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戏剧 [中国戏剧的世纪性转折]

　　　　如今，传统的重要性不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遭到普遍的怀疑与忽视，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重建中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精神关联，才是中国文化繁荣的必经之路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戏剧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尚未得到人们足够重视，甚至连这个变化的出现也还没有为多数人察觉。
　　但变化确实存在，而且很可能已经成为世纪性的转折，它体现在中国悠久的戏剧传统开始重新得到关注，中国传统戏剧的美学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它改变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这个词汇一直被涂抹着负面色彩的历史进程。
　　今天的中国戏剧界，有更多的戏剧艺术家认识到了传统的价值，尤其是认识到了传统戏剧特有的表现手法与美学风格的内在合理性，因此，基于传统的创作与演出，也罕见地呈现出久违了的回暖倾向。
　　
　　西风几近吞没了东风
　　
　　尽管如此，它的现状与命运仍然堪忧。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和亚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后发达国家一样，遭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而中国的境遇还有它的特殊性。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戏剧先后遭受到三次大规模的西化浪潮冲击。它们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主要是西欧与北欧戏剧文化的冲击，这次冲击主体部分是转道日本而来的，因此打下很深的日本烙印。经历这一过程，话剧这种戏剧舞台样式以及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剧在中国落脚并且获得了新兴城市内知识阶层的拥戴。
　　其次，是1943年前后开始对延安为中心的红色区域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且在1949年以后迅速扩张到全国的苏俄戏剧文化的冲击，这次冲击的结果是苏俄式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以国家体制的力量得以推行到全国所有剧种的表演团体，同时，苏俄的大剧院制度开始全面取代中国原有的剧院团格局。
　　第三次冲击，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进程使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戏剧文化重新获得大量追随者，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戏剧影响更为显著。高行健和林兆华首次合作创作的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的上演，成为当代中国戏剧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的影响今天仍在。而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此前数十年社会状况的反思与批判，构成了对西方现代派戏剧趋之若鹜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戏剧遭遇的这三次冲击都来源于西方，或者说它都是以崇尚西方文明并且强烈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形式出现的，都试图以西方戏剧改造甚至取代中国的古老戏剧文化。更重要的是，在它背后都有着政治与社会历史方面的某种合理性，都包含了在社会学领域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融入世界文明进程的迫切诉求；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又都是中国构成社会主流并且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阶层，它们都是自上而下的文化运动。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价值在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强烈质疑，尤其是受到主流知识界的质疑，才导致中国当代戏剧与传统的关系几度断裂。而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与现代传媒的影响更加剧了传统戏剧的危机。
　　
　　传统只剩下碎片
　　
　　因此，我们今天在中国戏剧界看到的景象，是传统几乎只能以碎片的样式呈现着，无论话剧或其他古老剧种，概莫能外。
　　比如昆曲。《上海昆剧志》的《传统剧目统计表》指出，“清末昆剧艺人能演的，包括杂剧、南戏和传奇的折子戏有550出；20世纪20年代传字辈能演出的还有460出；60年代昆一二班只有两百十几出；到了90年代三班则只有50余出了。”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经常能够上演的经典剧目，只有以《牡丹亭》和《长生殿》的折子戏为主的十数出。演员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近几十年所培养的昆曲演员不仅数量很少，而且所能够掌握的剧目更是少到极点，能够熟练上演的剧目仅在10出以内。而对于昆曲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被认定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剧种而言，它丰富的艺术内涵，是不可能依赖于如此之少的剧目得以体现与传承的。
　　这样，创作既难于从传统获得艺术所需的足够资源，也很难获得艺术水平的保证，艺术内涵与水准的急剧下降就成了必然。
　　除昆曲外，中国目前还有数以百计的濒危剧种，比起得到政府支持的昆曲，他们处境更为艰难，已难以生存与发展。比如福建泉州非常古老且优美的梨园戏。这些剧种往往只流传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它们曾经是当地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他们的集体记忆、情感载体，以及构成他们伦理道德的支柱。
　　当然还必须提到话剧。话剧在19世纪末进入中国的租界，由中国人自己演出的话剧20世纪初已经出现，但话剧真正在中国找到它的观众与艺术位置，要迟至1938年，中国旅行剧团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手法编写作品，进行商业演出；以及1950年演出《龙须沟》，它使北京人艺形成了自己以后几十年日臻完善和成熟的京味风格。这是中国话剧短暂发展历程中特别值得深入研究却一直未能得到戏剧界充分关注的两个事件：商演意味着一批戏剧家对话剧的功能有了更切合现实的认识，话剧重新回归它的职业性并且回到它与观众的互动之中；《龙须沟》意味着经历长期以来对西方戏剧的迷信之后，终于有几位话剧编导认真地考虑如何将中国式的故事、人物与情感搬上话剧舞台。
　　可是，商业演出道路在1940年以后中断了，而像《龙须沟》那样将娴熟的传统编剧技巧与本土底层百姓生活的关注，有机地融为一体的剧作，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话剧史进程中从未成为主流。绝大多数话剧创作人员对西方戏剧经典与传统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本土戏剧，即使8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生活渐渐受到话剧创作者更多的关注，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2003年林兆华与田沁鑫不约而同地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话剧，这是一个新的令人感兴趣的征兆，可惜这两部同名话剧与它的元杂剧母本在精神上相距甚远，以至于我们更应该将它们看成是这部元代名剧被欧洲人改编后的回译。
　　
　　传统艰难回归
　　
　　当然，随着文化多样性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并且成为一种普适性的价值，为后发达国家对本土文化的价值认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资源，至少在理论上，传统的重要性不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遭到普遍的怀疑与忽视。
　　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受到抑制的民间戏剧演出团体，重新在各地大量出现。这些职业化的演出团体生长于社会底层，更接近于仍然留存于民间的传统潜流，同时它与普通民众的美学趣味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这对于长达一个世纪以来主流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反对传统的戏剧观念，构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矫正力量。
　　另一方面，一个世纪以来背离传统的激进主义思潮有所消退，而戏剧创作与演出水平急剧下降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业内人士也不可能永远视而不见。所有这些，都促使传统艰难缓慢地回归，促使戏剧界从理论到实践更多地思考传统的意义与生命。
　　无论从创作还是演出、话剧还是戏曲的角度看，如何继承传统，发掘传统戏剧内在价值，保证传统的存续，越来越成为中国戏剧健康发展的关键。事实上，中国戏剧理论界已经开始深刻反省一个世纪以来背离传统的戏剧观念，“现代性”与“本土化”之间的互动与兼容成为理论界最核心的话题。近年举办的各种类型的戏剧节，也开始渐渐从纯粹的新剧目创作竞赛，转而开始加入一些传统经典剧目的展演，专门遴选的传统经典剧目都成为戏剧节期间最受欢迎的剧目；而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举办三届的中国戏剧节，对传统经典剧目的有限改编，也成为剧团赢得观众的有效策略。
　　在这个意义上说，重建中国当代戏剧与传统之间的精神关联，更多地从传统中发现创作题材，通过对传统的深入发掘，激发创作者的灵感与想象力，既是中国当代戏剧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更是彻底改变中国乃至于东亚地区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传统戏剧在世界戏剧领域的边缘地位，并得到世界关注与尊重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