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语言有发达与欠发达之分，区分标志是：有无文字、词汇量大小与书籍数量的大小。语言濒危的内在原因是不能满足需求。今天要抢救濒危语言，就要设法使其能够满足社会进行尖端科学研究和大规模现代化生产活动的需求，满足社会成员追求较好的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需求。
关键词：濒危语言 语言构成要素 发达与欠发达语言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2－0124-05
Can Endangered Languages Be Regenerated?
——A linguistic analysis
Abstract Langu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developed and the underdeveloped. The author puts forth three criteria： writing form， amounts of vocabulary， and the number of book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l cause that makes languages endangered is that they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 endangered language can be regenerated only through creating a writing form ， introducing enough words into it， and translating large number of books into it so that it is able to meet the social demand for cutting-edg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large-scale modern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needs of people to pursuit a better material and spiritual enjoyment.
Keywords essential factors(elements) of language； developed and underdeveloped languages
有些人类语言已经消亡，更多语言濒临消亡［１］。因此有人呼吁抢救濒危语言，也有人开始积极抢救濒危语言［２］［３］，但是濒危语言能抢救过来吗？造成语言消亡的直接原因不尽相同，作为一种可以生、可以死的类生命体，一种语言的生命终结应该表现为类似于呼吸停止、心跳不再、或者大脑死亡那样的现象。什么原因使得一种语言濒临死亡，即将停止呼吸呢？人们已经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从语言本身的发展水平或者健康程度寻找语言濒危的内部原因，就好比两人同时吃了同样数量的被污染食物，或者受到了同样程度的外力伤害，其中一人死了，另一个活了下来，造成这种差别的应该就是这两个人本身的原因。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暴力的侵略和压制等一直存在，有些语言死亡了，有些语言生存了下来。除了历史的偶然性之外，语言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本身的发展水平是决定语言存亡的关键性因素。作者希望通过考察语言的死亡，帮助理解语言的产生，也有助于我们坦然面对语言的死亡。
1 几点说明
（1）自从语言类型说问世以来，关于语言优劣的争论就一直在持续。最初的观点认为语言从落后的孤立语（如汉语）向先进的曲折语（如英语）发展，后来又认为摈弃语言优劣观是“二十世纪语言学最坚实的成就之一”（《汉字文化》1992第一期“转载后记”）。 王远新［4］认为“从语言结构的价值观看，人类语言只有结构和形式上的差异，没有‘发达"、’与‘原始’、‘复杂’和‘简单’之分，更没有‘优秀’与‘低劣’之别。”卓麟［5］坚持语法结构有优劣之分。本文无意介入语言类型、语法结构有无优劣之分的讨论，但是作者赞成卓麟的逻辑推断：既然语言是由原始社会发展而来，就有发展的快慢之分。数以千计的人类语言不可能同时产生，也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共同发展。既然产生有先后，发展有快慢，就有发达的语言和欠发达的语言之分。
（2）自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引进以来，我国的语言学教科书和心理学教科书大都认可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同时又把语音、语法、词汇（叶蜚声提到语义）视为语言的三要素。这种讲法不合适。语音是构成声音符号的材料，笔画或者字母是构成文字符号的材料，手指和旗子是构成手语和旗语的材料，就好比粘土是制砖的材料，芦苇是编织席子的材料。把粘土和砖，芦苇和席子同时并列为建筑材料是不恰当的。把构成符号的材料和符号并列不仅仅是逻辑混乱问题，还容易误导人们对语言的其它特性的认识。如果像索绪尔那样把语言看做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构成这个系统的要素是符号（词汇）和符号连接的规则，即一般意义上的语法。分析一个符号系统的发展水平应该主要考察其符号的数量、质量及其连接规则的精细程度。
