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强烈余波势不可挡。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已经随着思想界的空前解放、空前活跃得到了迅速地宣扬和传播，而在此基础之上孕育并发展起来的女权思潮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女子奴隶根性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仅凭时论性文章宣扬、激发女子自争权力远远不够，音乐对人思想的启发和行为产生的内驱力作用引起了先觉的民族精英们的重视，涉及女性主题的乐歌试图从多方面角度唤起女性身体的复苏、精神的觉醒。
关键词：辛亥革命；女性解放；乐歌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08
作者简介：刘 莎（1975~），女，文学硕士，武汉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1-08-24
前 言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反帝、反封斗争由此大规模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强烈余波势不可挡。然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随着思想界的空前解放、空前活跃已经得到了迅速地宣扬和传播，在此基础之上孕育并发展起来的女权思潮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女性群体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一部分，其生存状态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女权愈振之国，其国愈文明；女权愈衰之国，其国愈衰弱。”[1]然，中国封建文化中沿袭着强烈的男权色彩，“男者，任也，任功业也。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殁从子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①进入20世纪，女性依附男性的生活格局依然没有大的改观。随着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空前严重，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得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天赋人权”、“男女平权”的观念充斥其间――“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同有争存之能力”，[2]“天生男女，各有义务，即各有应享之权利”。[3]“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4]因为“女子者，国民之母，种族所由来也”，[5]“国民之先导也，国民资格之养成者，家庭教育之结果也。”[6]女界的振兴关乎国家、民族的衰亡，所以，“欲造国，先造家；欲生国民，先生女子”。[7]
国民母的铸造，“必断绝其劣根性，而后复其固有性；跳出于旧风气，而后接近于新风气；排除其依赖心，而后养成其独立心”，[8]但是，中国女子“奴隶于礼法、奴隶于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9]奴隶根性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仅凭时论性文章宣扬、激发女子自争权力是远远不够的，音乐对人的思想的启发和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内驱力作用引起了先觉的民族精英们的重视。梁启超先生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这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10]而被梁先生誉为“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的曾志�先生指出：“音乐之于学校改良儿童性质尚小，音乐之于社会改良一般人民性质更大。”[11]署名“剑虹”的李燮义先生在《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出现：“音乐者使人有合群之美德，有进取之勇气，有爱国之热诚者也。我四佰兆同胞，人人能合群、能进取、能爱国，则内之足以谋社会之公益，外足以杜列强之窥伺，国未有不勃然而兴者。”[12]诸位先觉不约而同地将音乐作为诱发民众的武器，以此来塑造国人品质，使之振奋精神，团结向上。而在众多的音乐形式中，“凡所谓爱国心、爱群心、尚武之精神，无不以乐歌陶冶之。则欲改良今日中国人心风俗，舍乐歌末由。”[13]
一、乐歌的女性主题
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禁锢了女性的精神也禁锢了女性的身体，作为国民的组成部分，女性走出家门、服务社会的前提必须跨越传统，打破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框定，在文化、技术的学习过程中适应角色的转化，从有意识的养家责任中不自觉地逐渐承担国家存亡、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肩负救亡图存重任的乐歌自然也涉及到了女性主题，它又是如何唤起女性身体复苏、精神觉醒？
（一）身体解放
