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堪称是一部描写中原乡土生活的鸿篇巨制。河南作家李佩甫从《羊的门》、《城的灯》到《生命册》，一路走来，从不肯停下对脚下这块土地的思考、探究和掘进，从不肯放弃乡土这个抒写主题。作家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平原结下了不解之缘。用作家习惯的说法，他是把土壤作为至尊至善的母体，把人称之为土壤中生长着的植物，把世间万象看作是植物生长的各种“变量”。于是，就有了不同类型的“植物”，就有了平原上芸芸众生的生命，他们在各种条件的影响下，演绎着各自命运的变奏曲和诗意的人生走向。
苦难是人生的底色。对人生苦难的敏感与同情，是佩甫写作的情感基座。《生命册》包含着作家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的记忆，包含着作家对社会、人生、生活的参悟。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叙事方式，直面中原乡土的博大与厚重，在对乡土炽热的爱恋中，非常沉静地、理性地思考着、研究着乡土中变化着的人性。特别是作品中抒写的人性中的善，是蕴含在复杂情愫中的，是带有血泪、悲情、伤感的善，给人一种心灵的沉重。作家期待着人们能让心灵沉静下来，从人性的深处作出批判与反思，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人类精神的纵深处默默前行。正像作家期待的：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
作家对人的发现、透视与剖析，是精细、透彻的。作家在写入的时候，不是纠缠于那个年代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也不是在常见的矛盾冲突中写，而是站在超越简单化的批判层面上。他从平原文化的“根”上去写，写出人的灵魂的本色。比如老姑父蔡国寅，他正直、宽厚、大度，在生活的无奈中竭尽全力去帮扶村民，一方面他要动脑筋应对“上头”，另一方面他要动心思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他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他当了一辈子村干部，受了一辈子委屈，他经常遭到伤害却从不去伤害别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功臣，但他也是无梁村最痛苦、最具悲剧性的人物。比如梁五方，他是全村中最有能耐的一个人。他的“能”是出人意料的，他的上访告状是出人意料的，后来他人性的回归仍是出人意料的。他不仅敢跟村民们较劲儿，还敢跟“上头”较劲儿，他不仅有较劲儿的智慧，还有干事的智慧。还有“变着法儿”活的虫嫂，她在贫穷与饥饿中生长出常人没有的智慧，她既是一个靠使出全身的能耐，赢得生存权的胜利者，又是一个遭人嫌弃、名声不好的人格上的失落者。她既是一位培养出三个大学生的伟大的母亲，又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孤独者，在她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把她遗忘了。
《生命册》中众多人物的命运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人生都极富有诗意。即使那些读起来让人心情很沉重、很纠结的人物，他们的人生轨迹乃至人生悲剧，仍然是富有诗意的、耐人寻味的。作品中的梁思凡，其实就是新时期的“虫嫂”了。她从内心到肌体，完全笼罩在“虫嫂”的影子里，如果说她与“虫嫂”有区别，那就是她比“虫嫂”更具智慧、更有心机。在经历了多重历练之后，她骨子里生长出一种征服的力量，血液里涌动着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她不仅要征服城里人，而且要比城里人活得更潇洒、更体面、更风光、更有滋有味。贯穿全书的主人翁吴志鹏，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一位文化人，他从单纯走向困惑，从困惑走向清醒，从清醒走向理智，从理智走向大彻大悟。这种在坎坷和磨难中成熟起来的人生，这个对平原文化进行反思的人物形象，将长久地活在平原人的精神生活中。
如果说，乡土生活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状况的重要尺度，那么，乡土叙事则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品质的重要尺度。《生命册》以自己固有的面貌和气质，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乡土叙事中一个新的表现领地，提供了独特的人物、故事、生活场景和人文景观。佩甫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沉重、悲情、温暖和希望，代表着我们时代文学品位追求的高度。正是因为这种凝重、沉重和厚重。《生命册》必将跻身于当代杰出长篇小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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