（3）中国几大姓氏的同姓成员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比率应该比较低，因为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一个家庭不大可能衍生出如此众多的成员。并不算最大姓氏的赵姓就有很多成员是满族、蒙古族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同样，占有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左右的汉族人由一个部落或者原始族群发展而来的可能性也很小。大的族群一般存在于大河平原地区。由于那些地方更易于发展农业，更易于生存，对那些地方的武力争夺也就频频发生。无论哪一方取胜，其结果都是部落或者民族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吸纳了融合各方所具有的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表达这些生产生活方式的词汇。因此，人口众多的民族大都是多民族的融合，其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其语言也是多文化汇集的表达方式。 2 语言发展水平的三个标志
语言发达与欠发达的第一个标志是有无文字。尽管语言学家们还很难对语言给出一个充分的定义［6］，但是自从交际理论问世以来，语言就常常被描述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辞海》第六版）。《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对交际的定义是“通过说或者写来传递（想法）”。仅仅从交际的角度来看，从传递想法的功能考虑，两条通道总是比一条通道好。具有文字的语言同时也具有声音。一种语言只具有声音，她就只有一种符号，即声音符号。具有文字的语言有两种符号，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在过去的时代，能够发出声音符号的只有人的口腔，能够记录声音符号的只有人的大脑。文字符号一般用手来书写。人类曾经用以记录文字符号的材料有金石、甲骨、竹木、绢帛、纸张等。记录于人脑的符号只能依靠口腔和耳朵的工作来转录于其他的人脑。这种转录工作只能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由讲话人与记录人同时进行。讲话人或者信息的发出者很难检查记录人或者信息接收者对于信息的记录情况。信息的失真和信息的终断随时可能发生。记录于上述金石等材料的文字符号较少受时间或者空间的限制。由于文字记录的语言经常在讲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的隔离，或者为了某种约定（中国古代为防止“口说无凭”，便立字为据，形成了合“同”字的契约书等等），所以讲话人必须考虑信息传输的准确性，这样就促进了语法规定的细化和发展。就信息的传输而言，文字语言具有负载信息量大，信息准确度高，可以同时大量向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众多受众传播的优势。知识的集聚是产生新知识的必要条件。文字语言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信息传播有利于知识的集聚，因而创造了更多产生新知识的机会。一方面，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对文字的需求［7］，有需求才能创造。另一方面，文字的产生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从历史上看，凡是发展比较快的文明都极大地得益于文字。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我们也应该承认文字使得人类的交际活动向前发展了一大步［8］。另外，语言绝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这一项功能。乔姆斯基说“语言是一个表达思想的系统”［9］。产生思想的过程就是运用概念的过程［１0］，就是组织信息的过程。一个人在大脑中长期准确记忆知识信息的数量有限，但是借助文字，就能够把大量知识信息同时集中起来进行思考，这样的集中和思考对一种文化的总体知识的增长是非常有益的。
发达与欠发达的第二个标志是符号（词汇）数量的多寡，尤其是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生产方式相关的符号数量。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用A事物代表B事物，A就是B的符号。人类语言是用声音、文字、手势或者旗子等构成符号，用以代表一定的意义。就汉语普通话而言，人们用声母和韵母加四声组成声音符号，用汉字作为文字符号（词汇）来指称具体的事物，或者表示抽象的概念。按照索绪尔的观点，符号与思想之间的关系犹如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我们不可能只得到正面而不得到反面，也不可能只得到反面而不得到正面［1１］。换句话说，有语言符号就一定有相应的思想（概念），一定的思想（概念）必须对应一定的语言符号。无语言符号就无法形成明晰的思想（概念），无思想（概念）语言符号便没有存在的理由。《辞海》的说明是“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是词或词组。”一种语言的符号数量和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所具有的概念数量应该基本相同。《辞海》对概念的解释很长，其中一句说“科学认识的成果，都是通过形成各种概念来总结和概括的。”一种语言的符号（词汇）多，说明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得出的科学成果多。当然语言中体现的不仅仅是今天概念上的科学认识的成果。所谓语言承载文化，首先是词汇所代表的人类对自身以及大自然的认识、猜测、想象，其中包括科学技术、风俗习惯、以及宗教和迷信等。