在封建社会，我国女性是饱受苦难的群体，在思想上不仅仅被灌输“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观念，身体上更是要经历缠足的痛苦以及因此而遭受的行动不便、血脉停滞。“有出入自由而后去种种之束缚”[14]，身体解放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角色定位于孝女、贤妻、良母，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家庭的无私奉献以及无条件地依附。放足或者天足有利于女子行走，为女子走出家庭，步入学校与社会创造了可能，为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打下了身体基础。体育运动对于初行放足的女性而言在恢复双脚运动能力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也为女性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重新审视自身价值做了身体上的准备。
1.放足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是中国女子自小缠足的习俗却致其无法行走，深居简出。“缠脚的苦，最苦恼，从小苦起苦到老。未曾开步身先袅，不作孽，不作恶，暗里一世上脚镣。……眉头皱，眼泪流，咬紧那牙关把老茧修。怕它干痛怕它臭，撒矾灰，抹菜油，贴好了棉花再紧紧收。紧又紧，血脉停，冷到那脚尖痛惺惺。冷罢血热跳不停，冷要命，热要命，夜里也几次梦惊醒。”[15]中国音乐教育家沈心工借用民歌《梳妆台》曲调填写的《缠脚的苦》用简洁而富有韵律的语言道出了女性的苦楚。
缠足不仅疼痛难忍，而且足部的束缚使其无法自由活动，还有碍血脉流动，影响种族繁衍，即“运动不灵，血脉停滞，人人皆病夫；所生儿女，亦瘠弱天昏，多不获尽其天年，其得成立者类多病夫。故我国人以病夫贻笑地球万国，揆厥所由，大率根于秉赋。”[16]而且，“限闺门之跬步而颓废其精神”[17]，致其“耳不得闻外事，目不得见外物，恒苦无乐，绝少发泄之处；而惟烧香佞佛之事”[18]，更“不知身与国家之关系，仅以此身为男子附属物，一任乾坤颠复，世事反常，但使低首下心，献媚求悦，终不失宠于男子，则其生平希望已极圆满矣，故舍实务于今世，而转种福田于来生。”[19]
缠足弊端不少，但是依然兴盛，屡禁不止，究其根源还是女性自身。中国女子缠足可谓历史悠久，据推究，缠足起初仅仅基于男性对女性舞蹈风格的一种审美，后由以色事人者为迎和男性审美心理竞相裹缠，使得缠足逐渐脱离舞蹈而成为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特殊装饰而受到富贵有闲女性的热衷，继而为广大平民阶级效仿以致成为普遍风俗。[20]缠足塑造出的“未曾开步身先袅”的女性身体形象提升了对男性的吸引力，也是女性对美的追求的表现。古语曰“女为悦己者容”，追求美，显然不仅仅是出于自我内心的喜好，也反映出他人对己美的认同。
心工先生用“缠得小，要卖俏，吊起那罗裙格外高。红缎鞋子白袜套，便没人，赞她好，自己也低头看几遭。天生大，没奈何，装到那高低要缎带多。还怕冷眼来看破，太罪过，太罪过，不惜把罗裙地上拖。”[21]将这种心态描写的恰如其分。缠足是男性为了个人的审美趣味而创造出的女性形象，而女性出于美的追求以及男性欢心而争相模仿，从而将男性的审美观念逐渐内化为自我认同，依照男性认可的形象进行身体的塑造。在男尊女卑观念统领下，女性没有独立的地位，附庸于男性，为了取悦男性，女性自然会通过缠足改变外在形象，使己娇柔可人。
缠足虽源于男子强加于女性身体的束缚，更为矛盾、不幸的是缠足的实施者却是女之母。“你怕痛，叫亲娘，叫煞那亲娘像聋彭。亲生骨肉关痛痒，硬手段，软心肠，其实你亲娘也泪汪汪。”[22]说出了母亲内心的痛楚。“想初起，年纪小，听说那缠脚就要逃”[23]的母亲为何自觉地履行为儿缠足？为何又将此种痛苦转嫁给自己的女儿？道理很简单，“脚大了，你将来攀亲无人要”。[24]作为礼教与夫权的受害者，母亲又是礼教与夫权的维护者。作为缠足的受害者，缠足所要经受的痛苦是她亲身体验过的，然而她又再此把这种痛楚亲手施加于自己的女儿，目的就是为了嫁个好人家，找个有前途的好女婿，以改变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所以，致使缠足观念和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是男权的强加，更多的表现来自于女性自身对于缠足的认可，这种顽固的审美意识已经将女性美的感受和女性为奴的顺从不自觉地自然融合。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缠又缠，脚骨断，骨断了娘心可以安。女儿柔顺终情愿，大几岁，要好看，扳起了小脚自己缠”的结局。[25]为此，竹庄发出了“女子缠足，皆男子之罪也，夫男子诚有罪矣，母亦女子之不学也。圆颅方趾，同是国民，胡为缠足一事，虽慈母之与儿女，不得不忍心害理以行之！揣其本意，亦甚可笑，盖恐其将来不能嫁耳。夫女子无学不能自立，虑其见弃于人，至残其肢体而不悔，终身为废人，亦足悲矣。”[26]的感叹！
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3日发布的第37号公报，即《临时大总统关于劝禁缠足致内务部令》中写到：“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而“缠足之俗，……历千百岁，害家凶国”，[27]显然是将女性的小脚与国家的民族命运的兴亡相关联，利用对女性身体形象的全新建构，实现对国家形象的改造，文中多处援引女性放足的话语也反映了此种观念，提倡者是从国家社会角度看待女性缠足问题，将女性放足提高到民族国家建构的高度，而沈心工先生填词的《缠脚的苦》的主旨却是“请看新式好鞋样，好鞋样，试一双，你切莫心中再没主张。”并且用“千般丑，万般苦，奉劝你女子要早看破。从前一误勿再误，勿再误，勿再误，勿怪吾多言勿掩耳朵。”[28]这样一种简单易懂的语言奉劝姊妹们大胆尝试。针对当时女性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心工先生没有选择豪言壮语，而是用女性日常装扮用具――鞋子作为警醒符号，采用“新”、“好”字眼修饰鞋样，鼓励天生具有爱美之心的女子试穿。若要试穿成功，放足是唯一的条件。这实际上为女子今后的行走自如，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做好了铺垫。
2.体育
