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高干子弟“老三”爱上了家庭成分不好的女高中生静秋。老三高大、帅气、有才气、重情义,他等待自卑敏感的静秋毕业、转正,最后却患白血病去世。 这是小说《山楂树之恋》讲述的故事。2007年,这本情节简单、结局显俗套的爱情小说在网络的论坛上大红大紫,尽管被评家言称“文学性不强”,仍不影响其吸引了大批死忠粉丝的追捧。影视改编权也遭到几家争抢,几易其手。
9月16日,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山楂树之恋》,打着“青春纯爱电影”的标签在全国上映。
对被压抑的年代里发生的情感故事,一个生于1978年的写作者把它述诸网络,写成一个当下常见的“纯爱”故事,引来70边上出版人对“已经绝版”的老三感慨不已;70后的编剧却想借此表达出特殊年代下的人性压抑,1951年的张艺谋却索性摘除旁枝,干脆只留下一个质朴的初恋故事……不同时代的读者由此衍生出对美好爱情的无尽遐想,每个人都试图在这个空荡的故事里填入自己的情感想象。
压抑年代的纯美爱情
2008年5月,导演尹丽川所在的工作室取得当年畅销小说《山楂树之恋》的电影版权,并找来了顾小白、阿美,开始着手编剧。
三人当时的想法是,中国一直缺少类似的纯爱“哭片”,他们觉得这个题材很适合做一个“有文艺气质的商业类型片”。“比《情书》(日本纯爱电影)还要通俗、商业,近似于平实一些的《爱有天意》(韩国电影),”顾小白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他们预想的影片风格。
在进行小说改编时,女主角大段内心独白的呈现方式也摒弃了倒叙式讲述、画外音旁白以及加字幕等方式。否定前两项的原因是太俗、太傻,而他们认为加字幕的方式,最终被认为没必要“可能送到电影节会比较有话题性”但会让电影变得“太小众”。
尽管如此,尹丽川仍觉得有些“难做”,因为“爱情片很难拍好”。那年年初,“艳照门”事件刚好爆发,“爱情在这里已经无底线了,我本身也并不是一个一直强调纯爱的人”,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73年出生的尹丽川出版过诗集和小说。在商业化的大众叙事之外,她希望影片能承载更多的东西。
生于1978年的顾小白也持同样观点。“爱情故事不能单说爱情,后面还应该有一个东西:人性被压抑和扭曲成什么样。正因为此,两人的感情才那么让人感动,”他说。
尹丽川于是提炼出来主题“信任”:在信任完全被破坏了的文革时期,“明亮的”老三让人值得信任。
在这一主题下,剧本虽然基本按照小说的情节进行删减,但还是着意突出了那个时代对人的影响。除了增加两三场学校里开批斗大会、老师被人抓走的戏,女主角静秋还老是从一些非写实的压抑的梦中惊醒。
此外,他们试图通过外化一些道具或场景作为意象(比如静秋在村长家来了月经,偷偷下河洗的那块带血的床单),就像《菊豆》里的染坊那样,用镜头的冲击力来烘托主题;尹丽川还给影片增加了一个想象的结尾:老三死后,静秋逆着大街上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人群,默默地向前走去,目的是“突出个人和时代的悲剧感”。
“当时设想的画面质感、镜头都是更压抑、更冷洌的,有点像欧洲电影。” 顾小白说。他的期望是可以与《断背山》一样讲出一个爱情悲剧的时代印记,举重若轻地表现对那个年代的反思。
在努力寻找原始文本的人文内核时,做过多年影评人、并坦言不喜欢小说的文字质感的顾小白进而还发现了这个简单故事中里更深刻的含义。他认为,老三承载了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功能,除了爱情还有对静秋前程的启蒙式指引。静秋在他的引导之下最终“相信”了;而他死之后,静秋又找不到这个“桃花源”了。他认为影片“不光是批判,更多是人生观的东西”。
可积极谋划着的尹丽川和顾小白没想到,由于投资方的争抢和变动,这一版本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在建组两个月后夭折。剧本在几经易主后被张艺谋看中,而他对故事素材的理解、取舍与拍摄手法显然与编剧不同,另一个《山楂树之恋》重新酝酿。
还原一个朴素的初恋故事
尹丽川他们改编的《山楂树之恋》剧本辗转传到张艺谋手时,他看得哭了。
感动之下,张艺谋立即决定拍摄这个剧本,主题定位在“特殊时期的初恋故事”。他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团队,每天很勤奋地读各种小说,寻找可拍摄的题材,却还是经常苦于“无米下锅”。
亲历过文革的张艺谋相信这个故事中的爱情,这也是他拍摄的出发点。他认为,虽然一定有原作者的加工,但故事的大部分细节是符合生活真实的。
1971年,20岁的张艺谋还在工厂工作,林彪事件突然爆发。宪法规定的接班人突然叛国、逃跑、摔死,就像一个炸弹,让之前还“天天祝他永远健康”的张艺谋吓了一跳,“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偶像的坍塌使大部分中国人心中的信仰开始动摇,“从那以后,我们的狂热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热情有所衰减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故事发生的1974年,大家都有一种疲倦之感,文革氛围已处于一个松散状态。除了极少的狂热分子之外,大部分人该干啥干啥了,很多人已经是逍遥派,搞自己的私人小感情是合理的。”