唐僧西天取经，鉴真东渡传法，都是人类追求真理，传播知识的努力。儒释道三家对宇宙、社会以及人的行为规范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包含了三种宗教的文化就比只有一种宗教的文化更为丰富。就个人来讲，如果比较多地知道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词汇，就比较多的了解了这些宗教的基本教义，痴迷于邪教的可能性就可能大大降低；就文化而言，包含有多种宗教的词汇，表明她曾经尝试从多种角度理解世界，也表明她能够容忍不同的宗教，社会比较融洽。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包含有大量农牧渔业和多种工业词汇的文化，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应该高于单一的牧业、渔业、或者农业文化。一百多年前，汉语中很少有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词汇，因为汉文化中当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因而没有相关词汇。今天，“知识爆炸”已成老生常谈。知识爆炸在语言中的反应就是短时间内词汇量的大幅度增加。对于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语言如英语，这些表示新知识的词汇基本上自动进入；许多国际活跃语言的使用者们积极把反映新知识的词汇引入这些语言中；而不够活跃的语言不能快速吸纳新词汇，被新知识越落越远，逐渐不能够表达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
语言发达与欠发达的第三个标志是以该语言撰写或者作为目标语所翻译的书籍的多寡。书的种类繁多，包括二十四史等历史纪实性书籍、《红楼梦》类虚构的文学作品、《君主论》和《孙子兵法》等政治军事书籍、思考万物关系的哲学类书籍、东家种树书等科学类书籍、以及操作规程等技术手册。简单一点总结，可以说书是编纂者们试图把某一类知识系统化，或者把某一阶段或者某一领域发生的事情系统记叙的尝试。以一种语言撰写的书的数目多，意味着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所总结的系统性知识的量大。如果一个人只是记忆了大量非系统性知识，他能够创造出新知识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个人了解了大量系统性知识，他能够创造出新知识的可能性就很大。大量书籍的存在为青年学生们获取大量系统性知识提供了便利，也为较多新知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人们常说时代造英雄，或者时势造英雄，可以理解为：英雄是时代的产物，任何英雄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辞海》对英雄的解释是：杰出人物。《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第九版的解释是：因为勇气、巨大成就等等而出名或者被人敬仰的人。孔子的谥号是大成至圣先师，是千百年来被世人敬仰的人物，应该是大英雄。其谥号的关键词是大成，即集大成。如果当时不存在大量可以被收集整理的各类知识，他也无法集大成，无法成为大英雄。所有撰写出好书的作者们都是杰出人物，因而也都是英雄。产生这类英雄的条件就是时代已经积累的知识。 不知道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说出了汉语的第一个单词，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才将单词连缀成句。最初的这个单词可能只有一个义项，而且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义项可能还不够明晰。它可能只是对一个事物、一种现象、或者一种主观感觉的命名。命名的事物多了，自然需要认识和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于是产生了最初的句子。最初的那些个句子可能只有主谓语，只是对事物之间简单关系的描述。后来句子中增加了宾语、定语、状语等，句子变得越来越长。句子的逐步拉长表明人对事物的认识在深化。但是无论如何，单个句子表示事物复杂关系的能力有限，于是就出现了句子连缀而成的篇章。当篇章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人脑难以大量准确记忆的时候，文字的出现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字的出现为图书的出现做好了物质准备。古人著书与现代人著书的基本情况差不多：首先在成人指导下逐步认识世界，当一个人对世界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和广度，就有了把大量知识连贯起来的条件。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只有获取了足够量的已知知识，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知识，也才能撰写出人们认可、得以流传的书籍。用互文性理论来解释，任何一个文本的内容都与众多其他文本的内容（知识信息）相联系。大量文本的存在是出现新的好文本的必要条件。大量系统性知识的存在是产生新的系统性知识，或者拓展原有知识系统的必要条件。
3 语言濒危的原因分析
