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历史性转折
【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实现了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一是党中央落脚陕北之后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各方面的政策策略，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二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阶级矛盾又成了主要矛盾，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及时调整政策策略，实现了由抗日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两次历史性的转折使中国共产党由低潮走向高潮，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中国革命事业由挫折走向胜利。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两大转折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4—0088—07
一、中共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也导致国共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适时地调整了各方面的政策策略，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转折。
1.中共积极倡导、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由武装反抗国民党向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转变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486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不久，北平又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并很快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在这种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于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提出了中间势力可以联合的问题，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上层的。并提出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在瓦窑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决定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点首先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四周，实现西北大联合。经过“洛川会谈”、“延安会谈”，张学良、杨虎城首先在西北实行了联共抗日方针，并在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抗战时期对国民党的“五条政策建议”和共产党的“四项保证”。从此，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尤其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因此，经过21个月之久的曲折接触和艰苦谈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此为标志，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在论述这个统一战线的意义时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2]364。
党对国民党策略的转变，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评价，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国际之所以肯定中共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3]371。中共成功地放弃了十年内战时期的政策，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2.中共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时期的运动战、阵地战向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早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做持久战。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也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方针。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也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4]。 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指出：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我们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5]1。红军正式改编后，经与蒋介石、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牵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1937年8月，党中央又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要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必须把过去的国内正规战、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红军的任务应利用自己的特长（善于一面打游击战，一面发动群众），利用有利的地形同敌人周旋。同时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根据地，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这样就将给日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并将逐渐发展成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这一战略转变，是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一种最佳选择，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途径。
可以说，这个战略方针很了不起，但当时有些人接受不了。基于洛川会议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毛泽东在会后多次致电前方将领。在1937年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5]199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及南方局的电报中又强调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5]23在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以及前方将领经过多次军事实践后，他们终于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了八路军整个抗日战争。据统计，八年抗战打了12万5千次游击战战役战斗，毙伤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4万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120多万，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260多万，并且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5]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