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俪文和高群书，有超过十年的交情。马俪文正在给电影《巨额交易》做宣传， 送走一群朋友之后，她才和老友高群书真正坐下来，不像采访，更像闲聊。 已经过了晚上十二点，都有点乏，却也更真实、幽微、有烟火劲儿。
谈到电影，他们共同的感慨是：中国不缺好监制，就缺好的制片人。
最佳损友
曾经，高群书说马俪文你离大师只差一步。马俪文问他到大师一共几步？就一步。高群书答道。
高群书：我那时候当制片人，有人推荐你来写东西，我就去找着你，一个院里进门左手边那屋，估计是人家以前的厨房，九平米，里面布置得特艺术，挂着各种花布。那时你真是酷爱花布，整天穿着蝙蝠衫、花裤子，看到你我就想起一个字：神，眼角眉梢全是神。还是我最早发现你的导演才华的，那时你拍了个《秋天的滋味》，我记得特清楚，节奏特别慢，完全是个小资。
马俪文：那个戏投资二十万，到现在都没卖出去，算是我第一部电影，哭着喊着要拍，不吃不喝住那个小平房，一个月才二百块钱的租金，找了几个人凑了二十万，我还在里面演了个角色，自编自导自演，特自恋那时候。有时候同学聚一块，大家说我以前那些事，我觉得滑稽死了，怎么能做出那种事！现在回想起原来的事情，特别心疼我自己，刚毕业的时候不吃不喝也一定要拍戏，我要有了孩子就告诉她，平平静静的挺好。
高群书：那时候你穷得不行，我说你想吃点好的就来找我，后来我弄了个栏目，《新闻故事》，我说你来给我做场记吧，其实就是让你挣点钱，结果你老损我，那次我们跟着前面一辆车，跟着跟着跟丢了，我说摄影跟丢很正常，你却没完没了的损。其实我从没把你当场记对待，想培养培养你，结果你不认这个东西，觉得太低了。
那时你就有一外号，马有才。后来你就比我还先拍电影，进步比我快，拍的时候我还去探班，在丰台，你还在用手工剪、粘，很原始的做法，我当时觉得不错，完了大家一块吃饭，你问我怎么样，我说不错，结果你不高兴了，说我骂你。
马俪文：那你当时怎么说的？你说你离大师，就差一步，我问一共几步，你说一共就一步！真是气死了。
高群书：到你第二部，《我们俩》，就特结实。虽然小，但拿得很到位。结实是一种修炼，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准确到位，这特别难。当时我看那片子，人一出来我就乐了，就是她生活的那小院。
马俪文：太熟了。好多人都去过那小院，那小屋子。你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你说，看完之后怎么酸酸的。
高群书： 《我们俩》很接近心里面那种真实感，可以说是纪实的。我觉得纪实是一种特别扯淡的说法，它只是一种风格，不论你的电影是黑色幽默还是喜剧的，它深层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
马俪文： 《我们俩》之后就有机会拍《桃花运》了，我特别喜欢那剧本，比这个《巨额交易》的剧本还喜欢，但没办法，停了以后就变了，原来是一男五女，后来变成五男五女。
高群书： 《桃花运》命运太波折了。电影不能慌，还是要想好了、捋顺了，坚持下去，才能有一体的东西。《桃花运》是很准确的东西，把它的准确发挥到最大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干扰，这些干扰有时候是挺可怕的。我太了解你了，知道你的水平不是这样的，我以为要看到牛逼，结果看到无助。
马俪文：其实，存在就是合理的。日本海啸之后，很多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动物出来了，好多人分析，其实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我觉得电影也很渺小，不拍电影也无所谓，票房好大家开心，票房不好也无所谓，不当导演也无所谓，越来越觉得好多事情看看热闹就行了。
高群书：去年《西风烈》出来，好多人就觉得你失败了吧，你不行了吧，以前片子的成功都跟你没关系了，特别可笑。但不用辩解，我到现在也不认为《西风烈》是个烂片子。但有些人让我挺失望的，你可以不喜欢我，但这和那些支持我的人没有关系。你说高群书是脑残，没关系，但你不能说喜欢高群书的人都是脑残，这让我非常不高兴。
我突然发现网络有很大的遮蔽性，最近微博出了一件事，某个特别无耻的人就突然开始发一些骂政府的东西，大家就觉得他成了好人了，这个标准从哪儿来的？我这个人，既不左也不右，有左的朋友，也有右的，对很多事，第一不争论，第二不诛心，后来我就不在微博上说那些掏心窝子的话了，何必像个猴似的在你们面前蹦�？
马俪文：最近几年我妈经常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不吃了那个不能吃了，这儿出事了那个国家动乱了，受她的影响，我也会关注这些，相对娱乐新闻，我更关注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比如我花好多心思买进口醋，后来一想进口的也不一定是健康的，淘宝我都好几颗钻了，都是买这些东西买的，考虑很多。