Whorf提出的语言影响或者决定人的思维的假说曾经引起争论。争论的主要原因是对语言的定义不明。Whorf的观点来自于对一些印第安部落语言的调查。他发现霍皮人对宇宙的解释以及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与欧裔美国人不一样［１2］。根据前面的分析，构成语言的要素是符号和符号链接的规则，或许还要加上篇章。人的思维过程就是运用概念的过程［１3］，运用系统知识的过程。霍皮语中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概念，所以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只能使用他们已知的概念，使用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整体性知识。词汇不一样，概念不一样，篇章不一样，思考相关问题的基本路线肯定也不一样。任何一种缺乏必要科学技术知识词汇的语言，缺乏记录科学技术发展篇章的语言，包括曾经处于劣势的英语和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之前的汉语，都无法使其使用者从前沿科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作出决策。语言决定思维，但是决定思维的是语言的内容部分，即语言所包含的概念和系统性知识，而不是语言的形式即语法决定思维。
发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加快了社会的发展进程。无论将来人们如何评价这场革命，它所带来的发展趋势已经难以逆转，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宇宙的了解都大幅度增加。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机器制造以及经济、军事、社会管理、城市建设等众多领域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生产方式的改变。畜力已经从生产和运输的主要动力让位于核能、太阳能、化石能等等。传统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追求新生活的需要。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出行时乘飞机、坐火车或者驾驶汽车，绝大多数人不愿意以乘牛车、骑马、骑骆驼的方式进行长途旅行，也不可能摈弃手机和互联网而依赖信鸽通讯甚或鱼雁传书，虽然少了三分浪漫，却多出至少三千分便捷。人们追求良好的物质生活。良好的物质生活依赖于越来越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后者又依赖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切发展，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必然都要体现在语言上。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无法给本文化的成员提供最基础的现代教育；一种缺乏现代科学词汇的语言无法给本文化的成员提供中等或者高等现代教育；一种书籍不足的语言无法向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人类已经发现的大量知识，也就无法使得本文化的成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开采矿山、修建铁路、水坝、核电站、建造远洋货轮、汽车、火车、飞机等等，所需要的图书和工具书难以计数。就整体而言，作为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如果无法提供进行上述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词汇和图书，说明这种语言不够用。就个人而言，只会使用没有文字的语言的社会成员肯定是文盲。在今天的社会中，一个文盲只能从事简单劳动，或者传统的农牧渔业生产，而这样的劳动收入低，劳动者无法得到良好的物质生活。只接受过初等教育或者中等教育的社会成员也难以在今天获得很好发展。当一种语言不能满足社会成员追求更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求，也不能为社会提供先进的生产方式之时，这种语言便已经开始走向消亡之路。语言的发展程度越低，越难以满足社会整体和社会成员个人的需求，因而越容易消亡。
4 濒危语言的抢救
语言是一个有生有死的类生命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１4］。普通动物需要不断吸入新鲜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气体。一旦这个过程中断，生命也就停止了。一种语言也需要不断吸纳新的概念，新的表达方式，淘汰不用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例如增加与网络相关的概念、与动车相关的概念，淘汰与刀耕火种相关的概念等），保持系统的开放。一旦吸纳新概念、新的表达方式的过程停止，一种语言也就死亡了。如果一种语言吸纳新概念，吸纳新的表达方式的速度赶不上社会的发展，赶不上社会的总体需要，也赶不上社会成员追求较高的物质享受和文化享受的需要，这种语言就渐渐被人们冷落，就开始走向濒危的过程。要扭转一种语言的濒危过程不是不可能，但也绝非易事。依靠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倡导人们去学习濒危语言，引导和教育人们去使用濒危语言属于作秀，绝无可能扭转这个过程。满语曾经是人口众多，经济军事都非常先进的强大帝国的皇族语言，今天已经处于濒危地位。那么多满族皇帝和朝廷大员，无论是出于民族自尊或者皇家威严，都曾经想办法要保住本民族的语言，而且他们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做后盾。