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女人而言，比难产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难产。为了保住孩子，她们正在经历着一场身心战争 意外来临的孩子 两封推荐信，一份履历，一份自我总结，三份作品⋯⋯罗婕(化名)将它们仔细地叠好，放进一个牛皮纸袋。这是去美国一所大学的申请材料。所有文本都准备好了，只差推荐信的一个签名。罗婕准备明天去青年政治学院找一位知名教授签字。
这是2008年开春的一个晚上。
睡觉前，罗婕习惯做一些运动。她上升手臂，伸展身体，觉得腹部有点痛，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牵扯着往下拽。她决定第二天顺路去医院看一下。
医院的检查很简单。几分钟后，护士响亮地对罗婕说：“是怀孕了。”
罗婕紧张地看了一下走廊尽头。还好，老公坐在那里翻报纸，他没听到护士的话。
罗婕还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孩子来得很不是时候。她正在申请一个出国念书的项目。但老公和他家里的想法都很传统，说一个已婚女人的生活应该从属于一个大家庭，而不只是自己的理想。
整个申请都是秘密进行的。罗婕决定“先斩后奏”，一旦拿到学校的OFFER，不管家里是否同意她都要去。出国念书是罗婕为自己规划的人生的重要一步，她在研二的时候就考了GRE。毕业后她顺理成章进入北京的一家平面媒体，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由于自己的懒惰，申请计划推迟好几年，但还好，2008年是GRE成绩有效的最后一年。罗婕还走在自己规划的人生轨道上，不过慢了一些。
项目是从2008年秋季开始。如果要孩子，这刚好也是生产的时候。罗婕必须做一个选择。从医院回家，罗婕沉默了一整天。她想，要不要这个孩子？是要自己的理想，还是要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孩子就是决定选择的砝码。可他才一个月，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生命。而这是一个医学那么发达的年代，连单位80后小孩MSN的名字都是“爱她，就带她去做无痛流产”。
是否要孩子的选择只持续了一天。晚上，一种乏力的感觉遍袭全身，背上开始流冷汗。然后，肚子开始坠痛。罗婕蜷缩在床上，像是许诺，又像是乞求：如果疼痛可以消失，就一定要这个孩子。
罗婕已经流产过一次。2007年8月，她顶着36度的烈日，在湘西十八弯的山路上颠簸一个星期。回到北京，罗婕觉得从未有过的疲惫，而且肚子有些隐隐的坠痛。出于一个女人的直觉，罗婕用试纸测出自己怀孕了。
第二天就是截稿日，罗婕决定还是连夜写稿。这是一个危险和错误的决定。但罗婕想，工作5年，熬的夜不计其数，早就是一身钢筋铁骨。而且怀孕不过是很平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太在意。
罗婕对生育印象来自于妈妈那一代人的生育经验。听妈妈说，她怀着罗婕，背着20斤绿豆走好几里路。生产的当天还在家里搞大扫除，觉得腰疼得厉害就稍微站一会。把家里所有脏衣服、被单被罩都清洗一遍，自己走着去医院，一个半小时后，罗婕就出生了。那一代人这样的故事很多。妈妈的一个知青朋友，为了能尽快回城，怀着孩子还去修水库，挑沙土挣工分。因为生活困难，她们还都贫血、消瘦、营养不良，但生育的危险和苦难似乎轻松得不值一提。
罗婕连夜写稿到凌晨3点。第二天早上，她觉得骨头酸痛，身体“见红”。她和老公决定去医院，但心里仍然觉得这是孩子和自己开的小玩笑。罗婕小时候就这样，刚出生被诊断有新生儿肺炎，小学毕业时被医生说患了绝症，总会有一些莫须有的病来惊吓父母，但最后都证明是虚惊一场。在去医院的路上，罗婕仍然觉得，孩子不会丢的，不过就是调皮一点，他想吓唬妈妈。到了医院急诊室，罗婕问医生：“需要保胎吗？”医生看了一眼出血量，说：“不用了，肯定保不住了。”这时候，罗婕才觉得生育是件严肃的事情，一个孩子要平安地来到世界上，十个月的路程埋伏着太多的凶险。
罗婕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隔着急诊室的玻璃，罗婕在里面哭，她老公在外面哭。那天刚好是罗婕30岁的生日――记忆里最悲伤的一个生日。
保胎三月
