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30年来，学界在前贤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广泛深入的探索与考证，主要有蒲松龄说、丁耀亢说、贾凫西说、章丘文人说、河南人氏说、集体创作说和蒲震说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注重对作品内证资料的挖掘，还把视野扩展到对外证的搜集和考察上，开辟了一条条研究该书作者的新途径。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 作者 探索 综述
对《醒世姻缘传》（以下简称《醒》）作者的探索和研究，不仅是对《醒》书本身研究的需要，也是确切利用《醒》书提供的材料开展其他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前提，因此，《醒》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醒》作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虽见仁见智，难归于一，但所涉及的问题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过去更进一步。计有蒲松龄说、丁耀亢说、贾凫西说、章丘文人说、河南人氏说、集体创作说以及蒲震说等，其中围绕前四说的讨论最为热烈。兹将讨论结果综述如下，供研究者参阅。
一、关于“蒲松龄说”
“蒲松龄说”最早是清人杨复吉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胡适根据其他材料进一步加以考证，影响较大，不少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80年代以后，肯定此说的有张赣生、李永祥、严云受、肖维棋、真启梁、苏家庆、林若红等。
张赣生以为，要考订《醒》作者，首先要研究此书的“凡例”。“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是可信的。“书中所记为淄川、章丘一带故事，用当地方言写作，就作者所处时代、地区而言，正与蒲松龄一致。”[1]李永祥将蒲松龄的《江城》、《禳妒咒》与《醒》书作了对比分析，发现三者有明显的因袭演进之迹。俚曲《禳妒咒》与《醒》书有九处相似，“两书不仅基本纲目类同，而且一些具体场景的描写，细微末节的刻画都颇多一致的地方，这就不能不得出两种作品同是一位作者的结论了。”[2]严云受探讨了《醒》和《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聊斋俚曲的关系，从两方面作了对照分析：1.关于因果报应。《醒》用报应观念来解释复杂的人物关系、事件因果，并进行劝善戒恶的规箴；在《聊斋》中，因果报应观念同样占有很突出的位置；聊斋俚曲又加强了报应成分。2.某些词语的书写。《醒》用蒲松龄的家乡山东淄川一带的方言土语写成，作者习惯于把“急”写作“极”、把“掉”写作“吊”、该用“和”的地方写成“合”，这种习惯同样表现在聊斋俚曲中。[3]2001年，严氏又将《醒》与蒲松龄的诗文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有共同的生活体验和思想观念，对农村灾异特征的描写及写作心态相通。[4]
肖维琪提出高邮盂城驿是重要外证。蒲松龄与盂城驿有一段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是作为同乡好友孙蕙的幕宾到高邮来的。故在《醒》的下半部插进盂城驿的内容，是完全可能的。[5]高邮人真启梁从《高邮州志》中发掘出蒲松龄为孙蕙做幕宾期间，曾管理过盂城驿务，并写有《高邮驿站》呈文等史料。认为《醒》有关高邮及盂城驿的种种内幕之描写，证明了蒲松龄的这一经历。[6]苏家庆提出了《醒》创作的地域中心考证问题。根据《淄川县志》、《蒲松龄年谱》及有关作品记载，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对《醒》书所描写的山川景物、地理方位、道路里程等分析考证，认为诸多信息都与蒲松龄有着较大程度的联系。[7]
否定蒲松龄说的占多数，有金性尧、童万周、田璞、徐朔方、姜纬堂、颜廷亮、马桂冬、夏薇、王平等。
金性尧认为：“从此书本身所反映的种种特征看，尤其是作者潜意识里的东西，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此书实为明人写明事，而非清人蒲松龄所作。”[8]童万周否定蒲氏作《醒》的理由是：1.据王守义考证，《醒》在清顺治年间即有刻本。假设此书刻成于顺治最末的十八年（1661年），时蒲氏年方22岁，要写出如此宏篇巨著，“于情理上实难使人置信”。2.蒲氏友人乃至“郢中诗社”社友均未提及蒲有《醒》之作。3.蒲氏子孙也未有松龄作《醒》之说。4.从蒲氏晚年著述表看，没有可能作《醒》。[9]