如果说，放足是女子身体控制权的争取，那么女子体育则是身体控制权实施的最有效方式，即“人人尽复其天足，然后可以进而言体育”。[29]缠足致血脉停滞、运动不灵，而“舞蹈、赛马、角力诸运动”则可以“舒展其气血，强健其筋骨”。[30]缠足的废除为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也为女子体育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兴起最初源于男性炽灼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武器，吸取西方革命先进经验与思想理论，把解放女性的思想和身体作为谋求民族独立、挽救国家存亡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民族价值观驱使下，近代女子体育以“自强保种”的意识形态萌芽，成为了女性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念后逐渐影响到一批追求自我解放的女性群体开始自觉讨论间及体育的中国女性诸多问题。上海务本女学堂学生何亚希在《求学问何用》中说：“故求学问，强身体，用以捍患，用以保国，其用为极大矣。”[31]以此凸显捍患、保国中求学与身体的并重。时为广东女学堂的学生张肩任强调“急救目前女子之方法，断自体育始，断自本年本日始。”[32]而刘瑞莪同学则就学习体操的好处做了由自身至国家的论述：“体操诚急务矣，可以活筋骨，可以怡性情，可以强种族。”[33]
正是因为有如此众多人士的提倡、支持，女子体育才得以付诸实践。1907年3月8日，中国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女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6条颁行全国，提出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就此，中国女性不再被排斥于学校教育大门之外，女子教育正式列入了清政府社会教育的学制系统，具有了合法的地位。
《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34]将体操列为女子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必教科目，并且细致规定女子初等小学堂在四年间每星期必须上四个小时的体操课，内容以游戏、普通体操为主。女子高等小学堂在四年间每星期必须上三个小时的体操课，内容也是以游戏和普通体操为主。而且规定“凡小学堂建设之地，及各种堂室体操场用具均须适应学堂之规模”。[35]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将体操列为女子师范学堂的课程之一，要旨在于“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动作机敏，举止严肃，使知尚协同、守规律之有益。”[36]其教学内容是“授普通体操及游戏，并授以教授体操之次序法则。”[37]规定女子师范学堂在四年间每星期的授课时数为两小时，在学堂内须设专门的屋内和屋外的体操场，上体育课所用的设备应该全备。
女子学堂章程的问世，说明包含体育教学在内的女子教育已经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体操作为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列入其中，而且在安排上已经充分考虑到女子的性别特点――无论是初、高等小学堂还是师范学堂，均授以游戏和普通体操。普通体操是指徒手（柔软）操和器械操，除此以外，还有因受日本军国民体育思想影响而在男生中实施的兵式体操，对女子则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规定。被尊为“学堂乐歌之父”的沈心工先生曾就体操题材分别根据日本曲调、英国曲调为男、女生填词创作了《体操―兵操》和《女子体操歌》，两者间的不同可一见端倪。
例1
例2
相比较于《体操―兵操》表现的男子威猛气势和氛围，沈先生笔下的女子体操更多地体现了女子强身健体的决心和态度――“吾说要吾学问好，吾又要吾身体好”、“吾头顶天天起高，吾脚立地地不摇”之类的言语充斥其间。在歌词中，没有拿指挥刀的教官，没有放枪炮的小兵，没有飘扬的龙旗，也没有拍打的铜鼓，更没有打仗立功的誓言，而这些也统统构成了女子体操的特点。中国女子缠足的习俗阻碍了身体的移动和行走，所以，女子体操内容的安排充分考虑女子的生理特点、身体特点。选择练习竞技性不强的徒手操或者器械操，可逐步改善身体的协调能力，增进身体各部的生长发育，也使身体逐步回归自然的天性。
体操仅仅是近代女子体育项目之一种，但是，无论是何种体育项目，其共同的特征都在于激励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各方面潜能。除此以外，体育崇尚自然之美、强健之美，摒弃身体上的束缚和压迫，使个性得以尽情泻泄，而这一切正是被封建制度蒙昧了千百年的中国妇女大众所亟待提高的素质要求。体育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女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培养团结协作精神，培养集体责任感、荣誉感，它不同于政治宣传、思想号召，而是以强身健体的实践活动来实现其教育目的。正因为体育有着强烈地示范性、普及性，所以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它的行列，使得体育由学校走向社会成为可能，为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创造了条件。
（二）思想解放
行走的自如、身体的强健，使女子可以自由支配个人身体，重新认识身体价值的同时，也会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然，“我国女子，大都废人、病夫，乃愚乃顽乃怯乃惰”，[38]，所以，女子解放，不仅仅要争取身体的解放，更要谋求思想的解放，两大目标的实现才是中国女子获取自由的条件。
1.追求自由平等
