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手稿文献所见刘国钧的书画收藏*

葛吉霞

(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常州,213164)

1930年刘国钧创办常州大成纺织染有限公司,至1937年又先后创办了大成二厂、大成三厂、大成四厂,实现企业的棉纺织染印纵向一体化发展,缔造了8年8倍增长速度,而被经济学界誉为“罕见的奇迹”。[1]在书画艺术传承方面,刘国钧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以整理的《刘国钧书画收藏笔记》手稿为参考,兼以相关日记等档案文献,探究刘国钧的书画收藏历程。

刘国钧(1887—1978)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县生祠堂镇,幼年家境贫寒, 读了一年私塾后,就外出谋生。[2]自1909年合伙开办同丰京货店,至1911年,刘国钧已独资手握“和丰”“同丰”两家京货店,父亲刘黼堂亲自手书“和以为贵,同而不流”的对联,以资勖勉。受家学启蒙,刘国钧对书法艺术有了一定的认识。

刘国钧1977年于南京读画轩

刘国钧对“文人画”的鉴赏能力,则得益于与江南大儒钱振锽的交往。钱振锽(1875—1944),字梦鲸,号名山,江苏常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官至刑部主事。1909年,钱振锽弃官归里,1911年冬在常州菱溪旁寄园开馆课徒。钱振锽有“诗词书画文五绝”的美誉,寄园弟子也多“诗词书画文五绝”。在艺术追求上,钱振锽的诗词书画讲究抒情言志,忧国忧民,刘国钧在手稿中也常言“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这些正是“文人画”的一致追求。1915年,刘国钧盘出了奔牛镇两家京货店,毅然投身实业,在常州东下塘与蒋盘发等人合伙创办常州第一家动力机器织布厂——大纶机器织布厂,任协理。1918年,刘国钧在常州新坊桥独资创办广益布厂,营业日渐发达。1922年,刘国钧创办了常州最大的染织厂——广益二厂,设在东门外白家桥与平桥之间寄园旁,此时刘国钧与钱振锽就已熟识。1929年,刘国钧开办刘氏家塾,老师为钱振锽之子钱小山和诗人苏涤尘,钱振锽也常带寄园弟子来刘氏家塾谈论诗词书画。次子刘汉栋、幼子刘汉良、爱女刘璧如均受教于钱振锽长子钱小山,长子刘汉堃更是娶钱振锽堂弟之女钱静愉为妻。书画大家谢稚柳与刘国钧结交,应始于寄园。抗战时期,钱振锽次子钱仲易赴重庆,任《星岛日报》驻渝记者,兼任刘国钧和卢作孚合办的大明纺织染有限公司秘书[3],与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谢稚柳一起居住于重庆观音岩大明事务所[4]。正是基于钱谢风雅的影响,刘国钧对于书画艺术有了独到的认识,并且逐渐注重对“文人画”的鉴赏。

关于书画收藏,刘国钧在笔记手稿中曾言,“1941年开始在沪买书画,跑展览会,认识钱镜塘, 1944年至重庆买画,1948年在香港再买画,1950年由港回沪大买,到后来要购古画,明清不多买了”。刘国钧收藏的书画作品主要有三方面来源。

首先,购自书画艺术市场。近代中国战乱频仍,书画无形中跌价,那时江南一带,文物多集中于上海,为避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北方的“东北货”也被送至上海,[5]一时字画充塞市场。在当时的上海嵩山路租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孤岛现象”——聚集着各地难民,也有家产殷实的企业家、才华横溢的书画家和大收藏家。1941年初,刘国钧开始在上海同钱镜塘、吴湖帆、孙伯渊、叶叔重、王有林、王南屏等人交往频繁[6],跑展览、逛书画店,其后书画收藏逐渐成为刘国钧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据南京民建老人胡敏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刘国钧在南京担任江苏省副省长期间,业余时间常去古玩市场,特别喜欢到夫子庙文物市场买字画。[7]书画收藏三十余年来,刘国钧不惜重金收藏了不少宋、元、明、清历代书画家的作品。