田璞指出，胡适提出的蒲松龄是《醒》作者的四条理由有不少漏洞：1.杨复吉记载鲍以文的话：“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在蒲松龄的生平中根本找不到依据。2.从十个方面说明蒲松龄的《江城》和《禳妒咒》，在取材、情节安排、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而《醒》却与它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3.《醒》写了章丘的自然灾害和地理情况，不能据此就断言它的作者应该是章丘或淄川人。从《醒》书第二十四回判断，作者是看了志书的。4.从方言土语的运用断定《醒》的作者必是蒲松龄，更令人难以信服。比较蒲松龄的俚曲和《醒》运用土语的情况，“多数土语明显不同”[10]。田璞还从思想倾向方面，比较《醒》书与《聊斋》：《醒》表现了明显的故国之思，而在蒲氏作品中很难看到这种感情。另外对官吏、地主的看法，对劳动人民、贫苦知识分子、商人、妇女的态度都存在着重大差异。[11]徐朔方认为，《醒》所穿插的诗词没有一首算得上是佳作，而《聊斋》则每一首都是作者诗才的见证。《醒》写到的人物不少是文人学士，而《聊斋》不时有井市人物作主角。这是“由于两书作者修养不同，文言白话各有擅长而自然产生的不同特色”[12]。
姜纬堂对《醒》书关于北京的描写进行了考察，结论是：《醒》所描写的明代北京，“时有谬误，且多属常识性的笑话”。蒲松龄曾编选过《帝京景物略》，断不致将此书明载在西郊的皇姑寺搬至城内，更不致将不载于此书的承恩寺视为名胜。[13]颜廷亮、马桂冬抓住“特定地理方域”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称谓及不同行政归属这一特点，据《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分析《醒》中写出的作者时代的三处地名：济南合属六县、山东六府、辽东四卫，得出《醒》在清顺治十年十一月业已成书的结论。蒲松龄此年“仅为十三岁孩童”，不可能是《醒》的作者。[14]
夏薇给西周生做了一番画影图形，从他可能从事的职业、仕途及阶级立场得出结论：“蒲松龄一辈子以舌耕为生，有45年的坐馆经历，他的职业就是一个教书先生。但西周生的立场、观点以及说话的口吻处处都在向读者传达一个信息，即他的职业并不是教书先生。”[15]
王平对《醒》和《聊斋》中的俗信描写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书的作者虽然都非常重视运用民俗信仰以达到各自的创作目的，但在具体描写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所写狐精的本性和形貌、狐精与男子的关系、对人的态度不同，在鬼魂描写方面不同，对众多神�的描写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因而其作者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小”。[16]
刘钧杰、罗福腾、张树铮、程志兵、刘�等人另辟蹊径，用《醒》与《俚曲》语言方面的差异作内证，否定蒲松龄说。
刘钧杰通过对个人言语特征的探讨来判定《醒》的作者。“不同作者使用某些语言形式有不同的习惯。因此，我们有可能通过对作品言语特征的考察，来解决蒲松龄跟《醒》的关系问题”。刘氏用近60万字的《聊斋俚曲集》（以下简称《俚曲》）和《醒》一百回里抽取的六十回（约60万字），分成10组，用抽签方式随机取样，分5项对《俚曲》和《醒》的用词差异进行比较。结论是：两书的语言呈现出有规律的、明显的差异。[17]
罗福腾比较了《醒》和《俚曲》反复问句的差异。“VP不曾”式（如“去了不曾？”）：《醒》共69例，占全书反复问句的41.3%；而《俚曲》共11例，占总数的9.5%。“VP不VP”式：《醒》书58例，占34.6%；《俚曲》67例，占57.2%。[18]再如“V他V”结构，两书的差别有三点：1.从重叠动词是否带“儿”的成分来看，《醒》书9例，《俚曲》0例。2.从“V他V”短语和“V V他”短语使用上的差别来看，《醒》书的人称代词几乎都放在重叠动词V V之间，而《俚曲》则有17例是放在V V之后的。3.从能进入“V他V”结构的代词单复数来看，《醒》书有4例复数人称代词嵌入“V V”之间，《俚曲》则0例。这些语法方面的差异说明二书完全出自两人之手。[19]