这一次，罗婕决定在家保胎。接下来的日子，罗婕并没有对肚子里的新生命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和好奇。保胎就像是清教徒的生活，足不出户，少看电视，少上电脑。实在太闷，她就开始冥想，想从前工作时奔走在路上的快乐日子。想得最多的是2006年在青海格尔木采访青藏铁路通车。晚上8点多，天色仍然大亮，她一个人沿着城市的主干道往前走，路上行人稀少，路边的水渠淌着从附近雪山引来的水，映照着夕阳的光。路的尽头是白雪皑皑的昆仑山。
以前她认为人生就是等待，在无数个平淡无聊的日子里等待一些有趣的、快乐的日子，这些日子才是活着的意义所在。但现在，她给自己的朋友写信说：“我担心以后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日子可以等待了。”
有时候也看书。有一天看到莫泊桑的一个短篇，讲一个卑微的可怜虫，在海军部谋得一个办事员的职位后，人生便“在这块礁石上搁了浅再也不能前进”。莫泊桑说，世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凡是幼年对艰苦的生活斗争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凡是隔着一片云雾看生活，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抵抗力的人，凡是没有机会从小就发展他们的专才特长，对斗争养成一种坚强毅力，所以手里简直没有接到过一件武器或者一件工具的人，都免不了要这样的触礁搁浅。”这段话让罗婕悚然一惊，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写照。自己将就此搁浅在孩子这块礁石上，无法自主自己的生活，以后的几十年会越来越沉入“委屈的，没有光彩的苦况”。
除了这些形而上的担忧，生活也立刻变得具体而现实。第一个月，罗婕通过物业请了一个保姆，负责每天两顿饭和收拾房间。保姆精明黑壮，却有个妖娆的名字：凤仙。第一天做饭，凤仙便说家里的抹布不好使，洗涤精也不够健康，把她用到的厨房用品都批评一番后，话锋一转，说某某牌的厨房系列产品，质优价廉，绿色环保。罗婕想初次见面，不好拂她心意，便花36块钱买了她推销的一条“万能去污小方巾”。但随着凤仙在罗婕家工作领域的扩大，推销的产品不断翻新，洁厕精、牙膏、护肤品，后来居然扩展到民间集资，专家荐股⋯⋯家政业务却乏善可陈。每天一荤一素，材料以鸡肉、排骨、胡萝卜、山药做排列组合。一个月，几乎天天如此。
第二个月，罗婕的父母从老家来照顾她。北京还是春天，大风、干燥和外乡人的孤独折磨着这两位一辈子生活在南方的老人。一天早上，罗婕在窗口看到父母买菜回来，屋外大风呼啸，矮小单薄的父亲，拎着沉甸甸两袋蔬菜水果，用背抵着风，艰难地倒退着走。帽子包住了他灰白的头发，从背影看，像一个孤单的小孩。罗婕看得很心酸。
第三个月，罗婕送走父母，开始学习独自面对生活的问题，开始了她和孩子互相陪伴的日子。每天上午罗婕挺着大肚子去小区对面的星巴克看书，下午去四环路边的绿化带散步。过去30年，罗婕一直怕黑，一个人在家总要开着电视和灯才能睡觉。怀孕后，她开始可以安然地一个人躺在黑暗里。她想，一个孩子是一个神迹，所有危险都会给新生命让路吧。
保胎的三个月里，罗婕觉得孩子和自己的身体是分离的，好像彼此都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接受对方。孩子好像悬在一根单薄的藤上，走路稍微快一点就觉得肚子里晃晃悠悠，而三个月后，孩子和自己已经合为一体。身体虽然日益沉重，脚步却轻快了很多。
2008年秋天，孩子出生了。
装着申请材料的牛皮信封，还放在罗婕床头的抽屉里，怀孕之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它，可能以后也用不上了。因为那个项目已经取消，罗婕准备申请的是最后一届。在近几年内，她也不可能再做这样的尝试。她把一个小生命带来了世界上，就要好好陪着他。
“躺在手术台上我感觉自己就像耶稣”
在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程益(化名)显得比罗婕坚决得多。她在一个不错的外企工作，在自己看来生活充足得略显乏味，她只想要一个老公爱、孩子疼的温馨家庭。
程益29岁时，遇到现在的老公。“结婚就是为了生小孩”，这是她的婚姻哲学，婚后不到一年，程益就怀孕了。