“天赋人权”是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民权理论。该理论在清末传入中国后，很快便成为争取女性解放的锐器。前文“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同有争存之能力”，“天生男女，各有义务，即各有应享之权利”等观点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国民母”、“女学”、“女权”、“女界”等名词在先进知识分子言论中屡见不鲜，而诸如《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国女报》等女子报刊顺势而生。无论是言论还是言论的载体都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记录了他们争取自由、复兴女权的目的。尽管这些论说、行径是由热心于男女平权运动的男性出面为女性呼吁，但是这些广泛传播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极大地启迪了女性心智，开阔了女性视野，使她们看到了家庭以外的世界，对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催化作用。“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39]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秋瑾认为“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40]在《题芝龛记》中，秋瑾也表露出了这种观点：“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41]
与其他宣扬男女平等的主张者不同，秋瑾认为女子不仅仅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而且也负有与男子同等的义务，并且认为女子只有尽了女国民的义务，才能真正谈得上男女平等。在写给女友徐寄尘的诗中，秋瑾也不忘表达妇女解放的主张和对徐氏的期望：“英雄事业凭身造，天职宁容袖手观？”“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责任总应分”[42]除了用诗文宣扬男女平权思想，秋瑾还借助乐歌传播，由其填词的《勉女权》这样写到：[43]
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马与牛。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歌词对把女子当作牛马、奴隶的封建旧习进行了抨击，鲜明地宣传了男女平权的思想，并与反帝爱国斗争联系起来，喊出了争取自由、光明和“恢复江山”的声音。结束句“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作为寄语表达了填词人的希望：要争取男女平权，要做光荣的女国民，必须先肩负起拯救祖国危亡的神圣职责，对于自己的好友，秋瑾同样热切地盼望着她们尽快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列中来：“我欲期君为女杰，莫抛心力苦吟诗”[44]；“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45]。
自主婚姻是女性追求自由平等诸多诉求之根本，“婚姻自由，为吾国最大问题，而必为将来发达女权之所自始。”[46]及笄之年即女子出阁之时。在封建社会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法律准则和道德标准。《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由此可见，不等爹妈开口，不经媒人介绍，自己挖墙洞扒门缝互相窥望，翻墙私奔，这样的行径会遭到爹妈以及周围人的唾弃。那么，包办婚姻是否因为爹娘、媒妁的参与而幸福、长久？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47]中对这种婚姻作了真实的描述：
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身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二句抱怨的话，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不贤惠，不晓得妇道呢！”
传统社会，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在婚前都未曾见过面，这种完全忽视当事人情感、利益的婚姻关系一旦形成，夫妻之间大多没有感情基础可言。传统婚姻观念随着二十世纪初思想界的空前活跃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先进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系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婚姻礼俗之弊端，《论婚礼之弊》、《婚姻改良论》就是这方面的力作。陈王“约得婚礼通弊六条”，[48]，履夷则以为“婚姻之弊，所应改革者，其事固甚多，而其最要者，约而举之，有三者焉”[49]两者归纳起来即“婚姻专制之弊”，包括“男女不相见之弊”、“父母专婚之弊”、“媒妁之弊”；“卖婚之弊”，即“聘仪奁赠之弊”；“早婚之弊”；“繁文缛节之弊”。而“早婚之俗，为弊至大”[50]，体现为“修学上之害”，“人种上之害”，“经济上之害”，“品性上之害”，“不能事亲之害”，“不能教子之害”，“不能宜室家之害”。[51]这七害中与“今日社会上种族上大有关系者”[52]为前两害，“人当青年时代，正届修学之期，一结婚姻，则为女子者几全失入学之机会，而在男子亦因家室之累不能举其材力精神全用之于学问。此修学上之害也。人必体魄强壮，然后乃能诞育佳儿。而当青年时代，在自身且属弱质娇资，以是育子，则皆孱弱之种而已。此人种之害也。”[53]简言之“一则为中国子女失权之所由，一则为中国人种日劣之大原”[54]。
婚姻是女子争取权利的开端，它关乎个人，关乎家庭，更关乎国家，是人类生存之根本，是社会发达之根本，是国家进步之根本。“夫妇为人道之本。有夫妇，而后社会种种之关系由此生焉。故夫妇之制，非独为室家问题，实为人类生存上之大问题也。”[55]所以，婚姻改良势在必行，陈王在《论婚礼之弊》一文中对如何进行改良有这样的论述：“以独立分居为根据地，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打破家庭间重重魔障，使全国婚界放一层异彩，为同胞男女辟一片新土，破坏男女之依赖，推倒专制之恶风，遏绝媒妁之干涉，斩芟仪文之琐屑。”[56]其目的就是将婚姻自由权“攫而献之于我同胞四万万自由结婚之主人翁”。[57]
