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历史剧《屈原》:历史剧屈原教学设计

  历史剧《屈原》是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代表作,也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剧作。屈原形象的塑造,不单纯是为了纪念屈原,而主要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一、作者介绍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鼎堂,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古文字学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作者出生于封建书乡世家,幼年受到古文化熏陶,又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不满黑暗腐败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向广阔世界“奋飞”的愿望,1918年开始诗歌创作,文坛便大放光芒。
  二、写作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实行法西斯统治,扼杀言论自由,摧残进步力量。作家不得不改用隐晦曲折的形式暴露现实的黑暗,抨击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这样便兴起了历史剧创作的热潮。作者从抗日战争的现实当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与时代的责任,从历史回顾中汲取斗争的力量,于1942年初,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写出了五幕历史话剧《屈原》。正如作者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中所说:“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三、剧本的主题
  《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剧本以楚国对秦国外交的两条路线的矛盾为中心,描写了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和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靳尚的斗争,表现了屈原的光明磊落、爱国爱民、忠贞刚值、不谓暴虐的崇高品质,歌颂了坚持斗争、不屈不挠、反对卖国投降的伟大精神,抨击了南后的阴险、狡诈、投降卖国、图谋私利、陷害忠良的丑恶行为,揭露了怀王的昏庸和张仪的卑劣。董必武先生在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后写到:“诗人独自有千秋,疾恶平生恍若仇。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熏莸。”指出了该剧的主题。
  四、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
  屈原在剧本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崇高美的形象。他是一个有远见的杰出的政治家,一个热血澎湃的爱国主义者,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
  首先,他具有爱憎分明、光明磊落和独立难犯的品格。屈原的这些品格,主要通过“橘园颂诗”和对宋玉的教诲反映出来。《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名为颂橘,实为颂人,通过描写橘树的禀性、形态、才美,赞美其具有头脑清醒、洁身自好的情操,谦虚谨慎的作风,公正无私的品德,坚强不屈的意志。这也正是屈原自己优秀品格的真实写照。屈原对宋玉说到:“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他的话既表现了自己的高风亮节,同时也是对宋玉无耻变节的辛辣讽刺。
  其次,他同情劳动人民,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他接近人民、能够了解人民的苦难,他同情人民、热爱人民,受到人民的爱戴。他心中时时系念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力主联齐抗秦却遭南后诬陷,他斥责南后危害祖国:“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的楚国啊!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忠告,撕毁盟约,依附秦国,走上妥协之路,并囚禁了屈原。面对祖国的黑暗,失去自由的屈原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迸发出来,呼唤咆哮的风,去“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呼唤轰隆隆的雷,把他载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呼唤闪电——“宇宙中最犀利的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屈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化身,与松柏常青,与日月同光,在剧本里被描写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人,他热爱人民,处处为人民谋福利,忧国忧民,希望早日结束天下分裂的局面,希望楚国的富强,嫉恶如仇,希望人民安居乐业。
  婵娟是屈原的侍女,也是屈原的弟子,“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婵娟是仅次于屈原的主要人物,是屈原形象的补充,有力的烘托和陪衬了屈原这一形象,婵娟被称作诗之魂。她敬爱屈原、崇敬屈原,深知“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但她平时却只是表现出天真纯洁、谦虚好学,只有风云变幻时,平日蕴藏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才突现出来,使读者领悟到一个“竟与橘树同风”的高尚灵魂。她纯洁美丽、心地善良,是一颗晶莹透明、光彩照人的明珠,宛如天上明月,她的一生就是一首美丽的诗,她是卑鄙的身躯,高尚的灵魂。她的死从现象上看是喝了毒酒,实质上她是把生命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剧本中有了婵娟这一形象,就使屈原形象得到了更好的表现。
  南后和宋玉是作者塑造的两个反面人物,前者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取媚侵略势力,勾结异国、陷害忠良、祸国殃民、卑鄙无耻。后者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虚伪自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这两个人物从反面进一步衬托出屈原人格的伟大。
  五、剧本的艺术
  这部历史剧构思独特、气势磅礴、意境开阔、语言激越。剧本得到了历史、现实、虚构三结合,即做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既有现实主义成分,又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作者不拘泥于史料,在把握历史本质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愿望,大胆构思,使全剧结构、人物刻画、情节演变、文辞锤炼,浑然一体,形象逼真、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剧中的人物象屈原、楚王、郑袖、靳尚、张仪等是真实的,而婵娟、钓者、卫士等则是想象和虚构的。剧本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把屈原二三十年的生活放在一个昼夜之内来描写,通过想象、虚构,安排了一系列人物和事件,情节热烈紧张,气氛雄浑悲壮。剧本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歌词和抒情诗,感情激越、色彩斑斓,全剧洋溢着浓郁的诗意。一些独白本身就是形象优美、铿锵有力的诗,使作品融话剧与诗剧于一体。
  作品成功的塑造了屈原这个伟大的典型形象,深刻地表达了为了祖国和人民而不畏暴虐、英勇斗争的主题,使人于屈原被疏忽中见其为人正道直行,受黜中见其为文旨大义远,遭放中见其为国竭忠尽智。作品初演便产生了强烈的鼓舞群众与讽喻现实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郭沫若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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