查出怀孕后，程益整个人都洋溢在幸福里，即使晒太阳都感觉是两个生命的暖洋洋。对于早已定好去青岛度假的行程，年轻人嘛，照去不误。
甜蜜在怀孕3个月例行检查时戛然而止。医生说孩子已经停止发育。这让程益简直无法相信，此前没有任何征兆，而且自己发胖了不少，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些营养全都长到自己身上。
第一个孩子总是在意外中与自己擦肩而过，这似乎成了现代职业女性普遍的伤心经历。程益对第一次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是申奥成功日，周围人都在狂欢，只有她伤心欲绝。
疗养了一年，程益再次怀孕，已经32岁。
这一回，她学乖了，马上跑去医院保胎，每天无所事事地昏睡，躺了两个星期，又回到家继续躺满3个月才去上班。即便如此，满怀希望的程益又被医生告知，孩子不行了。
程益当时泪就下来了，这回已经不像第一回那么坚强。她已经过了30岁，已经不能再拿“年轻还有机会”来安慰自己了。擦干眼泪，现实还要面对，与肚子里的孩子告别，注定还要一系列撕心裂肺的物理过程，医生必须要做手术把孩子取出来。
想到上一次为此也做了刮宫手术，医生说打麻醉会有危险，“你就忍着吧”，躺在手术台上的她觉得痛苦像冬夜一样盼不到尽头。绝望的程益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只觉得做女人怎么这么苦。再一次上手术台，又是整宿疼痛的夜晚。
术后，程益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她不敢回家，害怕回家看到公婆悲伤的表情，以及那些散落在角落里崭新的小衣服。老公很体恤她，给她拿来一本《心灵鸡汤》，程益丢在一边，没好气地说，“你不如给我一碗真的鸡汤”。
程益很难过，但更多的是气自己。“为什么别人生孩子都那么容易，到了我这却这么麻烦。”她一度想领养，但最后发现自己真的不甘心，她决定再试一次。第三次怀孕，程益34岁，已经接近高危产妇。她的美国老板相当模范，批了几乎一年的带薪产假，把她请回了家。
这一次程益万分小心，真的是在床上躺了一年。刚开始的两周，她连洗澡都不敢。除了打针几乎没出过门，生怕一动就把孩子掉下来。日子沉闷得像坐牢，更糟的是程益有了不小的心理负担，总怕出事。怀孕期间见了4次红，都是流产的前兆，这让她抓狂不已。
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后，程益开始求助于信仰。老公求佛放在床下，她每天在家看圣经和祈祷。第三次做B超检查，程益一个人站在检查室外徘徊了良久。她很害怕，像等待宣判一样。如果再不成功，她再没有勇气去尝试了。
孩子终于保住了。
经历了这些事情，等到真正上手术台那一天，程益已经相当镇定。当她在手术台上双手摊开，手术灯照下来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就像耶稣一样，千锤百炼终成正果。
孩子生出来，医生把屁股对着程益说，看！是个健康的男婴。孩子哭了一会没动静了，程益从昏迷中猛然苏醒，紧张地问，“孩子哪去了？”医生说，“就在你旁边，放心。”
“孩子是我进城的代价”
和那些盼着孩子改变乏味生活的白领有所不同，外省打工女青年的保胎经历更加一步三坎。在她们眼里，“孩子是进城的代价”。
马小朵出身于江苏农村，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5万进京保姆大军中的一员。当时他们这些乡下姑娘，都分到各级首长家。马小朵去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待遇可想而知，马小朵却在3年后辞掉了这份工作。
她在中央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只为了她心中有一个梦想，学好英文，回老家当一名中学英文教师。3年后拿到大专文凭，回到老家，英语教师的位置早被别人占了，好强的马小朵再次进京，想挣足钱到边疆继续圆梦。
此时，她的人生发生了转折――她认识了如今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那时粮食关系还在，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感到绝望。