张树铮对《醒》和《俚曲》的语法特点作了比较，找出五方面的差异：1.一个动词同时带有宾语和补语的时候，《醒》书有VOC与VCO两种句式，而《俚曲》只有VCO一种。2.表示时间或假设时，《醒》书常用助词“可”，《俚曲》常用“着”。3.《俚曲》有代词“乜”，《醒》没有。4.《俚曲》不说“俺们”、“我们”、“你们”，《醒》有这样的说法；《俚曲》“您”常写成“恁”，《醒》则不然。5.《俚曲》“的”可以用作趋向补语，《醒》没有这种现象。因此，“两书的作者绝不可能是一个人”。[20]
程志兵提出《醒》与《俚曲》的人称代词在使用上有明显差异：《俚曲》第二人称“恁”使用了近20次，《醒》书没有一例；《俚曲》人称代词“俩”的使用有160次，而《醒》没有；《俚曲》有表示泛指的“公伙（里）”、“大家伙里”，《醒》中未用；《俚曲》单数人称代词加“们”仅有十几例，《醒》有数百例；《俚曲》人称代词的表达组合明显多于《醒》，呈现出多样性。如果《俚曲》和《醒》是同一人所著，两书所用的人称代词的差异不会如此明显。[21]
刘�发现《俚曲》与《醒》的处置式存在很多不同：《俚曲》“把”的出现频率大大高于《醒》；“将”字句的运用较《醒》少了很多；《俚曲》有“捉”、“拿”字句，《醒》没有；“着”字句的运用《俚曲》也多于《醒》。由此基本判定，《醒》与《俚曲》的作者并非一人。[22]
二、关于“丁耀亢说”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丁耀亢说”有方兴未艾之势。持此说的主要有田璞、张清吉、张兵、叶桂桐、冯春田等。
田璞从三方面推断：1.从西周生与西生的联系看：丁耀亢字西生，《醒》书所署“西周生”和凡例所署“东岭学道人”其实是同一个人的化名，这与丁氏《续金瓶梅》署名是“紫阳道人”、序署名是“西湖钓叟”的情形相类。2.从丁耀亢的生平资料与《醒》的联系看：丁耀亢“倜傥不羁”，与《醒》中所表现的嬉笑怒骂、无所顾忌，是一致的。3.从《醒》与《续金瓶梅》的联系看：两书都借因果报应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对三教都“无所执著”，都“杂引佛典道经儒理”，都有色情描写，语言都不避俚俗，署名与署名或署名与住处名都“西”、“东”对举。在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中，“象丁耀亢与《醒》的联系如此之明显，如此之多方面，恐怕是很难找到的”。[23]
张清吉根据《醒》书使用的化名和凡例“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这一线索进行考证。丁耀亢，字西生，书中“引言”诗中有“岂特母仪能化国，更兼妇德且开周”之句，开周，即免去周字。“西周生”去其“周”字，正是丁耀亢的字。书中的“会仙山”、“白云湖”和“龙王庙”，“泰山”和“玉皇庙会”的“烧香”，在乾隆《诸城县志》有记载。[24]1991年，张清吉在其论著《醒世姻缘传新考》中，对丁耀亢的家世、生平、思想、文学观以及作者的化名和小说的本事、方言，以及与《续金瓶梅》的关系、成书年代等，作了认真的梳理。1995年，又根据搜集到的新资料，认为《醒》中人物“邢皋门的精神气质、家世家境、生活履历完全是丁耀亢本身诸事的翻版”。[25]书中言及的“古堤”，正是诸城南宋代苏轼所筑的大堤；卜筑于此的“杨尚书”，正是明末清初的杨宗儒；“连年荒去”的奇荒，正是发生于万历年间诸城的灾异。《醒》涉及的这些“本事”，丁耀亢皆耳濡目染，故将其写入自己的著作。[26]张兵认为，在探讨《醒》作者的诸家中，张清吉的“丁耀亢说”最具科学价值。[27]
叶桂桐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甲编中查到“西周生”别号下注明是丁耀亢，在乙编丁耀亢的名字下，著录了丁氏十四个别号，其中一个就是“西周生”。据此断定：《醒》的“著作权问题，就名正言顺地该属于丁耀亢”。[28]
冯春田认为，西周生取名的材料，与中国名号学有关，《醒》书人物邢皋门与丁耀亢有关系。《诗》言“皋门有伉”，则可能是以“伉”谐“亢”，暗寓“（邢）皋门即（丁）耀亢”。“皋门”谓“西周”之皋门，“皋门”与“西周”密切相关。邢皋门名“邢宸”，又偕“星辰”之意，正与“亢”（亢宿，星宿之一）相因无间。晋代潘安仁《西征赋》“秣马皋门，税驾西周”句中，“皋门”、“西周”对举，又体现了邢皋门与西周（生）之间的联系。凭此可证：邢皋门即丁耀亢，丁耀亢即西周生。“也就是说，《醒》书辑著者即丁耀亢，西周生是丁氏的化名”。[29]
否定“丁耀亢说”的主要有孙玉明、徐复岭、王瑾、李焱等人。