婚姻自由包括自主择偶、自由结婚和离婚，提倡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建立夫妻关系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婚姻。它把男女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的意见放在了重要位置，不再听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摆布，便于男女当事人互相了解、增进感情，增强了婚姻的开放性和自由性。随着父母主婚权的削弱，婚姻当事人自由平等的独立性自然增强，这种文明结婚的方式受到了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喜爱和仿行。自由结婚给青年男女带来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正如华航琛填词的《文明结婚》中所唱“吾曹幸作共和民，婚礼喜得守文明，良缘缔结自三生，恰好两心相映。”“指环交换证良姻，爱情诚挚结同心，百年偕老祝长春，好合如鼓瑟琴。”[58]
2.彰显社会责任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正当资产阶级仁人志士用种种革命的探索与努力挽救民族危机之时，一批女性也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积极地投身于抵御外侮、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运动中，女性的社会责任感日益彰显，表明女性不再把“贤妻良母”作为生活唯一的理想与目标，不再依附男性而生存，不再甘愿禁锢于家庭的狭小空间。这是女性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的突破，也是女性新的生活内容的赋予。
然而，“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59]在这个“男子专有之世界”里，“中国数千年之制度，以女子为奴隶者也，强女子以服从者也”。[60]在男性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女性长期受制于“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②，“妇无公事，休其蚕桑”③，“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④等性别说教。男权文化的钳制铸就了女性传统的依附人格，女性被禁锢在家庭之中，“育子治家二事，所由为女子毕身之职也”。[61]因为“女子舍育子治家而外，鲜事工作”，所以“奴隶惰民之恶，悉集于女子之一身”[62]，更不用说对国事的关心，毕竟“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恐家之索”⑤。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这种遏抑女性的传统性别定位予以了辨驳：“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机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决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而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63]何香凝也敬告姊妹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复巢之下，薪火之上，宁可幸欤？”[64]除了用激进的言论鼓励女子投身于革命洪流，先进知识分子用乐歌的形式进一步感召女界同胞要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为己任，金一填词的《女青年》中写到：“我姊妹们前来听，落花惨淡柳色新，白骨青山多哭声。阿谁肯把乾坤整，男儿不任女儿任。现出观音菩萨提身，普度众生原无尽。”[65]佚名作词作曲的《妇女运动》将“天赋人权”思想贯穿其中，激励女子应如男子一般共赴国难，“好姐妹，快自强，大家努力莫退让。女权扩张张张张，女子参政新气象。好妹妹，要奋斗，救国责任不让人。奋勇前进进进进，男女平权世界新。”[66]
先进女性对自身社会角色所应承担的义务、所应得到的权利并不仅仅停留在言语中，更多地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或者直接扛起武器与敌人作斗争，或者在战场上救护伤兵。辛亥革命时期，女子作为武装斗争中一支特殊的重要力量，积极投身革命党人在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革命活动。华航琛分别根据中国传统曲调《梳妆台》以及日本曲调《凯旋》填词的《女革命军》、《妇人从军》均反映了女性通过参军、参战的实际行动来实现男女平权、女性独立的愿望和目标，正如《女革命军》中的唱词：“女革命，志灭清，摈弃那粉黛去当兵。誓将胡儿来杀尽，五种族合大群，俾将来做个共和民。女革命，武艺精，肩负那快枪操练勤。步伐整齐人钦敬，联合军攻南京，你看那女子亦从征。梁红玉，沈云英，古来的历史有名声。女人爱国是天性。清中原扫胡尘，安见得今人让古人。玛利侬，倡革命，法国人改做共和民。至今人人多钦敬。我中华大革命，须知道女子亦从军。”[67]
作为展现女性意识觉醒平台之一种，女子军在全国许多城市出现。1911年，武昌文华学堂女生曹道新率先向革命军报名，要求投军从戎，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深为嘉许，理应欢迎，以资提倡”。[68]接着，汉阳19岁女青年吴淑卿亦上书黎元洪，要求组织女子北伐队讨伐袁世凯，“凡为国民者，皆当思尽当兵之义务也”，表示“吾愿舍身而赴敌”[69]不久，吴氏就招募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揭开了女子从军的序幕。在“女国民”思想召唤下，各地女子军继之而起：
妇女北伐光复军于1911年11月成立，宗孟女学校长陈婉衍担任管带。为提高军事战斗力，陈婉衍还开办军事学堂，进行军事课程的教育。后来，并入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女子北伐队中，有一支50人组成的“女子敢死队”，就是全部从北伐光复军中精挑细选而来。
