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奥多尔・冯塔纳是19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小说大多以柏林生活为背景，以普鲁士贵族为主人公，反映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的社会现实。而《艾菲布・里斯特》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部社会小说，是他创作的顶峰，也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
《艾菲・布里斯特》以艾菲的婚姻为中心，分析那个时代贵族身上所体现的种种虚伪。正是这种普鲁士贵族所具有的虚伪造成了殷士台顿幸福生活的结束，造成了艾菲的毁灭，造成了艾菲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剧。进而批判当时社会的虚伪、陈旧、过时和腐朽的道德观念和冷酷无情，名誉地位至上的本质。
在艾菲母亲眼中脾气好、地位高、品行端正的殷士台顿――艾菲的丈夫，是被当时的社会观念禁锢住的一极其虚伪的角色，这点从他刚开始向艾菲提亲就可以看出来。他年轻的时候追求艾菲的母亲，可他当时只是拉特诺的一名小兵，没钱没地位，输给了已是骑士顾问而且有了封地的冯・布里斯特。此后殷士台顿离开拉特诺，经过一番艰苦的创业之后飞黄腾达，当上了凯辛的县长。此时，他回来向昔日情人的女儿提亲。这其实是他回来向昔日抛弃他的情人证明自己有钱有地位有名誉有好的前途，好让他20年前受伤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而自己的结婚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当艾菲忍受不了屋里闹鬼的困扰，恳求他搬家时，他首先考虑到的不是安慰年轻的妻子而是仅仅因为妻子的胡乱猜忌就要搬家的话，必定会招来闲言碎语，必定会影响他的名誉，影响他的前途。而6年后，当殷士台顿无意中发现克拉姆巴斯写给艾菲的情书后，他急于找维勒斯多夫让其代为送挑战书，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名誉有多一秒的玷污。然而时隔6年，这已经是一笔陈年旧账，况且他已经爱上了艾菲。他坦言并不感觉嫉妒、愤怒、也不想复仇，不过他必须按贵族社会的“原则”办事。因为他深知自己是这个贵族阶级的一分子，深知个人和这一阶级的依存关系。如果不进行决斗，他就会被这个社会视为懦夫和胆小鬼。在殷士台顿眼中，面子、升迁、地位最重要，即使是要搭上他一辈子的幸福，甚至也有可能是搭上一条命，他也要死抓住名誉不放，其变态的虚伪可见一斑。
主人公艾菲的身上充满了自然性，她喜欢游戏、爬杆和荡秋千，然而她毕竟出身贵族，在她的身上有着贵族们都有的秉性：贪图享受，爱慕虚荣。
殷士台顿的出身、外表、教养、地位以及仕途前景都满足艾菲的虚荣心，可是满足不了年轻的她对娱乐和消遣的需求。艾菲在天性上是个“自然的孩子”，婚后却一味地压抑自己，竭尽全力地去适应新的角色。她的精神世界是极度空虚的。因此当善于玩弄女人的克拉姆巴斯出现的时候，她骨子里自然的天性，对浪漫情怀的追求把她推向克拉姆巴斯的怀抱。事后她内疚与自责，感到恐惧和良心不安。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女人的红杏出墙属于严重的道德犯罪，它不仅玷污了丈夫的尊严，而且也破坏了社会秩序，侵犯了国家的法律。因此在她看到女仆罗丝维塔和车夫克鲁泽在打情骂俏时，她指责女仆莫须有的不检点行为其实是在无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指责。她身上的自然性始终没有战胜社会性。贵族意识中的忠贞、诚实、荣誉、道德观念早已悄悄地在她身上内化，她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贵族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这个枷锁。
艾菲的父母出身贵族，同样有着贵族爱慕虚荣的秉性。母亲路易丝当年抛弃了既没钱又没地位的情人，选择了比她大12岁的骑士顾问、拥有霍恩克莱门的布里斯特结了婚。若干年以后，当时的旧情人飞黄腾达，并受到俾斯麦的器重时，她又想利用自己的女儿去抓住这一切。路易丝了解女儿艾菲的性格。她深知女儿身上的自然性和殷士台顿身上的社会原则是矛盾的，她深知他们的婚姻生活会存在不协调，但是她仍然觉得这是女儿的“福气”，仍然劝女儿嫁给她的旧情人。路易丝的先舍再取充分证实了19世纪德国社会资产阶级贵族阶层的贪婪和爱慕虚荣，反映了当时的婚姻是与财富和门当户对的名誉观念是紧密相连的。当艾菲的私通曝光以后，布里斯特夫妇拒绝将艾菲接回娘家。他们要维护贵族阶层虚伪的荣誉感。在自己的女儿最需要亲人的关怀时，布里斯特夫妇抛弃了女儿，抛弃了亲情，选择做社会道德的捍卫者，最终丧失了女儿，留下的只是自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奈和悲哀。
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结构紧凑，情节单线发展，围绕女主人公艾菲的婚姻展开。冯塔纳就像说故事一样，没有戏剧性的冲突，没有庄严的结局，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也没有万人崇拜的英雄，但正是这种平淡，实际上具有深刻的内涵。它向读者展现了19世纪普鲁士的一幅社会画卷，揭示了普鲁士社会道德的虚伪和冷漠。殷士台顿、艾菲、布里斯特夫妇无不受这种道德规范的俘虏，都经历着内心的痛苦最终造成各自的悲剧。冯塔纳要让读者清楚地看到，那个时代的普鲁士社会对个人的约束远远超过必要的限度，严重阻碍了人性的发展。批判了普鲁士虚伪道德观念扼杀夫妻之间、骨肉之间那种美好感情的非人道特性，也道出了依靠这种虚伪的精神，普鲁士社会必将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