孙玉明认为，田璞人为地把“西生”与“西周生”、《醒》中“周了生”联系在一起“不是太妥当”。丁耀亢的作品，凡诗、文、戏曲、小说，都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在《醒》中，却看不出丝毫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丁耀亢的作品，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经常将自己的姓名字号流露出来，而在《醒》中却看不到一点作者的影子。[30]孙氏还从八个方面对张清吉《醒世姻缘传新考》的观点进行商榷，认为丁耀亢即《醒》作者的理由“实在难以服人”。[31]徐复岭从《醒》的成书年代、作者里居和所用方言、该书与《续金瓶梅》的语言风格和言语特征、某些“本事”问题等方面，否定了张清吉的“丁耀亢说”。[32]
王瑾指出，张清吉的结论“明显地存在着证据不足、考证方法不科学的缺陷”。从《醒》成书时间判断，丁耀亢也没有足够的创作时间。丁氏生活的时代，正是处于明清世变所引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历史年代。忧国忧民的丁氏，其作品都有着浓厚的历史感和遗民情结，他不可能在此时去写《醒》这样一部探讨婚姻、家庭伦理问题的小说。[33]
李焱在比较《醒》、《俚曲》、《续金瓶梅》三部作品差比句的基础上，通过数据量化分析，结合汉语发展史和山东方言的现状，认为在行文风格上，这三部作品存在着较大差异：《续金瓶梅》的口语化程度最低；《醒》有仿古的一面，但其作品具有浓厚的山东特色；《俚曲》口语化程度很高。《醒》作者是蒲松龄或丁耀亢的可能性很小。从今天山东方言中用“起”作为差比标记的分布范围来看，《醒》作者应该是长期生活在鲁东或鲁中的山东人。[34]
三、关于“贾凫西说”
徐复岭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和对各种文献的比对勘证，提出《醒》书系贾凫西所作。理由是：1.西周生所写的景物、地方、人物、事件等，许多都是贾凫西熟悉的。2.西周生的社会理想、政治哲学思想与贾凫西完全相同。3.西周生的文学兴趣、艺术修养、言语风格等，与贾凫西完全相同。4.从名号上看西周生也即贾凫西。贾氏周王室本出一家，“西周生”这一署名，“既反映了他对西周社会政治的向往与渴慕，也表明他与文、武、周公在血缘上的关系”；“贾凫西”，即贾子归于西周也，这正与“西周生”署名的寓意相同，当为一人无疑。[35]徐氏还从书中“人相异地”“错位”描写的流露、谐音寓意、命名法的使用、独具特色的地方特产和风物风俗的描写、带有个人风格特征的言语对照等方面，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36]
1993年，徐复岭在《作者和语言考论》中，通过研究《醒》书语言来考证作者的籍贯。彭兴奎认为：“书中不厌其详地列举《醒》书中最能体现方言特色的词语和语法语音现象以与兖州、曲阜方言进行比较，从而有说服力地证实了结论。”[37]袁世硕则认为，提出《醒》作者为贾凫西只能是对照性的推论，没有实在的证据来证实其结论。“但他举出的这种情况却是实实在在的，要探求此书的作者，就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38]
张清吉否定贾凫西说，认为贾凫西向丁耀亢提供了一些《醒》创作素材是可能的，但绝不是《醒》的作者。[39]王衍军从音韵角度推测：《醒》书中的次浊入声字归属去声，体现出与冀鲁官话和胶辽官话相一致的特点。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属于冀鲁官话区；而贾凫西是兖州府人，兖州属于中原官话区。从次浊入声字的归属角度看，蒲松龄的方音更符合《醒》书中次浊入声字归入去声的语音特点。[40]
四、关于“章丘文人说”
金性尧在《醒》书中找到作者署名的内证。第二十六回有这样几句话：“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作者以此署名，正透露他对乡土的深情。《醒》书应是天启、崇祯时山东章丘的一个文人所作。[41]徐朔方也说：“这是查有实据的作者署名为西周生的缘起”，“认定作者是山东省章丘县人应比任何假设更加合理”。[42]刘洪强持相同观点：从《醒》大量描写明水的风情和狄希陈的儿子取名“狄开先”来看，西周生当为章丘人，比较崇拜李开先，而李开先为明代章丘名人。[43]
徐复岭对“章丘文人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类暴露、讽刺性文学作品，作者不会安排在自己家乡。“西周生”的署名只是表明作者的政治理想――对西周社会政治的向往与渴求，而与地域或乡情无关。[44]
另外还有“河南人氏说”、“集体创作说”和“蒲震说”。
童万周认为，《醒》书人物李政修实有其人，作者很可能是长期跟随李政修的幕宾。今洛阳古时亦称西周，作者名曰“西周生”，疑以其籍贯名之。书中除有大量山东方言外，亦尚有河南方言，“怀疑作者西周生很可能是河南人氏”。[45]
