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阵阵，悲剧连连 ——解读《雷雨》中女性形象的悲剧艺术
曹禺的《雷雨》是一部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绘一个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悲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经巴金的推荐，该作品于 1934 年 7 月首次发表在《文学季刊》第 1 卷第 3 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及各界读者的众多好评。
曹禺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幼时便目睹了中国旧社会的黑暗，产生强烈的抵抗情绪。他于 1929 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受古希腊悲剧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等人的影响，他对戏剧创作与研究怀有一腔热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敌国列强及国内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的压迫下，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断接受战火的洗礼，社会黑暗，政治腐朽，经济残破。出于对戏剧的喜爱，曹禺萌生了想要创作一部大戏的强烈愿望。曹禺从动乱不安的时代背景入手，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实际状况，构建了《雷雨》中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家庭。
在谈到创作《雷雨》的意图时，曹禺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1]困于落后旧时代的腐败、丑恶，作为青年学生的曹禺渴望反抗却又无能为力，在一种绝望的境况下，他提笔创作《雷雨》以反抗这个昏庸无能的社会。
作品题名“雷雨”，无疑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暗含着某种宗教
救赎。这在社会黑暗腐败、抗战烽火激烈的背景下有着深沉寓意，一是贯穿作品始终，故事的背景、情节都与“雷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故事的高潮，悲剧的上演也都集中在风雨交加、雷声轰鸣之夜。可以说，“雷雨”是串联作品发展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因素。二是意味沉闷抑郁的社会环境，作品通过新兴工人阶级与封建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环境，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奠定了作品悲剧的情感基调。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悲剧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悲剧是极恶之人所致;第二种悲剧是盲目的命运决定的;第三种悲剧是由于人物所处的位置、关系导致的。第三种悲剧是最常见的。同时，叔本华认为，第三种悲剧最能够体现人生的本质——人生即痛苦。这种悲剧无须一个极为邪恶的人，也无须天生悲惨的命运，它没有特定的条件限制，在互为对立的普通人身上便可发生。[2] 《雷雨》以封建大家庭的家长周朴园为中心，在錯综复杂的矛盾中塑造了八位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以及生动描绘了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3]全剧八个人物各有不幸，但他们的命途多舛却都与周朴园息息相关。《雷雨》形象细致地刻画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例如，专横残暴、刚愎自用、虚假冷酷的周朴园;贪婪狡黠、见利忘义的鲁贵……而作品中更能带给读者深思的是三位女性人物的刻画。她们命运不同、性格不同、遭遇不同，却都是封建社会残余的牺牲者。作者将现实生活的感悟与思考渗入到作品创作中，从社会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的角
度带给读者美与痛的体验。
一、繁漪：环境抑制的性格悲剧 繁漪是一个凝聚着“雷雨”性格的女性，在曹禺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中，他声称，最喜繁漪。
初读繁漪，她身上的那种极端、冷漠、傲慢、敢爱敢恨让人噤声打颤，不禁觉得她是一个心理极度畸形乃至变态的女人。她出现在一切不该出现的场合，做着一切不该做的事，甚至可以说，她也是众多悲剧的助推者。年轻貌美的她得不到专制残暴的周朴园的一丝怜爱与关心，她爱上了自己名义上的“儿子”——周萍。为了一份自私畸形的爱，她把无辜的四凤赶出家门;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周冲争夺四凤;她甚至放下自尊与面子，将自己与周萍的不伦之爱揭露在四凤面前。繁漪就像一个阴鸷森森的“魔鬼”，疯狂，可怕，不顾一切。
但是，如此“可恨”的繁漪，却也是一个可怜之人，值得同情、叹惋。在周公馆里，她是高高在上的女主人，拥有令人艳羡的一切，但她也是周朴园专制暴力统治下的一个奴仆，被掌握着精神世界，没有思想、没有自由、任人摆布。出身高贵的她，在金钱与权利的交易中，嫁到这个没有爱与温情的“牢笼”，得不到一点温情，多年如一日孤单清冷地生活。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她只想得到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感情。这个被压抑冷漠的周公馆折磨了二十年的女人，为了能够得到一点爱，失去理智，甚至变得不可理喻。
纵观《雷雨》，繁漪和周朴园有多处正面冲突。霍罗道夫认为，戏剧“在第一幕里，能应当包含着戏剧的‘雷管’，好比一根‘导火
线’通向后面的几幕戏。”[4]周朴园逼繁漪喝药便是第一次冲突，“我不愿意喝这苦东西”，“我不想喝”……作品第一幕中，繁漪力不从心的抵抗便为后文繁漪性格的扭曲做铺垫。第二次冲突是周朴园几次三番逼繁漪看病。但繁漪所采取的态度与以往不同，略带强硬，即使周朴园再次拿出“一家之长”的威严，繁漪依旧不为所动。雨夜，繁漪从鲁家归来遭到周朴园的质问，“我不愿意，告诉你，我不愿意！”第三次冲突，她的反抗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一次冲突，繁漪的反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当着周公馆众人的面，她不留情面地剥下周朴园一直以来伪装的嘴脸，让周公馆的黑暗暴露无遗。