前段时间我爸住院，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叫治病吗？有关系托了人都这么难，没关系的呢？就因为没送红包，号都排上了又从手术室推出来了。你说装孙子也行，我就是装孙子，我真的无所谓了，以前拍电影，天天看评论，现在才不管呢，你爱说什么说什么。这几年我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世界只有说不清和不需说两种情况。
不是俗人老想俗
高群书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导演能拍黑色幽默，第一个肯定是马俪文，但当面，他说的最多的却是马俪文的问题，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的问题。
马俪文：在迪拜拍《巨额交易》时，一天晚上没夜戏，我跟几个朋友到黄金街，走得特累，就坐在长廊那儿等他们，两边金灿灿亮晃晃的都是金店，我一个中国女人拎个塑料袋，疲惫不堪，翻译也不在，手机也没电了，找他们也找不到，就看到好多阿拉伯袍子在眼前走来走去，时不时飘来唱经的声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是在做梦，也不是恐惧，也不是幸福，就是不真实。
高群书：我看上期的《名汇FAMOUS》，老六提过马克思一句话，说办报是独裁者的东西，电影也是一样。电影界正确的人不多，很多都是从各个方面浅尝辄止，你是创作型人物，你就应该只管创作，别人说什么都不管，就认这个项目，把它做到极致。就像那时市场不接受《我们俩》，但现在市场可以了。你真诚地走感人的路线，这就是最大的商业。上回一个电影论坛上我遇见两个台湾导演，我说九把刀的成功就是台湾导演的长处，瞄准一个年龄段，就是拍给十八岁少女看的，只要你够真诚，肯定成功。
马俪文：说我从文艺片转向商业片，也差不多吧，原来确实文艺一点，毕竟咱们这儿票房不好都叫文艺片。这有点像拳击比赛，全场都不知道谁最后赢，就看裁判举起谁的手，标准呢？好像赢了就都对了。
高群书：但深究起来，每一个赢都有它的必然性。比如两部小成本电影，谁能赢就看势了，跟质量是没关系的，看后面的推力，至于推力来源于哪儿，这就是玄机，一般人接触不到，而接触到的人肯定闭口不言。我觉得《巨额交易》讲了一个真理：要在中国成功，你就必须有所谓的贵人相助，这个贵人可能是一阵风，一个政策，一个集团，或者某个人对你特别青睐。导演可以不做人际关系，但天生就在关系中，他得混，得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女导演比较少，有两种能成功，一种是特柔，一哭所有人都愿意护着你；一种是和男人一样，红着脸把所有东西都弄了，这两种都可以不妥协，实际上是处事的一种方式，跟才华没有关系，但是你得会处事。
马俪文：其实，现在的《巨额交易》跟我原来想要的那个效果还是不太一样，可能更接近大众的喜好。我是个特别能妥协的人，在拍摄现场一直都是这样，这是我特别不好的地方。拍这个戏的时候，好几次我觉得不太理想，但好多人都奔着这个项目往前走，不是你一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譬如希望更商业一点，更娱乐一点，我觉得也行，就这样了。
高群书：像你这种导演就应该专心去创作，你就缺一个好的制片人。要是有一个好的制片人惯着你、照你这么办，这事儿就成了，但现在是每个制片人都觉得自己特正确，你又妥协了。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个群体共同的需要。好的制片人是发现你是个鬼头姜就把鬼头姜卖出去，而不是把鬼头姜整成土豆；而监制则是不同的概念，监制不管你是什么，你都得给我做土豆。“监”制就是强奸的奸。
马俪文：我知道，你对我了解的、感兴趣的是一种东西，但现在我做出来的是另一种。
高群书：那一种也是商业的，对你来说更擅长，更游刃有余，也好看。所有商业的目的用两个字来说不就是好看吗？就像做菜，加入再多料最后也要好吃。我记得你写《小命》，用的是一个胎儿的视角，太牛逼了。你不是个俗人，但现在老想俗，这不行，这不是你的长处，你得朝着牛逼走。
爱情是什么
《巨额交易》点映后引发了争论，女人说结婚除了要有房有车还要有五十万存款，男人说你又不是林志玲凭什么这么要求？马俪文说，爱情没有标准；高群书说，他不相信伟大爱情，他觉得互通有无没错。
高群书： 我从来不相信爱情，什么叫爱情？从物理或者生物的角度来看，它是有的，是基于动物性产生的一种更高的更独的一种感情，但那种所谓伟大的爱情，用诗意的语言来赞美的爱情，什么至死不渝，现在有吗？
马俪文：爱情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词儿，我觉得用吸引更合适，就是两个人产生了化学反应，愿意腻在一起。我一直觉得爱情最不能有标准。
