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弃守大陆撤往台湾，银行家陈光甫、李铭、张家璈、钱新之、宋汉章、周作民等民国时期最知名的银行家，要么滞留香港，要么浪迹欧美，要么干脆北归。 他们为何不愿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他们与蒋家父子有着怎样的恩怨？
三种选择
1948年底，一向沉着稳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显得颇为彷徨与焦虑。政局的快速演变，中国再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迫使陈光甫必须为个人及上海银行早作打算。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深感失望，对共产党的政策及马克思主义同样深怀戒惧。
在香港，陈光甫对当地的经营环境、政策环境感到满意，退身之地，他属意香港，但对经营了多年的上海并不轻言放弃。只是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容不得他从容安排。上海已不能返回，香港于是成为安身之地。
陈光甫的挚友、被视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的张家璈，也同样在上海解放前夕，离沪避居香港。由于在1935年被迫辞去中行总经理之职，在中行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张家璈并没有银行需要打理。虽然其兄张君劢已被列为战犯，但张家璈依然是共产党争取的对象。1949年底，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曾秘约张在广州会面。已经决意从事学术研究的张嘉璈觉得“新政权政策是否许我自由研究，实难推测”，于是远走澳、美，潜心学术。
就在陈光甫和张家璈一个留在香港、一个远走他乡之际，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正在积极与新中国接触。1950年8月，国民党大陆政权倾覆前移居香港的周作民乘船北归，成为金融界头面人物中回归第一人，也是唯一的回归者。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是当时中国最知名的银行。称得上顶级银行家的，也均出在这些银行中。不算长期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中行的张家璈、宋汉章，交通银行的钱新之，上海银行的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盐业银行的吴鼎昌，大陆银行的谈荔孙，中南银行的胡笔江，可谓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十大银行家。十人中，除了谈荔孙1933年人在中年因病去世、胡笔江1938年遭日机袭击身亡，叶景葵1949年4月病逝上海之外，活着的银行家们面对时局剧变，无不面临着去留的艰难抉择。
陈光甫、张家璈、周作民，是这些银行家在改朝换代时不同选择的三种类型。 除了周作民北归外，其他银行家均滞留香港或寄身国外。他们为何做出如此的选择？
“蜜月”与裂痕
20年代初在上海滩从事金融活动的经历，是蒋介石与金融界发生关系的开始。不过，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的是证券买卖，与上述银行家接触不多；银行家真正注目蒋，以及与之形成紧密的关系，是在北伐军兴后。
1926年7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引起南北银行界广泛关注。对北洋军阀早已失望了的银行家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与蒋发生联系。
中国银行高层经过评估，认为北伐成功胜算大。已经从北京总行移驻上海办公的中行副总裁张嘉璈，不时密令南方一些分行给革命军以现款支持。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统计，至1927年3月底，中行各分行对北伐经费的赞助高达549万元。
主持北四行准备库和储蓄会的钱新之，早年曾在孙中山二次革命时的左右手陈其美门下任职，结识了小自己两岁的蒋介石。1925年，辞去交通银行协理一职后，钱新之转任四行联合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协理，是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他与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较早与蒋介石接触的银行家。1927年初，陈、钱曾秘密筹款50万元，蒋介石对此极为满意。
身在北方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同样看好蒋介石。他筹集的40万元劳军费用，由钱新之携带西行武汉，给蒋介石留下了良好印象。而此时的蒋介石对银行家表现得较为谦逊，甚至不惜屈尊俯就，因其军费及财政支出，有赖于银行家提供的资金支持。
蒋介石抵达上海后，随即成立苏沪财政委员会，由陈光甫出任主任委员，决议发行3000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所收二五附税即拨充库券基金，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出任主任委员。钱新之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因此，有日本媒体称“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江苏籍的张嘉璈、陈光甫，浙江籍的李铭、钱永铭贡献尤多。
不过，在借款或承销债券过程中，蒋介石与中行曾多次发生摩擦。3月下旬，革命军克复上海，总司令部军需处向中行上海分行提借100万元，因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照章索取担保品，引起蒋介石不快，经张嘉璈出面始获解决。随后，蒋介石赴张家璈家吊其母丧，双方一度紧张的关系得到化解。
