淤；在援助安置上，能为灾区百姓解难排忧；在净化心灵上，能为和谐社会鸣锣开道。随着灾情全貌愈发深入人心，媒体的报道甚至内化为受众的集体记忆、外化为群众的替代参与。
阶段之五：提升双重“素养”
就5S架构的内部关系而言(如图)，弃置是整顿的基石，整顿是弃置的巩固，清扫则映射前两者的具体效果，而樱桃理论与红牌作战两大方法贯穿实施过程的始终。通过持续直播，上述行为得以改进和完善，从而升华为双重素养，即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媒体的社会功能延伸出一明一暗两条轨迹：显在功能是承载专业主义精神的传播资讯、阻遏谣言，进而整合社会；潜在功能是承载人本主义精神的舒缓压力、抚慰情绪，进而服务大众。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由此实现灾难新闻直播的良性循环。
概而言之，在国民突遭灾变时，央视与社会脉动紧密契合，持续保持高度警觉、激发民众共同意识、善尽公共服务角色。作为迅速有效的抗震救灾通报体系，5S直播架构，一方面着眼于解除受众的信息饥渴，另一方面致力于架设寄托哀思和宣泄情绪的渠道，并构建民主社会的意见论坛，由此增强公众对灾后复建的信心，消解环境更迭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危机，最终实现社会的再整合。无疑，这一模式在今后进行类似报道时同样可资借鉴。
[责任编辑 刘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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