那天 《巨额交易》点映，在北大，有个女孩说，要结婚男人在有房有车的基础上还起码要有五十万。我曾经对男朋友有一套特别精确的标准，要大我四岁，带出去好看，头发飘逸，有艺术感，手指要长，声音要有磁性，眼神要忧郁……后来发现你想要的跟你实际撞上的不一样。那个女孩说她要五十万，我觉得要一百万也行，但要看你是否撞得上。爱情，都是老天爷给你设计的，我认识一个女孩，离婚之后天天往婚介所跑，跑了四五年都没有找到，但也有女人哪怕过了五十岁，出去倒个垃圾都能撞上桃花运。
高群书：我觉得女孩要男人有钱太靠谱了。有个朋友说，年轻女孩就是要找四十多岁的男人，四十多岁的女人找二十多岁的男孩，到五六十岁再找个同龄的，这是促使社会和谐的很好机制。这不是功利，也不是提倡傍大款，我觉得爱情是很虚的，这个世界上有感情有亲情有合适，合适就是一种互相补偿机制，对大家都好。和谐社会需要互相错位，就像做企业，互通有无，就平衡了。但不能说男人没钱是垃圾，太绝对了，钱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你有才、手艺……这些东西是并列的，是你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
马俪文：说男人没钱是垃圾那是自嘲，但我觉得这个社会，确实钱能给男人带来魅力，有了钱，他整个的气场都不一样了。缺什么补什么。我听说有个酒吧，去了以后一人发一个螺丝钉或螺丝母，大小不一，只有特定的两个才能拧上。两个人一定要有缘分才能凑在一起，比如杨振宁和翁帆，她在18岁的时候肯定也对爱情有很多想法和愿望，她不会知道会有这么一个人，她爱上他。我觉得很合适，很好。
高群书：说他们不合适的很多是从性的角度来考虑，但我也认识很多人，可能从景仰、从心灵上的荣耀……各种角度来考虑，两个人在一块肯定有和谐的因素，但我从来不认为有伟大的爱情，就是合适，就是愿意，愿意就完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根本不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就用一种标准来衡量是否成功，很可笑。我以前觉得俩男的在一块太恶心了，现在觉得也挺好。老少结合，大家一看就说是为了钱，或者潜规则，这都特别可笑，更多的是你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得听，得琢磨是怎么一回事。
马俪文： 《桃花运》里，原来是一个男人游走在五个女人中间，疲惫不堪，他其实有更大的抱负，但他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一句话不说就能把她们迷死，吸引不同的老女人，结果被捅开之后，所有人都不离开他，都想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他怎么也不愿意从监狱出来。我喜欢监狱那段，那几个女人像花瓣一样在外面围着，等他，爱他。
高群书：这种人是有面相的，这种人必须要瘦，必须有那种脸型。我小时候知道一个人，都说他厉害，好多女人跟他“不正当关系”，他也就一米五几的个子，特瘦，挺黑的，其貌不扬，但女人就喜欢他，因为这种人特别会哄女孩，女孩是靠哄的，这种小手段我们不屑于用，他们一用就见效。
马俪文：现在出来的那些案子，一个男人在十来个城市里同时有三十多个女人，这些女人大部分是情感缺失的中年女人，我去采访她们，都是男人把她的钱都骗走，还是爱他，还是愿意，她就是缺爱，做饭给他他猛吃，她就高兴；他呆在他那儿看报纸，她就觉得这是个家。
高群书：
写过诗，当过摄像，因拍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而红，成为中国警匪剧领军人物，电影作品有《东京审判》《风声》《西风烈》等，在追求叙述快感的同时始终未能忘却内心深处的人文追求。
“一个好玩的人，一个大哥。有段时间我跟着他做场记，摄像跟丢了车，我站在一边老损他，他也不生气。后来我给他写剧本，从来没谈过钱，但他从来没少给。”―马俪文
马俪文：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影视导演班，历经场记、编剧、副导演等直至导演，同时从事小说创作。2002年导演了处女作《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二部作品《我们俩》得到诸多奖项认可，此后由文艺片向商业片转向，作品有《桃花运》，最新上映《巨额交易》。
“马俪文是能成为大师的人。就是现在老着急，别着急，这些东西，她开始设计的都特别对，她要是能静下来，拍一百万成本的片子也能成功，她太奇思妙想了，脑子里有另一番道理。” ―高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