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建， 林炫炫， 高 华
(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1)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与相互作用形成的直接心理关系，是提高个人生活满意度、维持个体身心健康的关键因素[1].大量研究表明，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在各类心理问题中处于非常突出的位置，主要表现为羞怯内敛、焦虑回避、不善言辞和孤僻离群等[2-3].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质量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主观因素主要指人格特质、情绪智力及自我概念等[4-5]；
客观因素主要指父母教养方式、后天教育环境及社会文化背景等[6].
有关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人际关系影响的研究，前人大多是从温暖、拒绝、过度保护等教养维度展开的[7-9].Maccoby[10]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自主支持、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父母心理控制是一种侵入式的教养方式[11].它是指父母采取某些控制性策略侵扰孩子内心世界，破坏其自主性的发展[12-13].具体而言，父母的心理控制策略包括：(1)诱发内疚，即诱发孩子的内疚感胁迫其按父母的要求行事.例如，父母告诉孩子：如果你没能取得好名次，我们会对你感到失望.(2)爱的撤回，表现为父母对孩子的爱附有条件性，即只有当孩子达到父母的标准时父母才会给予孩子爱和关照.例如，父母告诉孩子：如果你再捣乱，我们就不爱你了.(3)限制观点表达，表现为父母抑制孩子想法和愿望的表达.例如，当父母与孩子观点冲突时告诉孩子：你的想法太幼稚了，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长大就知道了.跨文化研究发现，相较于西方国家的父母，中国父母更倾向于采用心理控制的教养策略[14].这种教养倾向可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等级观念和儒家文化的长幼有序思想对父母影响的结果[15].一项追踪研究发现，青少年早期的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晚期在人际交往中的自主性，青少年晚期的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成年早期在人际交往中的自主性[16].自我决定理论认为，父母的心理控制迫使孩子放弃自主思考，以遵照父母的需求和愿望行事，这阻碍了孩子自主性的发展[17].受到父母心理控制的孩子由于自主权的丧失，常常会表现出较低的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以及自尊心低下等特点[18]，从而在社交中表现出孤独和回避[19].国内诸多研究也证实了父母心理控制对大学生人际方面的消极影响[20-21].综上可知，父母心理控制会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但影响的过程和内部机制尚不明朗，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父母心理控制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并为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危险性因素中介模型认为，一些远端的危险因素(如不良的教养方式)可能并不直接与青少年的行为、人际适应等相联系，而是通过近端因素(如人格特质、情绪问题等)间接联系[22].因此本研究拟将父母心理控制作为远端环境因素，个体的人格特质和情绪特征(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作为近端个体因素，以探究父母心理控制影响个体人际关系困扰的内部作用机制.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个体自出生起最先接触到的、联结最为紧密的微观系统，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3].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系统的重要成分，会对孩子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24].自恋人格具有复杂的结构.Wink[25]将自恋划分为显性(浮夸型)自恋和隐性(脆弱型)自恋.显性自恋者外向自信、善于交际、渴望表现自己、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钦慕；
隐性自恋者内向自卑、缺乏安全感、对外界的批评极度敏感，且更多地与适应不良以及各种内化问题相联系[26].有学者认为，相较于显性自恋，隐性自恋更多地位于自恋连续体中的不健康一端[27].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子女的隐性自恋[28].该结果可能表明，与客体关系理论家科胡特所支持的观点一样，父母的心理控制策略，如诱发内疚和爱的撤回，可能会导致孩子病态自恋的发展[29].此外，实证研究发现隐性自恋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30-31].隐性自恋者时常表现出对人际交往的回避，对自己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能力缺乏信心，害怕在人际交往中表达自身的需求，他们既希望能够在人际交往中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又试图通过回避社交的方式保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心，这种矛盾始终困扰着他们[32].综上可知，父母心理控制可能会通过隐性自恋间接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
述情障碍是指个体在识别和描述自身情绪上存在困难，主要表现为难以识别自我和他人的情绪、难以描述自身情绪以及外向性思维三类特征[33].由于述情障碍在普通人群身上也有体现，所以研究者们通常将其视为一种人格特质而非一种独立的精神障碍.张春雨等[34]认为社会和认知机制可能是述情障碍形成的两大重要原因.首先，从社会机制看，有研究发现童年的消极经历(如父母的严厉纪律)与个体的述情障碍有关[35].Panfilis等[36]在研究早期教养与子女人格障碍的关系时发现，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过度保护和控制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述情障碍程度，这类个体在向他人传达自身内部情感状态时存在障碍.据此可以推知，父母心理控制可能是子女述情障碍的重要成因.同时，述情障碍还与人际关系存在密切相关[37]，具体表现为述情障碍程度越高的个体，感知到的人际困扰就越多[38].这可能是由于高述情障碍的个体在与他人交流时很少涉及自身的情感需求[39]，当自身的情感需求被忽视或情感表达受困，他们可能会感到受挫.因此，父母心理控制可能会通过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
此外，有的学者从认知机制的角度来解释述情障碍的成因.例如，Taylor等[40]认为个体的述情障碍是其情绪认知加工困难导致的.自恋的整合模型指出，自恋个体存在着两种元认知缺陷——自我反思缺陷和去自我中心缺陷，前者表现为难以理解自身情绪情感和愿望等，后者表现为难以采取他人的视角来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41].实证研究发现，隐性自恋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情绪清晰度，同时显著正向预测情绪接受困难[42].而缺乏情绪清晰度，难以辨别和描述自身情绪体验是述情障碍的主要方面.据此推测，隐性自恋可能对述情障碍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以考察父母心理控制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以及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在其中的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设：(1)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分别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间发挥中介效应；
(2)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在父母心理控制和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福建省某高校选取476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回收有效问卷430份，有效率为90.34%.其中男生97人，女生333人；
大一72人，大二93人，大三133人，大四104人，研究生28人.
