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并活下去,更完美地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审美。 前不久我参加上海公安系统的一次文艺创作会议,许多素材希望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树立形象,感动读者。在如泣如诉的叙述中,我得知有相当多的民警,为了执行重大任务而舍弃了个人利益,比如世博会开幕前夜,某分局领导接到弟弟急电:老母亲突发急病送进医院抢救。但作为区总指挥,他公务缠身,无法脱身。结果一夜忙碌之后,收到了母亲匆匆离去的噩耗。
再比如有一个老民警,今年7月退休,在身穿警服的37年中,他执行过多次重大安保任务,离世博会还有12天时,他感到胃部不适,但仍然坚持与战友们参加了区世博反恐应急处置演练的交通保卫任务。那天到家后,被家人送医院检查,一查便是无情的判决:“原发性肝癌”。老民警自知来日无多,向领导提出一个请求:到世博园区站好最后一班岗。于是在战友们的簇拥下,他来到世博水门执勤任务。
我还听到,更多的民警两三个月没有见到一直牵挂着他的父母,只能通过电话匆匆报一声平安,而家中的孩子十天半月没见着老爸老妈也习以为常了。我还得知,在世博会召开前后已有三位民警因劳累过度而离开了人世。
民警也是凡人,也有儿女情长,或许他们也与我们记者一样,表面风光,内心沧桑,比民工累,比蚂蚁忙……英雄气短,似乎也不可避免。
所以,在感动的同时我想到了另一个层面:这样的事迹固然可歌可泣,但如此揪心的生离死别,最好别让它突然袭来。如果上海民警的形象要靠这样的付出来重塑,代价实在太大了。
长期来,我们似乎恪守这样的政治伦理:英雄,应该在生命的悲壮奉献中获得永生,化作一尊让人仰望的青铜塑像。在人民警察核心价值的表述中,“奉献”两字有着钢铁般的硬度与锐度,不可动摇或腐蚀。选择当警察,就选择了牺牲与奉献。我相信这是警察自己的心声,也是来自第一线的铮铮誓言。
我们承认奉献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在和平时代,在百年盛会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有些付出是否太过孟浪?太过轻率?
伟大的使命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智,执行过程中应该鼓励激流勇进,也允许激流勇退。通向目标的道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画出一个小小的弧度。如果感觉到身体不适,就应该及时就医。因为保全生命,就是保全战斗力,同样体现一份忠诚。保持健全的心身,可以奉献更多的美丽,铸就更多的辉煌。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在战争年代可能是这样,在和平年代其实可以有更理智的选择。
法国大革命时期,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革命的绝对价值之上,存在着一个人道的绝对价值。”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世博安保的伟大使命中,也应该体现人道的绝对价值,包括对每个游客和安保人员自己。
马克思也说过:“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也就是说,只有当劳动实践成为人自我的生命表现,反映和体现着人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时,劳动实践对人作为审美主体而言才有审美价值、审美意义。奋斗,并活下去,更完美地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审美。
世博会是人类文明、科学发展的一次集中展现,而在当代的哲学语境中更强调人的价值、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启发着我们更深刻地、全方位理解人的价值,深入思考个体的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包括与家庭、与职业、与使命、与理想等方面的关系。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察,应该成为世博会主题以及先进价值观的模范实践者。
所以,适时的退出,不应该视作男人的耻辱,更不应被视作怯懦的临阵脱逃,而应该根据客观现实进行判断,允许放行,给予一次短暂的稍息,这是为了更强有力的冲刺的一次休整。所谓“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并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这个命题有点“伪”,如果有价值的生命可以长久,为什么不去延长呢?
我希望有一种退出机制来肯定、保护民警的积极性和智慧选择,来准确评价、评估退出行为的科学意义。让退出成为另一种光荣,就像足球场上的球员被教练换下,依然可获得全场球迷的热烈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