马小朵开始为了户口而奔走，为此，1990年她只身去了深圳，因为那里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两年后，她和北京的男友结婚。第三年，公司答应帮她把户口挂在单位的集体户口上。
一切即将实现之际，马小朵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她住在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里，天天吃食堂，突然觉得开饭时的那个味真难闻。她一点都吃不下，但过了点又没得吃，就这么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
舍友说，你这是妊娠反应，躺一周就好了。马小朵就躺了一周，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还不停地盗汗。后来竟虚弱得站不起来，就到医院靠打点滴维持营养。后来丈夫把马小朵接回北京，因为体质很弱，连火车都坐不了，只能飞回去。回到家就开始保胎，期间有过流血，马小朵也并没当回事。
没想到5个月时，肚子突然一阵一阵地疼。马小朵有些害怕，因为从4个月开始，孩子就在里面动得很厉害，她也没想到去医院。在外面打工10年，都觉得自己年轻，皮实得很，小毛病根本不理。
后来孩子闹了一段，肚子里就没动静了。马小朵过了几天才去医院，医生一听就说胎心没有了。从未生过大病的马小朵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连医生都解释不通。唯一能够扯上关系的理由也许是，马小朵连续10年打工，身体早已透支而又没有及时给予营养。
只休息了一个月，马小朵挂念自己悬而未决的户口，又回深圳继续上班。当时正是6月，深圳热得要命，办公室都开空调，可马小朵却冷得要命。一检查，祸不单行，马小朵在之后的引产手术出了意外，得了子宫内膜异位――一种很难治好的导致不孕的妇科病。
马小朵都呆了，她不明白，自己拼命打工，为户口的事奔波，就是为了孩子。但如今户口有眉目了，怎么又终身不育了呢。这是老天给自己进城的代价吗？
之后的三年，马小朵成了医院的常客。每周都要去医院拿七付药，为了挂专家号，早上四五点就起床。每天拿电饭煲熬中药，人家下了班都出去玩，她就在宿舍里熬汤喝药。
治疗还需要吃一种使人停经的药，一吃半年，整个人的内分泌都被打乱了。这个药的副作用总是让马小朵胸闷得难受，戴不了胸罩。有天半夜，马觉得自己得了心肌梗塞，心慌得好似根本不在自己身上。连夜去看大夫，答案是，植物神经已经紊乱。
这三年马小朵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还要坚持不停吃药。每天沉浸在这些事中，熬人。
曾经有个同事也得了这个病，她尝试了同事的治疗方法，坚持了一阵就受不了，放弃了。但马小朵太想要个孩子，生孩子对她来说似乎成了一个任务，她辞职离开深圳，放弃户口，回北京继续养病。
所有的心思都在怀孩子的事上，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完成，别的事情就无法开始。为此，她连死的心都有。马小朵最终得以偿愿，她为了要孩子前后花了五年时间。
成功生下女儿后，马小朵变得很感恩，2005年，她在北京苹果园雍王府社区，发起创办“同心希望家园”，帮助那些和她一样的打工妹。这个社区住了一万打工群体，居住在猪圈改造过的棚屋里。白天，随处可见大肚子的妇女走来走去。
马小朵结识的打工妹里，很多人生孩子很顺利，但之后整个人就彻底病倒了。要么废了，干不了活，要么贫血又黄又瘦，孩子却长得很好。
她们90%都在出租屋里生产，因为便宜，只需要300块钱。医院生产是这个价钱的十倍，差不多是他们这些家庭一年的收入。
社区里有个妇女产后得了糖尿病。虽然她已经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但她丈夫特别重男轻女，非要再生。她怀了8个都没活，身体完全垮了，还要生。她觉得这是唯一能证明自己还有价值的法子。她本是个特别爱玩爱笑的女人，如今，整个人都变了，总觉得所有的人都笑话她，终日躲在这个被遗忘的城市角落的棚屋里。
马小朵说，她们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育模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