1.2 方法
1.2.1 父母心理控制问卷
采用Wang等[13]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父母心理控制问卷.该问卷包含三个维度(诱发子女内疚、爱的撤回和权力独断)，共计18个项目.采用Likert 1～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1.2.2 过度敏感性自恋量表
采用王晓燕[43]修订的过度敏感自恋量表中文版，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隐性自恋.它由10个项目构成，主要内容是自我评价与行为倾向.采用Likert 1～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隐性自恋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1.2.3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
采用蚁金瑶等[44]翻译并修订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该量表包括情绪识别不能、情绪描述不能和外向型思维3个维度，共计20个项目.采用Likert 1～5级计分，其中包含5道反向计分题，分别为项目4、5、10、18和19，对这些项目进行反向计分后，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述情障碍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4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采用郑日昌[45]编制的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交际交友困扰、与人交谈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和与异性交往困扰)，共28个项目.每个项目作“是”或“否”的回答.回答“是”得1分，“否”得0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受到的人际关系困扰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1 共同方法偏差
首先，采用Harmand单因子检验法对四个量表的全部题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共析出17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且首个公因子仅仅能够解释21.83%的变异量，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不存在明显的数据共同方法偏差[46].
2.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父母心理控制与隐性自恋、述情障碍、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正相关；
人际关系困扰与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呈显著正相关；
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呈显著正相关.人口学变量中，年级与四个核心变量无显著相关(P>0.05)；
性别与四个核心变量均呈显著负相关.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男生在四个核心变量上的得分(父母心理控制：M男=3.12±0.94,M女=2.63±0.92,t=4.54,d=0.52,P<0.001; 隐性自恋：M男=2.54±0.57,M女=2.23±0.49,t=4.93,d=0.59,P<0.001; 述情障碍：M男=2.94±0.63,M女=2.77±0.58,t=2.39,d=0.27,P<0.05; 人际关系困扰：M男=0.47±0.22,M女=0.42±0.22,t=2.03,d=0.24,P<0.05)均显著高于女生.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
2.3 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基本前提.故首先使用Amos 23.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在父母心理控制对人际关系困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其中父母心理控制、述情障碍和人际关系困扰都是多维度量表，因此作为潜变量；
而隐性自恋是单维度量表，故作为显变量.除了按照原始假设构建的假设模型外，还设置了三个竞争模型(完全中介模型和两个部分中介模型)检验假设模型的优越性.各个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观测数据与假设模型拟合效果最佳(χ2/df=1.87,CFI=0.986,TLI=0.981,SRMR=0.036).
表2 各模型拟合指数
其次，使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采用模型6对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47].在控制了性别和年级的条件下，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结果如表3所示：父母心理控制到人际关系困扰的直接路径不显著(β=0.02,P>0.05)，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可能是通过另外三条路径作用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首先，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述情障碍(β=0.27,P<0.001)，述情障碍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β=0.53,P<0.001)，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可能通过述情障碍间接影响人际关系困扰；
其次，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隐性自恋(β=0.35,P<0.001)，隐性自恋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β=0.15,P<0.001)，说明父母心理控制可能通过隐性自恋间接影响人际关系困扰.最后，隐性自恋对述情障碍预测作用显著(β=0.40,P<0.001)，表明隐性自恋会对大学生述情障碍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父母心理控制可能会通过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产生间接影响.