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冯云英分析满语的衰落时指出，满语自身存在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冯先生给出的证据是乾隆皇帝就意识到官员们“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尽意”，不过起初还是要求满汉并用。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则又下令“事关钱粮，如满文有不能详尽之处，不妨即用汉文奏闻”。 《沈阳日报》载文说“顺治、康熙两朝的满文档案文件占绝大多数，雍正、乾隆两朝满、汉文件参半，嘉庆以后汉文文件开始居多，到了同治、光绪两朝已几乎看不到满文文件了。汉语汉字取代满语满文的情况在民间尤甚。”即使是皇家语言，如果他不能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求，仍然无法避免走向濒危的过程。因此，要扭转一种语言濒危的过程，就必须使这种语言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全体和社会成员个体的需求。从社会来讲，这种语言能够使社会进行现代化大生产，使学习者可以获取人类最先进的知识，进而进行尖端科学研究；从个体来讲，学习这种语言可以帮助学习者有较好的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机会。如果这种语言的概念数量不够，篇章（书籍）数量不够，就要引进概念（词汇），翻译书籍。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满族的领袖们从努尔哈赤时代就开始了引进工作［１5］。假如满族当时不占据中原地区，先在建州一带逐步发展，逐步引进消化汉族已有的知识，进而引进消化欧洲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满语逐步发展壮大，今天也许仍然是一种活跃的语言。但是这仅仅是假设。很可能满语从满族统治中原之初就开始走向衰落之路。当然“满语濒危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满族在统治中原以前，其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模式、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军事理论、宗教文化等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因此满语中有关上述各方面的概念数量比较小。在军事占领中原地区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当时较为发达的中原文化。统治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必须招徕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较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复杂的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取士制度，还有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高雅的文学艺术休闲方式等等。在短时间内把这些新概念都引进到满语之中，把科举考试所涉及的典籍都翻译到满语之中，并消化吸收，除了翻译工作本身的难度之外，恐怕还有一个译入语的承受能力问题。所以 “拿来主义”也许是较好的选择之一。果亲王工书法，纳兰性德擅诗词，恐怕前者只能临摹颜柳欧苏等体，讨论真草隶篆等法，而后者必须遵守平仄之格，运用平上去入之调。直接拿来的东西越多，用满语能够表达的新东西的比例越来越小。久而久之，只有仍然沿袭传统农耕方式的部分乡村保持使用满语，而在其他地区和范围内基本上被汉语所取代。 要抢救一门濒危语言，首先要创制文字。已经有文字的语言要逐步引进新的科学概念，引进新的知识系统，使使用这种语言的儿童能够接受现代化的中高等教育，进而使这种语言能够提供前沿科学研究和现代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基本资料和工具书等。实际上，引进新概念的过程不是翻译教科书中所说的符号转化的过程，而是严复先生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立名问题。一门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涉及很多概念，引进新学科的过程就是引进新概念的过程。如果一种语言原来有一百万个概念（活性词汇），引进一万个新概念就比较容易消化；如果一种语言只有十万个概念（活性词汇），消化一万个新概念的难度应该比较大。当然还涉及新引入概念与原有概念的相关性问题，以及引进的时间过程。短时间大量引进新概念也可能危及原来的语言。
抢救濒危语言就是要使濒危语言恢复活力。所谓恢复活力就是设法使一种语言能够及时足量吸纳表达新的科学技术概念的词汇、吸纳表达新的生产活动概念的词汇、吸纳表达新的生活方式概念的词汇、吸纳表达新的哲学和伦理概念的词汇、吸纳表达经济和社会管理新概念的词汇。同时还要及时足量译入必要的记录系统性知识的图书典籍等。只有这样，学习这种语言的人数才能逐步增加，经由这种语言产生的新知识的量才会增加，只有这样，一种濒危语言才有可能靠自身的能力存活下去，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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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登明，男，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教授；张巧荣，女，西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