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善于提炼自己的——主观的——印象，从其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的东西，他并且善于用自己的形式表现自己的观念。” 高尔基《给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赵园在《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就所提供的市民人物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来看，几乎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与老舍匹敌。”他几乎写了市民阶层生活的一切方面，显示出他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艺术形式，对他熟悉的独特社会——市民社会，并且是北京的社会市民进行了异常深刻的发掘，从而对民族性格、民族命运作了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揭示了时代本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即是老舍艺术风格集中体现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骆驼祥子》这部长篇小说描述了一个流入都市的破产农民祥子如何市民化，最后又被社会抛到流氓行列的人生历程。祥子曾是一个很忠厚、很善良、很正直，具有同情心的劳动者，当认准拉车这一行列，他就成了“车迷”，把买自己的车作为生活的奋斗目标。为此，他省吃俭用，起早贪黑。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实现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车夫。但残酷的生活破坏了他的美梦：第一辆新车被军阀的乱军抢去，失去车只牵回三匹骆驼，但他没灰心，依然倔强地从头开始，拼命攒钱。可这次还没等他再买上新车，一点一滴地积攒的钱却被假公济私孙侦探敲诈洗劫一空。当他再次拉上自己的车。却是以与虎妞畸形的婚姻为代价。但好景不长，虎妞死于难产，他又不得不卖车给他办丧事，落得人财两空。连遭生活的打击，他不再像从前一样，他开始厌恶生活，成了社会的堕落分子。祥子的悲剧让人触目惊心，这是为什么呢?引起人们的反思。
祥子虽善良有着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但与生俱来的狭隘眼光妨碍了他对社会和自我命运的深刻认识。祥子离开农村后，一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农村的联系，而且再也不愿与之发生什么联系了，一方面又没有扎根于城市生活，甚至还不知道与新的社会环境建立应有的联系，求得别人的帮助，经过几次打击后，终于被生活打倒，酿成悲剧。
黑暗、冷酷、腐朽的旧制度是酿成祥子悲剧的原因之一。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仅是车夫一点点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的地狱究竟是什么样。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须有生活和生命上的根据。”祥子的生活是这样的：农村地主阶级的压榨，使他一家倾家荡产。祥子被迫来到城里后，仍然逃脱不了受剥削压迫的地位。在人和车厂厂主刘四对祥子的剥削可谓敲骨吸髓；在杨家拉“包月”，杨氏夫妇的冷酷刻薄使祥子连饭都顾不上；封建军阀的大兵抢去了他用几万滴汗换来的新车；特务的敲诈勒索，劫去了他辛苦积攒的几十块银洋；巫婆骗取了他的钱财，断送了虎妞的性命，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吃人的社会制度给他的苦难命运。
除了来自社会剥削压迫客观方面的原因，最主要还是祥子主观方面的原因。祥子盲目自信。认为通过个人奋斗就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命运。他没能看清社会的本质，饱经风霜的老车夫老马说：“干苦活儿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有什么蹦儿?”虽然祥子在自己的追求中多少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得意义，但生活就是生活，也只能把自己的努力比作“误入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后路……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都是一样的。”祥子与小福子的关系，也体现了他的性格特点。小福子过于沉重的家庭拖累——一个醉鬼似的爸爸和两个年幼的弟弟，都得依赖她为生——使他迟迟不敢接受她的诚挚的奉献。即使当他一度鼓起勇气与她结合时，也盘算着“她可以不管二强子(即她的爸爸)，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这些都体现祥子自私的一面。虽祥子很愿意与小福子一起生活，但小福子的身世又让他望而生畏。
祥子的悲剧不能够唤起人们的崇高、庄严、悲壮的美感作用，和产生突然爆发出来的振奋、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很多”。这类作品在揭示生活本身的悲剧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上，往往可以胜过英雄悲剧，有时还能“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隐蔽于生活深处的悲剧因素。这类作品又总是努力排除各种外在的、偶然的、或者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刺激性的因素，以人物的平民性、事件的平凡性构成对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悲剧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概括。这样的悲剧作品能够深化最广大读者对生活的认识，使他们感到其中所描写的既平淡无奇又如同深受，从而激起更多的醒悟和震惊，由此产生的悲剧效果也就可能特别强烈，特别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