表3 各变量回归分析
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见表4和图1)：父母心理控制不仅能够通过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人际关系困扰，还能够通过隐性自恋→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人际困扰发挥作用(中介效应的三条路径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具体路径如下：(1)父母心理控制→隐性自恋→人际关系困扰为间接效应1(效应值为0.05)；
(2)父母心理控制→述情障碍→人际关系困扰为间接效应2(效应值为0.14)；
(3)父母心理控制→隐性自恋→述情障碍→人际关系困扰为间接效应3(效应值为0.07)，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7.94%，49.95%和25.84%.两两比较不同路径的间接效应后发现：述情障碍的单独中介效应要显著大于隐性自恋的单独中介效应(比较1)以及隐性自恋→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效应(比较3)；
比较2表明隐性自恋的单独中介效应(间接效应1)和隐性自恋→述情障碍(间接效应3)的链式中介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图1 父母心理控制对人际关系困扰产生作用的路径
3.1 父母心理控制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父母心理控制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即父母心理控制越强，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越深，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0-21].一方面，按照依恋理论[48]的观点，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不安全依恋的形成，进而使孩子形成负性的内部工作模型和消极的自我认知，对孩子的同伴交往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认为，父母所采取的心理控制策略会潜移默化地被子女模仿习得，并将这种操纵和侵入的交往策略迁移到自己的人际交往中.这种交往策略往往会引起交往对象的不适乃至反感，从而导致人际关系问题[15].
3.2 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隐性自恋、述情障碍分别在父母心理控制和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间发挥中介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首先，父母心理控制会通过隐性自恋间接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本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远端环境因素(父母心理控制)，近端人格因素(隐性自恋)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有更为直接的影响，该结果支持了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危险性因素中介模型.因此，隐性自恋是父母心理控制对人际关系困扰预测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客体关系理论家科恩伯格认为，孩子的自恋是父母消极教养(如拒绝、冷漠等)的产物，父母对儿童的过度干涉、拒绝，都会使儿童防御性地退避，并认为只能信任、依赖或爱自己[49].Cramer[50]的纵向研究为该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他发现个体23岁时的健康的、适应性的自恋与其童年早期父母的反应型教养方式(即高温暖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关，而父母严格迟钝型教养方式(即高控制的父母教养方式)则能够对其产生负向预测，3、4岁时的自恋前兆与控制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一起能够预测23岁时的非适应性自恋.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会通过述情障碍间接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有研究发现，当个体童年环境缺乏安全依恋或他人关注时，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述情障碍，表现出表情冷淡、较少使用语气词，缺乏效能感[51].进一步地，述情障碍者的低共情会对人际间的深度情感交流产生消极影响，最终导致人际关系满意度的降低[52].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父母心理控制通过隐性自恋与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作用预测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即经历过父母心理控制的个体倾向于发展出高水平的隐性自恋，从而加剧其述情障碍，最终导致人际关系困扰.假设2得到验证.在父母心理控制对人际关系困扰的作用过程中，除了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外，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前人的研究中也能看到，张慧[53]在研究自恋与情绪调节困难的关系时发现，隐性自恋更多的与情绪理解困难以及调节困难有关.Tracy等[54]认为，诸如尴尬、害羞、自豪等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是以稳定的自我表征为基础的，从刺激事件的出现到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需要经过个体对事件的自我评价，而进行自我评价的前提是个体具有稳定的自我表征.但隐性自恋者的自我反思等元认知存在缺陷，且自我价值感易受他人评价的影响，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自我表征[55].因此隐性自恋者脆弱的自我表征可能会影响其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与识别，进而表现出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困难.经历了负性事件的隐性自恋者，可能会因为无法理解和调节自身的情绪情感而产生攻击自己或他人想法[56].
本研究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内部作用机制，对预防和应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父母要重视家庭环境尤其是教养方式对孩子人格发展产生的影响，避免使用操纵和控制的养育方式，努力为孩子创设良好的成长环境，充分给予孩子自主发展的权利和空间，避免隐性自恋的形成.同时，加强亲子间的沟通互动，在孩子面临压力和烦恼时，引导其以健康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次，学校应当重点关注学生在人际方面存在的心理问题，通过构建规范的学校心理咨询服务体系以及加强家校合作，科学地帮助学生合理表达不良情绪、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以避免严重心理危机的发生.
(1)父母心理控制、隐性自恋、述情障碍和人际关系困扰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2)父母心理控制不仅可以通过隐性自恋和述情障碍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还可以通过隐性自恋→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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