繁漪是五四运动以来追求女性解放，同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新女性代表。她敢爱敢恨，渴望在这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追求平等与真爱。四次反抗，她逐渐卸下长期以来受压迫、受奴役唯唯诺诺的面具，终于完全撕碎周朴园的伪装与“尊严”。
繁漪同周萍的爱情华尔兹，在常人眼中，是罪恶的、是不知所耻的，但却是繁漪抓住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她第一次握住周萍的手，便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就算周萍最后弃她而去，她依然死死地守望着、挽留着这份虽然畸形，却实实在在带给她温暖的爱。
鲁迅曾说：“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她。”[5]繁漪却是一个在梦中被惊醒的人，醒后，她所面临的，是一个更加残酷的世界。生活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爱与不爱，恨与不恨使她遍体鳞伤。等级、男权、封建禁锢着她，她便不顾一切地疯狂反抗。她的不道德是不道德的社会造成的，是不合理
的环境扭曲了繁漪，使她一步一步走向毁灭，走向悲剧。
二、鲁侍萍：封建压迫的命运悲剧 在曹禺笔下，鲁侍萍是一个质朴善良，历经风霜却刚强坚毅的劳动妇女。三十年前，身份低贱的她与周公馆的继承者周朴园相恋，并育有长子周萍和次子鲁大海。周家为了迎娶一位家世优越的小姐，大雪之夜，将刚生下孩子三天的鲁侍萍赶出周公馆，绝望之下，这个温婉美丽的江南女子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孩跳入水中。获救之后，她本以为自己与那个让她心碎的地方再无瓜葛。命运弄人，三十年后，她又一次回到周公馆，见到了曾经她爱过，现在却恨之入骨的人。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底层妇女，在那样一个旧社会，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便是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价值。出身下层，家境贫寒，从小便被卖入高门大户做佣人，鲁侍萍并没有对自己的一生有何希冀，老老实实做活赚钱，便是她一心所想。直至与周家少爷周朴园的相爱，鲁侍萍的一生被改变了。由于利益和权力的作祟，为周朴园生下两个儿子的鲁侍萍被狠心遗弃，希望的幻灭，失贞的耻辱毁灭了她的爱情之梦以及一生的幸福。不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的她遇人不淑，与一个普通佣工鲁贵的结合显然也是不幸福的。鲁贵鄙弃鲁侍萍的不贞，经常辱骂训斥，而鲁侍萍只是用沉默来回应这个与自己没有爱情，令她极其厌恶的男人。
命运的不公、身份的差距，使得鲁侍萍与周朴园相爱本就是一件错误的事，在那样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一个小小的女佣怎会和高高在上的周府少爷修成正果。三十年后，当她得知女儿与周萍的不
伦之爱时，强忍哀痛再次来到周公馆想要带回女儿四凤时，却意外与周朴园相遇。当周朴园知道她便是三十年前的鲁侍萍时，冷语相加，因为内心阴暗的他认为鲁侍萍是为了报复才回来的，并提出用金钱来了结过往的一切。“是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鲁侍萍面对周朴园直指良心的逼问，面对不公平的世道、人世间的肮脏，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世的沧桑与悲凉。
鲁侍萍是封建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典型的牺牲品，在封建伦理和道德的禁锢下，她表现出顽强、堅毅的一面。她又是沉默的，她的命运悲剧既是封建等级社会造成的，同时也是自己的沉默造成的。她的软弱，退让，最大限度地给予每个曾伤害过她的人宽恕和包容。面对不公的命运，她选择的是被动地接受、承认与改变。
三、四凤：伦理束缚的人生悲剧 四凤是鲁贵与鲁侍萍的女儿，一个纯真善良、天真烂漫的女孩，她没有显赫的家世和身份，只是一个小小的女佣，但她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曹禺笔下的四凤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惹人怜爱的样子，她与周萍相爱并将未来的所有期许都寄托在周萍身上。
她有着旧时代女性的温柔贤良，同时又具备新时代女性的勇敢与坚强。四凤单纯地爱着周萍，正如普通的花季少女一样，她为周萍的才华与温柔所倾倒，将自己最纯美的爱，没有私念地给了周萍。与周萍相恋时的四凤是快乐的，她爱着周萍，为周萍悄悄怀了身孕。但是，相爱的过程无疑是艰难的，四凤与周萍的感情受到了周公馆女主人繁
漪的阻挡，为了得到周萍，繁漪将四凤赶出家门。
在繁漪眼中，四凤是一个出身卑贱、不知检点、没有受过教育的俗陋女子;但在周萍眼中，四凤是那样的善良、美好，她能够抚平自己与繁漪不为人知的畸形恋爱的不堪与悲伤。当周萍被四凤的真心打动，愿意同她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时，却意外得知四凤竟然是自己同母异父的亲妹妹。命运同周萍和四凤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刚刚还处在恋爱甜蜜中的笑容立刻消失散尽，取而代之的，是恐慌甚至崩溃的泪水，四凤的希望一点一点地被雷雨冲刷，直至殆尽。雷雨之夜，绝望的四凤冲出家门，被雷击中，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四凤身上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她的死无疑是可惜的、苍凉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当周萍为了找到内心的慰藉，同四凤相爱。但是，谁都不会想到，如此戏剧化的一幕在他们身上上演，伦理的束缚、心灵的拷问、命运的摧残，让四凤走向生命的尽头。
四、结语 曹禺深受西方传统戏剧思想的影响，将《雷雨》中八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描绘得环环相扣、紧密相连，鲜活生动地塑造出作品中三位女性人物形象，阐发了她们各自悲剧的深层原因。作品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与黑暗，表达了作者对腐朽旧社会的讽刺和批判，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悲剧艺术，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