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伊曼不分善恶 麦克白斯的儿子试探麦克得夫是否可以信赖，假装对他说：我没有君王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宽容、勇敢、刚强，一样也没有。当他证实了麦克得夫的刚正时，撤回了对自己的诽谤，评价自己说：我还没有近过女色，从来没背过誓，也没有贪得的欲念，我从不曾失信于人，我珍爱忠诚不亚于生命。即使是莎士比亚在理解人的时候也把善与恶分配得这么水火不容，绝不可能共存于一体。
二次大战之后，有个叫诺伊曼的心理学家在他的深度心理学中对人性善恶的论证，认为没有人能够置身于善恶之外，但人们却被教会了区别、分离、尤其是分裂善与恶。关键之处是那些不会得到认可的坏行为被成功地抑制后，决定这种行为的那部分人性跑哪儿去了？它也是充满活力的，简单的抑制并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美德和优越感，它必定要以让人看得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具有外形和人格化是必要的，所以必须找一些替罪羊，被否定的人性部分最后就被投射到那些坏人和敌人身上，这时人才心安理得没有耻辱的痕迹了，自觉为一个完美的好人了。
将人性的完美定为标准和目标的传统要求人只拥有人性中善良的部分，同时通过把不利的部分投射到坏人身上来保持这一言过其实的理想。所有教育中对坏蛋的谴责使坏蛋成了人性被拒绝部分的媒介物，诺伊曼发现这恰好说明它是人们心理上的必需品。
这样当然是很好的安排，但是与之伴随的是巨大的危险和更加沉重的代价。所以他主张的新道德里，人应该摆脱徒然的完美包袱，拥有和应付自己的全部人性，把那些被否定的部分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来对付，而不是把它投射到另一部分人身上。在这里，最高的价值不再是完美，而是完整与现实。
索非娅怀疑教育
索非娅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在她的三个孩子成年后，撰文对教育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怀疑，她引用一位母亲的抱怨：“我父母搞糟了我的前半生，我子女搞糟了我的后半生”，对这位母亲给予充分同情。她自己也受到她父母的严格教育被弄得无所适从，后半生又以自己心中的完美标准来纠正父母做得不好的地方，对教育自己的子女充满了信心。
且不说她最终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野心，更主要的是她发现被教育者所学到的未必是教育者打算教的。比如，责骂在交流的层次上可能被理解为给予注意，反倒成了奖励；赞扬可能被理解为对将来行为的压力，反倒成了威胁。根据奖惩理论行事的教育者可能对孩子的坏行为进行惩罚，而孩子可能采用按他人行为学习的模式，得出的结论就是强大就有权威。如果教育者向他解释他做错了什么，他如果也采取奖惩模式的话，得出的结论就是错误承担的后果不过是言辞。另一位母亲的疑问是：她带儿子参加过和平游行还教育他要敢于抗议不公正的事，这个儿子很听话，后来不断地抗议他认为不公正的事，并不惜冒各种危险。这时，母亲只能求他别给自己找麻烦了，专心学业吧。
索非娅的结论是“教育不可能”。因为在教育与被教育之间，我们所有的行为以及全部环境都是各个层次的信息交流形式，在这些层次中有更多的层次是不会引起教育者注意的，哪怕是像她这样做了充分准备的教育心理专家。弗洛伊德说过这样的话：“从父亲那开始的东西，在群众中完成。”
更何况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瞬间变化的世界，现在很多价值观不仅被怀疑，甚至遭到抵制，教育很难用大多数人的文化所抛弃的价值来浸染未成年人。索非娅说，她们那一代妇女被强灌入头脑的幸福观是灰姑娘和白马王子，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她们人到中年却发现自己被逐渐遗弃、茫然无措、倍感孤独。
在多元价值观的竞争中，儿童和少年是尝试者，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的反应总是比成年人表达得夸张，一个成年人的暴力倾向可能在社会规范内找到很多有效的发泄渠道，而一个孩子暴力倾向的发泄可能采用最方便最原始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