王立鹏提出《醒》非一人独创的观点。第一至二十二回是部自成体系的中篇，为一位失意文人独立之作，第二十三回以后是前二十二回作者之外的“一群人”集体劳动的成果。西周生最大的功绩是将前后两部分粘合成一个整体。[46]蒲泽通过对《醒》书刻本的署名、故事情节、方言俗语、书写习惯、创作风格情趣、书中出现的避讳及涉及到的有关人和事等四个方面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醒》绝非一人所著，西周生只是最后的成书者。[47]路广、李文倩从《醒》书主要人物、故事架构等角度分析，认为“集体创作说”不能成立。《醒》书前二十二回其实为后七十八回的展开埋下了伏笔。[48]
蒲泽通过考证蒲震的生平经历、家庭情况、《醒》书涉及的某些本事以及其中暗藏的作者名号等，提出新的观点：《醒》最后的成书者是与蒲松龄同乡、同里、同时代的蒲震。从年龄条件、知识条件和经历条件来看，蒲震具备创作《醒》书“一切必不可少的条件”。其祖父蒲瑞曾著《恶因缘》，刻版两次。过世之后，蒲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演绎成了现今所见到的《醒》书。[49]
综上所述，研究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寻作者：1.从拟定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民族意识、文学兴趣、所取名号等，与《醒》书中资料相印证；2.用拟定作者的作品内容与《醒》书内容之间的联系及差异来判断；3.用《醒》书的方言词语、语法语音特点，作为拟定作者籍贯的内证；4.通过实地考察寻求外证，证明《醒》书描写的地域中心与某作者的联系；5.通过不同朝代地域名的变更来推断某作者创作的可能性。这些研究成果，开辟了一条条研究该书作者的新途径。要继续探求此书的作者，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发掘出来的材料，也不能不考虑这些相符的条件。这对于推动《醒》书作者、语言以及文学等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都具有启发性意义。
注释：
[1]张赣生：《考订作者的一条线索》，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2]李永祥：《蒲松龄与――兼与金性尧同志商榷》，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1期。
[3]严云受：《作者问题补考》，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3期。
[4]严云受：《作者问题续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肖维琪：《的作者是蒲松龄补说》，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2期。
[6]真启梁：《盂城驿呈文与蒲松龄在盂城驿》，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4期。
[7]苏家庆，林若红：《写作地点考证》，蒲松龄研究，2008年，第3期，第4期，2009年，第1期，第2期。
[8][41]金性尧：《作者非蒲松龄说》，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
[9][45]童万周：《后记》，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10]田璞：《为蒲松龄所作说质疑》，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
[11]田璞：《与蒲松龄作品的比较――再谈的作者不是蒲松龄》，殷都学刊，1988年，第1期。
[12][42]徐朔方：《论以及它和《金瓶梅》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13]姜纬堂：《西周生与北京――作者讨论浅见》，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
[14]颜廷亮，马桂冬：《成书时代》，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5]夏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36页。
