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云：“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缙绅及闾阎歌咏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诸公已矣，后学莫及！”这是元人第一次准确地指出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曲四大家。他们作为有元一代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人物，以杂剧这种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多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他们的优秀作品是世所公认的“一代之绝作”，堪称史诗。除了对现实的批判以外，元曲四大家也代表着现时的、民族的、民众的理想和愿望，传达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别的声音，那就是“人心思汉”的民族意识。
蒙古统治者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入主中原的，他们凭着“塞北雕弓硬”以强劲的铁骑旋风般地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汉宫秋》第四折［白鹤子］））在元朝的建立过程中，他们实行的是血腥的屠城政策，将“百姓尽行杀掳了”、“杀了的人如烂木般堆着”。（佚名《元朝秘史》卷九）“金崇庆末，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杀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余一。”（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十七）白朴的母亲便是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被掠走的，出身名门的白朴身世尚且如此，遑论平民了。白朴在《梧桐雨》中曲折地写出自己的感受：“隐隐天涯，剩水残山五六搭；萧萧林下，坏垣破屋两三家”。（第三折［驻马听］）这种残败是蒙古铁蹄征服过后的一种必然。汉民族为主的广大民众从现实人生到理想尊严，从物质生活到精神追求都遭遇了空前的浩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压抑和考验。
因此，“人心思汉”的呼唤，是元曲四大家杂剧中的重要主题。《拜月亭》写的是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其背景是一片兵荒马乱、国亡家破的凄惨景象：“干戈动地来，横祸事从天降：爷娘三不归，家国一时亡。龙斗来鱼伤。”（第二折［南吕・一枝花］）这种沉痛和不满，就是针对蒙古统治者进行的劫掠性战争而言的。作为一个封建性的社会，它的黑暗是不可避免的，是非颠倒，贤愚错勘，是最普遍的事实。大悲剧《窦娥冤》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发出了在黑暗统治下，被压迫者蔑视天地的呐喊：“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第三折［滚绣球］）可谓怒发冲冠，气冲霄汉，怨愤的情感如决堤洪水，倾泻而出。面对残酷的现实，恋念故国江山，追慕前朝旧事的民族情感，则会油然而生。《单刀会》突出描述了关羽对蜀汉的一片赤胆忠心：“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是甚枝叶？”（第四折［沉醉东风］）在元蒙统治下，蒙汉对立是不争的事实，而该曲仅五十八个字中，光“汉”字就有五个，字里行间饱含着、渗透着的显然是以“汉人”自居的浓郁的民族情感。该剧第四折［离亭宴带歇指煞］：“说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全剧突出强调的是“人心思汉”的时代精神。《梧桐雨》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第四折［沉醉东风］）作者借唐明皇之口抒发的是对汉民族曾经拥有的承平盛世的怀念和留连；《汉宫秋》作品中王嫱的形象，十分典型地体现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操。第三折中与汉元帝诀别时，昭君念道“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色”，因此她尽留汉宫衣，在入番途经汉番国界之际，义无返顾，为主投江，保存了个人和民族的尊严。
向往承平盛世，呼唤匡扶社稷、整顿乾坤的英雄，是元曲四大家杂剧所表现的和上述民族意识紧密关联的又一重要内容。郑光祖杂剧中，对英雄的呼唤之声，显得格外集中和强烈。郑氏现存一十八种剧目中，从其存本或题材来源看，剧中有缅怀、赞美、呼唤英雄倾向的至少有下列七种：《周亚夫细柳营》、《哭晏婴》、《三战吕布》、《丑无盐破环》、《王粲登楼》、《周公摄政》、《伊尹扶汤》，几乎占到郑氏剧目总数的一半。智勇双全的钟离春、忠肝义胆的周公旦、恪尽职守的周亚夫、忠诚智慧的晏婴，这些古人身上无不凝聚着元代人民所追慕的英雄气质。关汉卿《单刀会》、《西蜀梦》中也充溢着对英雄由衷的赞美和深切的缅怀，而关氏已佚杂剧如《进西施》、《赵太祖》、《救周勃》、《哭魏征》等，盖也不免对英雄的呼唤；而白朴杂剧题材多出自汉唐盛世，两部英雄杂剧《泗上亭长》、《斩白蛇》都以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为主人公；白朴另一杂剧《梧桐雨》与马致远《汉宫秋》中“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是同样的呼声。“你文武两班，空列些乌靴象简，金紫罗衫。内中没个英雄汉，扫荡尘寰。”（《梧桐雨》第四折［满庭芳］）；汉元帝在第二折［斗虾蟆］中唱道“当日个谁展英雄手，能枭项羽头，把江山属俺炎刘”。剧作家们借用汉唐两代史实尖锐地批评了宋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软弱和君臣的无能，更唱出了元代汉族百姓渴望英雄人物的出现，希望他们迅速扭转乾坤、收复山河、找回民族尊严的强烈愿望。
在民族意识分外强烈，却英雄难觅的无奈背景下，元代士人对仕途顺遂的渴望是时代呼声的特殊内容。元曲四大家生活在民族歧视严酷的时代里，蒙古统治者将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汉人和南人在终元之世中都苟活于受欺压受侮辱的阶级统治和民族压迫之下。明人叶子奇《草木子》云：“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而汉人和南人中的读书人更是“劣等中的劣等”。元代文人地位空前低落，所以元剧中便常有“儒人不如人”的提法。这是时代意绪自然流露的最好例证。《荐福碑》第二折龙神诗云“你本是儒人，我着你今后不如人！”后人甚至有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明人胡侍在《真珠船》卷四中说：“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入太医院尹，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针对这种现实，元曲四大家愤怒地表示了不满：“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荐福碑》第一折［幺篇］）“赤紧的世途难，主人悭。那里也握发周公，下榻陈蕃？这世里冻饿死闲居的范丹！哎，天呵！兀的不忧愁杀高卧袁安！”（《王粲登楼》第一折［踏鹊枝］）仕途受阻不但使元代文人的精神没有出路，壮志难酬，尊严贬损，甚至连生计都难以维持。马致远、郑光祖两位作家在描写知识分子被冷遇的落寞与悲哀上，都堪称一代巨擘。“则这断简残编孔圣书，常则是养蠹鱼。我去这六经中枉下了死功夫。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荐福碑》第一折［油葫芦］此曲写读书人读书的尴尬境地已是穷形尽相；而《王粲登楼》：“那有钱人没名的平登省台，那无钱人有名的终淹草莱”（第二折［倘秀才］）更是极写了读书人的悲哀和无奈，喊出的是元曲四大家及同时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
“人心思汉”的强烈民族意识使元曲四大家在创作中，从批判亡国之君的昏聩无能、荒淫误国，到揭露臣下的贪婪自私，胸无家国；从热切地寻找、呼唤救世的英雄，再到感叹仕途的歧视排挤、精神的倍受压抑和摧残，勾勒出非常鲜明的元代汉族知识分子在异族统治下思想浮沉的一条脉络。他们以杰出的艺术才华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元代士子和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宝贵画卷，值得我们用心体会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