1911年11月13日，尚侠女学辛素贞向沪军都督陈其美上呈要求组建“女民国军”，因为林、辛及主要队员都是浙江人，所以这支女军又被称为“浙江女子国民军北伐队”。这支队伍颇具影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于1912年1月3日亲自阅视过她们的驻地。
广东光复后，邹鲁、高剑父也于1911年12月发起组建了广东女子北伐队，领队是徐慕兰、宋铭黄，队员40余人，多为香港实践女子学校的师生。她们刻苦练习兵操、骑术、射击，次年2月，与广东北伐军同时北上，参加了讨伐清军张勋部的宿固之役，被人们誉为“今之木兰从军”。除此以外，还有沈亦云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尹维竣等组建了浙江女子军。
女性作为国民一分子，救护伤兵既是义务也是责任。而且，性格优势使得女性温柔细心，在救护工作中不仅能够分担男性的工作，而且更胜一筹，有“女界梁启超”之称的爱国女医生张竹君在此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时任上海医院院长的张竹君在上海发起成立“赤十字会”，自任会长，以救助因辛亥革命而受伤的人员为宗旨，这是中国女性参加战地救护的第一个救护团。第一队有会员123人，其中女医师14人，女看护40人。10月28日，张竹君率第一队到达汉口前线，立即投入到战地救护工作，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先后救治伤员1300余人。11月中旬，上海医院派出第二队至镇江、南京，也救治了千余人。“赤十字会”不惧艰险、不畏牺牲的爱国行为广受好评，《民立报》发表评论文章：“中国女子，久为男子所轻视者，以其柔懦无能也。今张竹君女士组织女子红（赤）十字会，往汉口施救受伤兵队，诚中国以来未有之创举，女士此举，非特有光于女界，亦且有光于祖国，有益于同胞，吾不禁为女界贺。”[70]
此外，上海女界还组织了“赤十字会”第二团；张汉英、张昭汉和唐群英等在上海组织“北伐军救济队”。其他的救护组织有江西蔡惠、张俊来、石美玉等组织的“九江赤十字会”、广东宋铭黄创建的“北伐随营救伤队”，沈仲礼的“红十字会”，俞凤宝的“学界救伤社”等。
中国女性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积极献身革命的精神，鼓舞着革命的士气，也激励先进知识分子以歌唱的形式对女性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进行称颂，冯梁填词的《赤十字会》唱出了女性忧国忧民的情愫以及责任感：[71]
临行挥手莫絮语，侬也从军也。纵使疮痍药饵需，侬做看护妇。料理药饵慰汝痛，汝意得解无？大旗十字血样出，那怕血腥污。
血腥产出文明花，花香满世界。中原父老望太平，铁血是代价。我思女杰玛尼池，从来不恋家。木兰娇小尚未嫁，�甲代爷爷。
小儿小女勿恋乳，汝妈从军去。提剑出门肯让渠，汝爷好辛苦。乔家姊妹看兵出，也曾入画图。画图省识关无度，夫婿龙马虎。
龙兮虎兮战斗酣，大旗扬天半。战线以外纵安全。细心仗大胆。本来娇怯不济事，耻作凤与鸾。共安乐者同患难，责任大家担。
二、乐歌的表现形式
曾志�在《音乐教育论》中写到“拨四弦、引七键，吐无限之情感，能使英雄泣、鬼神惊，天地之调和因之而发挥，宇宙之真美因之而显象，家族之关系因之而亲密，异类之动物因之而和好。非音乐之优美灵妙，其孰能与于此？无论于外交、于军政、于义赈之关系，于政治、于父子、于兄弟、于夫妇之关系，于家政，有是而活动、而欢乐、而安慰、而情爱；于一国维持一国之风教，于一家增进一家之幸福，于一身调和一身之思志。功用之大，如是如是。”[72]因为音乐拥有如此强大的功能，接受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通过音乐唤醒广大女子的自我意识。但是“我国四万万人，女子居其半，此二万万之女子，皆无用之人也。”[73]而“今女学萌芽，仅此区区少数之女学生”，“中国如是之大，而仅得此区区少数之女学生，恐教育未能普及”。[74]为此，秋瑾女士在《中国女报》中发表了题为《敬告姊妹们》的文章，文中深入剖析了女子懦弱之本源：“诸位姊妹，天下这奴隶的名儿是全球万国没有一个肯受的，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知辱呢？诸位姊妹必说，我们女子不能自己挣钱，又没有本事，一生荣辱皆要靠之夫子，任受诸般苦恼，也就无可奈何，安之曰命也，……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无非僻处深闺不能知道外事，又没有书报足以开化知识思想的。”[75]乐歌固然可以教化民众，但是，面对这样的受众群体，女性自主自强社会主体意识的增长必然会受到牵制，因此，对于涉及歌曲表现形式的词、曲写作或者选择都需仔细斟酌。
文中所举乐歌大多选自唱歌集，譬如沈心工的《学校唱歌初集》、叶中冷的《女子新唱歌》、华航琛的《共和国民唱歌集》、冯梁的《军国民教育唱歌》等。由音乐教育者和文化界先驱编写的唱歌集，是音乐教科书的初级形式，也是学堂乐歌最早的教学传播文本。“学堂乐歌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学堂开设的音乐（当时称唱歌或乐歌）课或为学堂歌唱而编创的歌曲。”[76]“学堂”是学校的旧称，因此，学堂乐歌适用范围较广，“浅者适于幼稚、小学，深者适于师范、中学”，[77]而“小学时代，学生之脑力幼稚，故各种科学精神之教育，必附丽于形质；至中学，则智识渐完，优美之思想，完全之人格，必于此时期养成之。”[78]所以，参军、救护、文明结婚等深层次内容的歌曲适用于年纪稍长的师范生、中学生。
（一）曲调来源及构成
纵观这些女性主题歌曲，其共同的特点都是根据现成曲调重新填词而成，究其原因，“一是受我国传统音乐创作方式的影响，在我国过去对诗、词、曲等可咏唱的作品的创作方式就是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二是当时的中国音乐家初学作曲，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懂得专业作曲技术的人极少。三是受日本的影响，学堂乐歌是国人假道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因此在创作方式上也深受日本的影响。”[79]“在‘中体西用’思想的驱使下，鼓吹学习西方文化来拯救中国的思想已经蔚然成风，但是由于地域、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局限以及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使中国人看到世界的首先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80]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曲调居多的原因所在，譬如《妇人从军》根据日本军歌《凯旋》填词[81]、《勉女权》曲调近似日本幼儿歌曲《风车》的歌调[82]、《赤十字会》曲调来源于日本军歌《妇女从军歌》[83]。