[16]王平：《与《聊斋志异》俗信描写之比较》，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10年，第11期。
[17]刘钧杰：《从言语特征看蒲松龄跟的关系》，语文研究，1988年，第4期。
[18]罗福腾：《的反复问句》，语文研究，1996年，第1期。
[19]罗福腾：《山东方言“V他V”结构的历史与现状》，语言研究，1998年，第1期。
[20]张树铮，孙韵珩：《和语法特点的差异》，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4期。
[21]程志兵：《与人称代词的差异――兼谈两书的作者》，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2]刘�：《从处置式比较看非蒲松龄所作》，蒲松龄研究，2010年，第1期。
[23]田璞：《作者新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
[24]张清吉：《作者是丁耀亢》，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25]张清吉：《作者补正》，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1期。
[26]张清吉：《作者再补正》，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3期。
[27]张兵：《丁耀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28]叶桂桐：《研究述评》，蒲松龄研究，1994年，第1期。
[29]冯春田：《“西周生”即丁耀亢――辑著者证》，《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1页。
[30]孙玉明：《丁耀亢是作者吗》，蒲松龄研究，1993年，第3期，第4期。
[31]孙玉明：《作者“丁耀亢”驳议》，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
[32]徐复岭：《作者丁耀亢说平议》，《作者和语言考论》，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
[33]王瑾：《非丁耀亢所著》，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0期。
[34]李焱，池静莲：《从差比句的比较看的作者》，龙岩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
[35]徐复岭：《的作者是贾凫西――该书作者考辨之三》，济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36]徐复岭：《作者为贾凫西续考》，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
[37]彭兴奎：《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图书评论，1994年，第6期。
[38]袁世硕《序》，济宁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39]张清吉：《作者考――兼与徐复岭先生商榷》，济宁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40]王衍军：《从次浊入声字的归属看的作者问题》，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1期。
[43]刘洪强：《的作者为章丘文士考》，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4]徐复岭：《成书于顺治年间――该书作者考辨之一》，济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46]王立鹏：《从的思想内容和结构看其作者》，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3期。
[47]蒲泽：《非一人著考辨――作者及成书年代考辨之一》，蒲松龄研究，2010年，第1期，第2期。
[48]路广，李文倩：《从署名方式看作者问题――兼与王立鹏先生商榷》，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49]蒲泽：《作者西周生考――作者及成书年代考辨之二》，蒲松龄研究，2010年，第3期。
（张玉萍 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