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这是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特别规定。笔者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理解、适用条件及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以供探讨。
一、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理解
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所谓罪行法定原则，简言之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罪行法定原则有三项基本要求：1、罪行法定化，即对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2、罪行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能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看，该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二、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1、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能是先犯其他犯罪，这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均要求在达到 “数额较大”才构成上述三类犯罪，那么盗窃、诈骗、抢夺财物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也要求达到“数额较大”呢？笔者认为不应对先行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数额作任何限制，它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也不宜排除“数额过小”只要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行为（无论是既遂还是未遂），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就应按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定罪，而不应定为其他犯罪。这一种观点在解释上既不与立法规定明显违背，同时也不致于放纵某些行为。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管既遂未遂，也不论行为人取得财物数额大小，均存在转化为抢劫罪的可能。
2、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还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一客观条件可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所谓“当场”，应该是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现场以及被人追捕的整个过程和现场。这是一种比较符合立法原意和司法实践的观点。因为转化型抢劫罪是由盗窃等行为向抢劫的转化，其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的实施就要与前行为的时空紧密相联，完全脱离盗窃等行为时空的时间和地点并非本罪所谓的当场；同时也要允许有其先行的侵犯财产行为向后行的侵犯人身行为转化的时空限度，完全不允许有时空的延展，就往往不可能有后行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实施的余地。即本罪的暴力或威胁行为，与先行的盗窃等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
3、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主观条件是行为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窝藏赃物是指保护已非法取得的财产不被夺回；抗拒抓捕是指拒绝司法人员的强制措施以及一般公民的扭送等；毁灭罪证是指销毁和消灭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证据。如果在盗窃、抢夺中并非出于上述目的，而是出于强行非法占有目的，则符合一般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直接以抢劫罪论处，不应按转化型抢劫罪论处。
三、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
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有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是按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所规定的一般抢劫罪处罚，其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也应该与一般抢劫罪相同；有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转化型抢劫犯罪就是既遂，换言之，转化型抢劫罪没有未遂。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转化型抢劫罪与一般抢劫罪是罪质相同的犯罪，一般抢劫罪把财物取得与否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作为与其罪质相同、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致的转化型抢劫罪就没有理由采取与此不同的标准。
具体说，就是在盗窃、诈骗、抢夺取得财物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时，以行为人是否最终获得了财物为标准来区分既遂和未遂。如果行为人最终取得了财物，就是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因为行为人出于拒绝交还财物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那么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财物就能反映出犯罪目的得逞与否。但行为人如果是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如何认定呢？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出于上述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客观上也起着保护、控制赃物的作用。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也应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赃物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