采用日本歌曲制作的乐歌大都旋律平稳，音域较窄，对于初学作歌及唱歌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日本曲之音节，一推一扳虽然动听，终不脱小家气派”，[84]随着乐歌创作的发展，填词者不再仅仅满足于日本曲调，而是逐渐选用欧美曲调，因为“西洋曲之音节，则浑融浏亮者多，甚或挺接硬转，别有一种高尚之风度也。”[85]例如依据英国歌曲《阿夫顿河水》填词的《女青年》[86]、采用德国民歌《离别爱人》填词的《女子体操歌》、《文明结婚》[87]等。
除此以外，还有运用中国传统曲调填词的乐歌，象《文明婚》曲调源于《宫苑思春》[88]、《女革命军》、《缠脚的苦》则是根据《梳妆台》填词而来[89]。这类作品在学堂乐歌中的创作中数量极少，“主要原因是我国当时有关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就是要效仿西方，改掉与封建体制密切相连的旧体制、旧文化，而且很多西乐的大调进行曲色彩的曲调更适合鼓舞人心、振奋精神。”[90]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下等社会最优于感动音乐，北人之好唱戏，南人之好唱小调皆是也。”[91]而且，“今之下流社会，一字不识而能唱小曲者，几十人而九，”[92]《梳妆台》是大江南北广泛流传的民间小调，《宫苑思春》则是传统琵琶大套文曲《塞上曲》中的一个乐段，琵琶在民间的普及与流传，使琵琶音乐具有世俗音乐和民间音乐特征，琵琶成为了雅俗共赏且多重属性兼而有之的乐器。正因为这一类传统的中国曲调有着广泛地群众基础，所以，当它们再次被词人重新填词，其思想性固然会随着歌词内容发生改变，但却不妨碍歌曲的传唱。
词人选用的曲调不仅仅民众熟知，而且曲调的构成也受到了乐歌创作者的重视。歌曲音域较窄，音区较低，大多在中低音区徘徊。旋律进行平稳，音与音之间多为级进关系，跳动音程较少。旋律发展也通常是从中低音区开始，然后逐渐向高音区推移，从而达到情绪的高涨，适合未经受过专门声乐训练的普通群众演唱。相比较于戏剧性歌曲的丰富及变化，歌曲稳定且明快的节奏型，更有助于听者的记忆。
乐歌无论是日本曲调、欧美曲调，还是中国曲调，填词者选取的曲调结构多为乐段，规模一般不太长大，由两到四个乐句组成，但形式完整、统一，能够鲜明的体现音乐形象。为了便于记忆，利于上口，曲调大多采用了重复的创作手法，譬如上文中的《女子体操歌》（谱例2），由三个乐句组成，其中第三乐句是第一乐句的原样重复。而四个乐句的《妇人从军》（谱例3）由三种材料组合而成，第二乐句借用了第一乐句的材料，是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不同之处即在于乐句的最后小节。四乐句的《勉女权》，尽管每句之间材料不同，但是材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第二、第四乐句音高不同，节奏型却基本一致（谱例4）。曲调通过音高、节奏的重复，使听者的表象得到了强化。作为弥补记忆力不足的手段，它也使作品前后呼应，连贯一致，从而建立起结构上的秩序感。每一次的重复，都使听者加深了对作品的印象。
例3
例4
（二）词
学堂乐歌的曲调虽然大多来自异域，表达的却是中国化的思想和风格。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乐歌作者在填词改编时对它们作了中国化的处理，填上了具有中国传统韵味的歌词。这就要求填词者必须具备良好的音乐旋律的审美判断力及音乐修养，根据曲调的风格、特点填上与之相应的新歌词，即“不熟读全曲，得其全神，不可填歌词”。[93]譬如，叶中冷为迎合《宫苑思春》古朴典雅的曲风，填写的歌词文白相间，既有“宓羲”、“俪皮”、“百年好合”、“如鼓琴瑟”等与婚姻相关的古代典籍中的词句，亦有“伟丈夫”、“奇女子”、“男女权平等”、“国民分子”与时世精神追求相符的文字。而《女子体操歌》中的歌词则依曲调的风格采用了接近日常生活语言的表达方式：“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吾们不要，吾说要吾学问好，吾又要吾身体好。操操二十世纪中，吾辈也是英豪。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吾们不要，弗怕白人那样高，弗忧黄人这样小。操操二十世纪中，吾辈也是英豪。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吾们不要，吾头顶天天起高，吾脚立地地不摇。操操二十世纪中，吾辈也是英豪。”填词者准确地把握了音乐的风格，词曲配合默契。在三段六句的歌词中，语言简炼、格调清新、色彩明朗，每句韵脚统一结束在“ao”音上，且多次使用诸如“娇娇”、“操操”这样的叠字，唱起来颇具韵律、朗朗上口。总之，歌词无论是亦文亦白体还是白话体，大都力求做到明白如话、通俗易懂。
尽管曲调现成，却以“音调虽仍其旧，而歌词务求其新”为宗旨。[94]文中所举乐歌都为旧曲翻新之作，但是却赋予了全新的歌词内容，既有倡导去除旧习俗、树立新风尚的作品，也有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迫切地需要能够表达这一时代变革的中正之音，所以即便是同一曲调，也会因歌词不同而反映不同的内容。根据《梳妆台》曲调填词的《女革命军》、《缠脚的苦》显然是两个不同内容的乐歌，其宣扬的主旨自然也是相异的。基于女子受教育程度，易学、易唱、易记是歌曲得以传唱的基础，选择相同的曲调填写不同的歌词，大大提高听者学习时间、记忆时间的同时，也有利于女子解放思想的快速传播。