那个年代有很多道德禁忌,政治社会和道德教育基本上不允许“乱爱”,只允许一对一“恋爱”,“生活中有老三这样完美的恋爱对象是可能的,”他说,“不是老三才是这样,我们都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那个时代无数人是这样的。”
至于小说中的女主角静秋,张艺谋觉得有些“矫情”。在电影里,他做了些改动,与他影片里大多数执著、主动的女主角相仿,大荧幕版的静秋笑得非常阳光,也由此脱离了小说中摇摆不定、惴惴不安的形象以及原剧本里的压抑感,显得更为勇敢和坚定。
此外,电影虽然基本保持了原剧本的情节主线,但张艺谋提出将原来一些相对偶像剧的纯美元素去除;那些批斗会、敲锣打鼓、床单等编剧原先为了突出主题所做的意象处理和情节也被删除或剪掉。
“我觉得像粉碎四人帮这种东西比较老套,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它在这个故事中并不承担任何象征意义。难道你认为这就代表时代和春天变了?不是的。”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张艺谋显然不喜欢这些符号性的东西。
曾经拍摄过《活着》《我的父亲母亲》等与文革相关的影片、并以擅长运用影像表意而著称的导演,却不再给《山楂树之恋》任何花哨的形式,只是朴素。在订摄影器材时,他特别对摄影师强调:不要摇臂、不要轨道。一些已拍的漂亮的高速行进镜头甚至在后期被剪掉。
否定原剧本粉碎四人帮的桥段后,张艺谋将全片线索定为老三和静秋的一个约定――去看山楂树开花,影片以山楂树开花的一个平静全景作结,“让人伤感的正是那样一个简单的约定,到最后也没有机会实现。”
对故事和拍摄手法都做过减法后,最终的影片也完成了张艺谋对初恋和青春的解读:极具简单和朴素感;有趣的是相差近30岁的顾小白对成片的评价却是“另类”和“极致”,他认为:“影片中,90%的戏都是一对恋人的状态,顺着小儿小女微妙的心理递进,很少有真正的戏剧冲突、人物矛盾、或是一波三折的‘扣’。这是很少见的。”
多数人缅怀缺失的美好
70后的三位编剧与50边上的张艺谋对故事的表达重心固然不同,小说原作者艾米与他们的理解更有偏差。今年4月,艾米就对电影的删减了原著中的性描写表达了强烈不满,与顾小白热热闹闹地发生了数个来回的口舌之争。
小说《山楂树之恋》最早进入国内出版人的视线是在2006年。出版人张小波看到当时只在一些国外网站上流传和连载的这部小说,很快决定与作者签下出版合约,将其出版。
而由于担心小说背景处于一个比较遥远的特殊时期,可能不会被读者接纳,小说《山楂树之恋》搁置了半年。在此期间,张小波先印了五六百册“试读本”送阅给社会名流。收到 “比较热烈”的反馈后,《山楂树之恋》戴着几十个名人赞誉的封腰最终出版。
事实上,张小波清楚这本小说的艺术性和经典性并不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率地表示,“小说和我的很多个人意趣是不相符的。”但多年的出版经验让他看中了小说的市场潜力。他对受众年龄范围的预期是“经历过文革,四五十岁”。
小说出版后的境况大大出乎张小波的意料:《山楂树之恋》一经推出就迅速受到了读者的追捧,读者年龄段也大为扩展,“山楂树迷”的阵营中,大多数是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
小说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张小波认为是“老三”。
“现在这个年代,老三这样的角色是缺失的。”他说。
男主人公“老三”,军区司令员的儿子,出身好、会写诗,高大帅气,头脑聪明又有些小叛逆,总能在出身不好、家庭贫穷的女主角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更要紧的是他的默默坚持和付出,一直等着静秋留校工作并转正。
小说以主人公静秋在70年代写下的日记和对自己经历的回忆文字为基础进行创作,据报道作者艾米生于1978年,她表示,故事根据真实人物而写,除了叙事部分是根据与静秋的谈话补充描写外,对话部分大多沿用真实人物原有的文字。
老三这样一个完美男人,对每一个年代女人的吸引力都是致命的。“现在缺少的东西才会变成卖点,任何时代这种故事都有它的市场。”顾小白对“老三”和张小波有一样的认同。
热情的网友甚至展开了一系列对故事发生地、人物原型的“考证”,读者们迫切地想要探明故事的真实存在性。每一个读者都在对故事进行自我解读,也加入了自己的个人情感假想。在百度“山楂树之恋吧”里,很多留言也都是,“也只有那个年代才可以有这样干净的爱情,(老三)这样的男生现在哪还有呀?”
“其实包括一些年纪大的也会(对那个时代)产生某种眷恋之情,我觉得真的很可怕。一个时代如果基本自由都没有那还叫什么?”1973年出生的尹丽川不解地说,“我觉得那个时代也并没有结束。它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张艺谋认同当时的社会环境确实很有某种严酷性,《山楂树之恋》即使有温暖“也只是人物之间温暖”。而他认为,“20年以前我被批评最多的是在影片中暴露中国的愚昧和落后,但外国人因为看了一个电影就认为中国现在还裹小脚吗?现在的年轻人生活的时代没有人会再用一个点来带动一个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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