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韦安礼虽然从来没有联系，但是，竟然一点陌生感都没有，反而是那样的熟知，那样的亲切。对韦安礼散文的阅读，弥补了此间没有交流之憾。 写散文不是韦安礼的主业。我以为，写散文是韦安礼一种精神放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成韦安礼写散文，以给紧张的生活来一些必要的缓释。
韦安礼的散文创作大都以个人体验的人事物景为内容，感情深沉。直率、真诚、真切是其主导品格。言为心声，为情造文。忆旧散文，深沉蕴藉。写景散文，意境大开。文化散文，博识精警。心境散文，洒脱率真。
尤其是他所谓的写人散文，发微知著，以“电视手法”再现历史和现实场景里动人画面，凸现作家的主体意识，展示出现代风姿。它们是韦安礼散文里分量最重的散文，也是将电视与散文诗嫁接得最好的散文。这种写法在当代中国散文里是独树一帜的。比如在《发模醉酒》里，随处可见这样的片断：
发模说：“做人，要做孙悟空似的人。因为孙悟空身上放射出好几层生命的灵光：
一是大闹天空的孙悟空；
二是压在五台山下的孙悟空；
三是戴着紧箍咒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四是取得真金后，挣脱紧箍咒而成为自由人的孙悟空。
孙悟空之所以是孙悟空，他在唐僧念紧箍咒时，虽然疼痛难忍，依然爬起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扫平取经路上的一切障碍。”
又说：“想起茅台酒，我就想起空杯留香的神秘，他仿佛涵汇了龙的传人的人生道路和人格模式。我想茅台酒正是勾兑进了儒家的积极进取、佛家的慈善含蓄、道家的空灵达观，故而能饮誉中外。”
这不正是发模的人生观吗？发模醉酒，是他的情之所至啊！
当前散文创作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散文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抄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散文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看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
散文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活动，必须承担道德功能。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对待散文与道德关系的问题上，要么是“政治道德一体化”，要么是要追求文学的“纯度”而拒绝文学的道义责任。无论是“泛道德化”还是“去道德化”，都是当代散文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事实上，道德和艺术的任何一方，不认清对方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少，就不能以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从文学历史的整体性的角度，我们了解到“新世纪散文”的确缺少了伦理尺度。首先，“欲望狂欢写作”和“城市写作” 因为过分追求“审美日常化”，导致了批量的“叙事的空转”和“叙事的失禁”；作家的价值评判、道德眼光和历史意识的严重匮乏。这两种写作的“行为主义”导致了它们的伦理虚无。其次，因为“底层生存写作”仅仅是一份份哭诉状，“乡土书写”也摆脱不了“暴力美学”的纠缠，使得启蒙伦理在这里显然羞羞答答、没有多少自信！最后，沉迷传统精神文化的“向后看”文学写作，因过分迷恋传统审美情趣，而使得它的自由感觉稀薄；它们与自由伦理也是失之交臂的。因此，“新世纪散文”病弱的症结就在于它的伦理匮乏、伦理羞涩和伦理恍惚；要振兴“新世纪散文”，我们必须使其伦理俱足、伦理硬朗和伦理清醒！
尽管散文是韦安礼的精神的一次次“放假”，但是它们并非预示着韦安礼放弃了自己的道义责任，恰恰相反，韦安礼是以散文这种特殊文类来真诚而艺术地担当起作为作家的重任，展现作家的良知。因此，韦安礼的散文是对当下那种软绵绵的散文的有力反驳。韦安礼的散文精神矍铄，神清气爽，楚楚动人！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