5月，蒋介石强迫中行继续借垫1000万元，遭到宋汉章按银行章程办事受阻，蒋介石直斥其“毫无信义可言”，并责其接济军阀和资助共产政府。7月1日，敢于抗拒袁世凯政府停兑令的宋汉章，虽然同样敢于与蒋坚持原则，但还是以患神经衰弱需静养为由，自请专任常务董事，辞去上海分行经理一职。
蒋介石威逼中行，陈光甫曾积极斡旋，遭到蒋介石警告，为此陈光甫致蒋长信痛陈利害，张嘉璈则在笔记中写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南京政权伊始，面对蒋介石的军阀作风，宋汉章、张家璈和陈光甫等银行家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一面。
1928年9月，张家璈与蒋介石之间发生一场大冲突，起因是蒋约张家璈到南京见面，张担心蒋要他出任财政部长，同时不愿越过财政部长直接与蒋谈财政事，因此复电说有事可嘱财政部长转洽。蒋随即去电要张来南京，张依然没有答应。对此，蒋介石大怒，去电要他速筹一千万元。蒋随后到上海，召集留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提出查封中行库存，并下令通缉张家璈。
张家璈后来写道：中央委员问究竟是何罪名，大概自己过去曾劝蒋尽量避免内战，蒋于是说他有勾结桂系和奉系嫌疑。中央委员知道这不过是个借口，提议安排一次茶会，见面说开了事。 张家璈认为，蒋的态度不是对待赤诚拥护国民革命军的金融家之道，因此拒绝参加茶会，并请假不到银行办公。后经友人调解，蒋去信解释，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刚建立的南京政权羽翼未丰，仍需“江浙财阀”支持。1928年，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将北洋时代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同样遭到张嘉璈婉拒。随后新的中央银行成立，中行成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是当时实力最雄厚的银行，张家璈不愿将银行当做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国库，因而政府决意攫取中行。随着时间推移，张家璈终于在一场白银风潮来临后黯然去职。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在汉口密谈，改组中行，加强金融统制。随后，张嘉璈被撵走。
张家璈离开奋斗了二十三年的中国银行，黯然写道：“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手栽的美丽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内。”
中行被政府改组后，宋子文出任董事长，改总经理负责制为董事长负责制，成为这一中国最大银行的掌门人。宋汉章虽然保留了总经理职务，但中行大权先后为董事长宋子文、孔祥熙掌握。
面对政府巧取豪夺，银行业“国进民退”，银行家们虽不满但无奈。李铭感叹，对一些人只能“敬鬼神而远之”。陈光甫感慨：“吾人以20年之努力，辛苦经营，始能树立今日之基础”，而政府以债票“夺去商业银行之地位”、令其举步维艰，以致于不得不另辟蹊径。
幻灭
1935年银行业“国进民退”，使中国银行业自由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则使一些银行家遭受了重大打击。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金圆券政策正式实施。第二天，宋汉章、钱新之、李铭等11人受邀赴行政院开会，行政院长翁文灏说明原委，希望大家拥护。蒋介石随后接见与会人员，并阐述改革币制的意义，要求他们拥护政府的措施。
然而，商业银行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让蒋介石满意。他因此声称：“彼等既不爱国家，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
1948年8月至11月，蒋经国获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施行管制，被称为“打老虎”。在蒋经国看来，“商业银行多做投机买卖，不晓得发了多少横财。现在要他们将外汇拿出来，都不大情愿”。但对银行家来说，交出外汇实为无奈被逼。李铭因浙江第一银行移存外汇资产问题与蒋经国发生激烈磨擦。对此，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在回忆录中称：“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政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了警告。……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他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政府。……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
周作民与李铭一样，被蒋经国传讯，迫其交出外汇，并要求周不得私自离开上海。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周作民，只得派人前往南京，请张群、吴鼎昌设法相救，最后悄悄离沪赴港。
其他一些银行家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开始动摇，正如陈光甫所说，已经“若即若离”。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均离沪赴港，前者于1958年在台北去世，后者于1968年在香港去世。1935年之后陆续出任南京政府多个要职的吴鼎昌，1950年在港去世。与陈光甫一样，李铭于1950年另筹香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1966年在港去世。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