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下一站：粗口成脏粗口成脏

　　走在街上你才知道流行什么。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T型舞台，展示的不仅仅是发型和衣裳，还有流行音乐。走在街上你才知道流行什么歌曲，《加州旅店》、《至少还有你》、《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最美》……这种流行有时让人感觉有些俗不可耐。
　　但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这就是台湾的哈狗帮。音响里正放着主人公讲述自己第一次嫖妓经历，店伙计跟着节奏摇着头，他看来往顾客时表情有些古怪神秘，似乎在向你暗示着什么。那个歌手还在唱:“21岁的时候/我还是处男之身/朋友不敢相信/他说我带你去转大人/他笑我那话儿/八成是绣花针。”音像店里所有人的表情都有些诧异，有种凝固的尴尬挂在略微泛出微笑的嘴角，似乎掩饰着道德面具濒临破碎前的最后矜持。
　　这个场景发生在北京街头某一家音像店里，不久，很多音像店都在显著地方贴出“最新到货:哈狗帮”之类字样。有时，店伙计还不厌其烦向你吹嘘一番这张唱片如何火爆。我找到出版这张唱片的台湾魔岩公司，负责人说他们根本就没想过唱片能在内地出版，所以连宣传照片都没有。但市场上，盗版哈狗帮却有六七种之多。我又问一些音像店伙计，哈狗帮卖得怎么样？回答是:“好卖”，“只要一放就有人买”，“有时候和王菲新唱片一样好卖”。
　　这究竟是一张什么唱片，让人如此感冒？如果从音乐风格上讲，这是一张说唱乐或是Hip-Hop，但从内容上讲，因为主题触及到流行音乐从未涉及的领域，将触角伸向道德禁地，撩拨起人的某一根神经。
　　哈狗帮的流行和雪村有些类似，歌曲也是最先在网络上被人传来传去，所以在唱片正式出版之后，早已把市场培养成熟。在台湾唱片市场萎靡的今天，哈狗帮第一张唱片没有通过宣传就卖出了13万张。
　　唱乐自从70年代末在美国出现以来，在90年代末期终于蔓延成一种全球文化现象。由于说唱乐的中心在说上，歌词尖锐、敏感和下流就成了说唱乐的特色，说唱乐除了能显示歌手嘴皮子工夫，还能显示歌词在创作上的智慧。
　　在此之前，曾经有“糯米团”、“L.A.四贱客”等说唱组合流行一时，他们的歌词虽然也非常有趣，插科打诨，搞笑模仿，篡改采样，让人忍俊不禁，总体来说还比较干净。哈狗帮则不然，他痞劲十足，粗听歌词绝对是教唆青少年学坏的教科书。但仔细分析，会发现，用糟践自己来唤醒良知是歌手最大胆最勇敢的地方。哈狗帮在唱片中反映出对商业文化的无奈和这一代年轻人迷惘的浓度是所有华语唱片中最高的，面对丧失人性的商业文化的铜墙铁壁，对一个用嘴来表达立场的人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攻击和谩骂。《就让我来Rap》把台湾唱片界从里到外狠狠地骂了一通，《韩流来袭》针对Y一代哈韩、哈日族，台湾文化出现了断层(其实内地也一样)，年轻一代只有靠域外文化来填补精神需求，这究竟是谁之过？《这个日子》、《十三号天使》、《风骚娘》、《1030》干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嫖客、痞子形象，嫖妓、挂马子、性经历成了歌曲主题，淫荡下流把人们的神经绷到了极限，矛头直指台湾病态社会现象。《补补补》、《快乐》则是对台湾教育制度的无情嘲弄。听哈狗帮这些说唱，不夸张地说，会让你感到心惊肉跳。
　　我第一次听到哈狗帮的唱片是半年前在说唱歌手李小龙家里，他当时就兴奋地说，这才叫说唱，他立志在下一张唱片里“口淫”一把，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设想，毕竟他的唱片要通过审查这一关。记得崔健在《最后的抱怨》中第一次唱出“去你妈的”之后，一些摇滚乐手开始在歌词中加入脏话，但摇滚加脏话总显得不那么和谐，摇滚的反叛在被大众接受之后就变成一种招牌。而说唱更像是街头广播，以粗俗方式传达来自底层小人物的心声，不管是民主还是不民主的空间，都有培植说唱乐的土壤。
　　北京年轻人开始学会涂鸦，开始狂听说唱乐，开始学会打碟，说唱乐将形成内地新的亚文化势力，摇滚终将变成“哑”文化，说唱之风早晚会在国内刮起。远有埃米内姆，近有哈狗帮，痞子总能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早晚我们都会面对这类粗口说唱。我们的道德神经能否禁得住这种粗口说唱的考验，如果禁得住，李小龙会抡开了胡说，但反过来我们是否会担心道德标准在沦丧;如果禁不住，那么李小龙只能小心翼翼去说那些干净说唱，但另一个哈狗帮却一路绿灯，继续热销。或者，有一个内地歌手采用非常规手段让自己的唱片堂而皇之进入唱片店(之前已有不少摇滚乐队这么做过)，我们该怎么办？这种反讽是否能让我们好好反省一下，到底什么标准出了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