填词者除了考虑词曲配合的默契、歌词务求其新，还注意到乐歌学习者的年龄特征、教育程度。秋瑾女士曾对女子刊物的创办发出了这样的感悟：“虽然有个女子世界，然而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办这个中国女报，就是有鉴于此，内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的，以便姊妹的浏览”。[95]旧思想、旧观念极大约束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据统计，1915年二万万妇女中受教育者不过20万，只占1‰，1922年人数虽有增长，但也不到2‰。⑥以文字形式出现的乐歌歌词创作面临着这样的受众，自然也会出现“不难于协雅，而难于谐俗”的问题，[96]，叶中冷也坦言:“作雅歌易，作俚歌难。俚歌须浅显有味，既不悖乎心理，亦有契乎道德。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者，庶不至今聆者耳憎、阅者目刺。”[97]这样的感言，梁启超早有领悟，对于乐歌语言的写作，梁先生认为“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98]
以上言论皆传达出了“俗”中透“雅”的美学理念，是文人对雅俗标准的取舍，也是个中滋味的感喟。就文中所列乐歌而言，歌词写作已经注意到演唱者接受能力方面的问题。例如，《缠脚的苦》、《女子体操歌》这样一类供儿童演唱的歌曲，歌词写作浅显易懂，而《勉女权》、《妇人从军》、《女革命军》等适合年纪稍长学生演唱的歌曲题材，歌词创作减少了稚语，增添了歌词文学性的同时又力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其间无不流露出担当的责任和权利。
结 论
“欲观其国之风俗人心，迹其流传之乐歌”[99]，文中所举女性主题乐歌恰恰是女子寻求身体解放、思想解放愿望的体现。为了进一步宣扬女性解放思想、男女自由平等，女权倡导者选用了学堂乐歌作为传播的载体。乐歌的最初接受者是中小学生，而“儿童初学唱歌，则专从听觉入手”[100]，为此，乐歌的编创者在曲调的选择、曲调的构成、歌词的写作等方面的仔细考量，才使得歌者产生易学、易唱、易记的感受。因为歌曲内容富有时代精神且符合民众心理，加之文词浅近却不俚俗，词曲配合贴切，因此，它惠及的不仅仅只是学生，它的启蒙意义是全民性的。作为被人接受、欢迎并引导人们思想前行的文化力量，女性主题乐歌中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正所谓“音乐之于小学教育其关系如此，则以之教育我感情薄弱之国民，将来于社会上、政治上、军事上皆受无穷之影响者也。”[101]
女子解放乐歌无论是音乐形式还是歌词语言都建立了一种贴近时代、走向民众的音乐文化模式，这种音乐文化反映了时人的觉醒意识。虽然乐歌歌词多为男性创作，由男性代为传达女性心声，但是，这种被动的转述并不能就此视为是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长期的受压迫、被禁锢，使得这个最富有情感的群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缺乏自我表达的能力，所以，就那个时代而言，凡是试图通过音乐来表达女性意识的作品，凡是能够唤起社会对女性现状予以关注的作品，它对女性身体的复苏、精神的觉醒所起到的作用不应低估。
注释：
①《白虎通•婚娶》。
②《礼记•曲礼》。
③《大雅•瞻印》。
④《诗经•小雅•斯干》。
⑤《尚书•牧誓》。
⑥数据源于华中师范大学2003级张会霞硕士论文《清末女子教育述评》第31页。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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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同［12］.
责任编辑、校对：田可文
On the Women’s Liberation Showed in Songs of Period of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LIU Sha
Abstract: As the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had its aftermath strong unstoppable. However, on the eve of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bourgeois democratic thought had been unprecedented as intellectual liberation, active unprecedentedly rapidly to promote and spread, and on this basis was conceived and developed feminism had also been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But, the author had the opinion that the Chinese women’s slave roots have had a long history ant strong, with only the articles to promote and inspire women of power struggle was far from enough, the music function on human thought and behaviour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national elites who illuminati with foresight, the song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women attempted to arouse the female body’s recovery and spiritual awakening on various aspects.
Key Words: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women’s liberation, music and so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