其次,从文化考察和交流中获取。基于书画收藏的复杂性,刘国钧非常注重交流心得、观赏切磋,在交流中学习和成长。据《陈光甫日记》载,1948年12月21日“刘国钧于下午携来画卷,见有仇十洲之《金阊万户图》,又周臣《长江万里图》等,画工出神,允为上品。又孝子黄向坚《万里寻亲图》”。[8]据《宋云彬日记》载,1954年8月17日下午宋云彬乘车至京,同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江苏代表“刘国钧携来马麟《寒香幽鸟图》大幅画,欣赏久之”[9],直言不能确定马麟真迹。1958年4月15日,黄炎培在刘家与国钧、汉良父子长谈,观书画,并慨叹国钧父子精明多才。[10]

刘国钧书画收藏的掌眼人主要有钱镜塘、吴湖帆、陈万里等,可谓采诸家之长。吴湖帆和陈万里曾供职于故宫博物院,钱镜塘独资经营书画店,多次举办书画展销,不仅是书画家也是收藏大家。在收藏手稿中,刘国钧直言“钱手皆好”。刘国钧收藏的书画颇多精品,他在晚年将藏品赠给南京和常州两市博物馆时,很幽默地说:“凭我看画的眼睛也能在市面上混混了。”[11]

其三,书画名家和友人赠予。刘国钧收藏的古书画作品,不仅有重金搜寻的心仪之作,更有交往密切的书画家、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的酬和之作。钱振锽多次馈赠刘国钧书画作品,表达心境。诸如1943年秋,刘国钧在上海拜会钱振锽,“承赠诗画为抗战纪念”。[12]刘国钧在书画收藏手稿中直言,1941年在重庆友人曾赠予张书旂《双鸽老松》立轴。1944年3月,谢稚柳作《五色莲图》。五色莲是张大千喜欢的画作题材,当时两人共赴敦煌考察壁画,闲暇之余谢稚柳模仿张大千作五色莲图,此幅《五色莲图》为谢稚柳赠送给刘国钧的作品,后赠予常熟博物馆。2013年香港拍卖的张大千《荷塘野趣》即1947年赠送刘国钧之画作,四通屏墨荷画作,每屏都有题款,每屏都可独立成画。谭泽闿、沈尹默、吴湖帆、叶恭绰等都曾将书法作品赠送给刘国钧。

(清)郑岱《梅花高士图轴》,刘国钧捐赠予常州博物馆

在书画收藏手稿中,刘国钧直言,“真正佩服古人研究翰墨精到之至美”。刘国钧收藏的书画多来自上海、南京、北京、重庆、香港、常州、苏州等地,递藏了愚斋藏品、常州庄氏藏品、端方藏品、李鸿章藏物、刘蓉峰藏物、庞莱臣藏品、徐渭仁藏品、梁章钜藏品等。刘国钧书画收藏手稿长长短短的文字记录,或为梳理画史,或为探讨不同时代的画风,或为考证,或为品评,主要体现了刘国钧书画收藏三方面的特点。

其一,重视“文人画”。刘国钧不仅欣赏书画的技艺之美,而且注重欣赏书画的意境之美,在书画手稿中,多次提到王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之言,赞叹诗书画融为一体的奇妙。1965年春,刘国钧鉴赏黄公望书画时,在题词中直言“大痴画学虽上承董巨,然能自辟蹊径,下启明清大家,汇如中国文人画的正统”,进而刘国钧指出,“余迄今廿余年所学者,大痴也,所传者大痴也”。

《刘国钧书画收藏笔记》手稿(部分)

其二,收藏书画非常广泛,分门别类。刘国钧书画收藏手稿从魏晋南北朝始,按朝代记录书画收藏的心得,至元朝开始多以书画家为专题,将所收藏的书画作品归类。在收藏书画中,元明清书画名家作品最为丰富,最喜爱黄公望作品。刘国钧多专注于书画家地域特点和时代特点,多收藏江南一带书画家的作品,后在书画捐赠中,刘国钧按地区捐赠了对应地区书画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刘国钧曾委托专人搜购“因战乱而散失的常州先贤遗墨”。[13]所藏书法包括“真、草、隶、篆、行”等字体,所藏画作既有按山水、花鸟、牛马、人物、孩童、仕女、墨竹、雪竹、雪景、佛道人物、历史故事等题材归类,又有按同一题材不同画家的表达手法进行归类。

其三,对藏品精心保管,甚加爱护。一般而言,书画作品是表现在纸、绢、绫、丝上的,既怕潮湿又忌干燥,时间久了很容易受蚀、破损。刘国钧在南京的北京西路住宅、常州青果巷八桂堂和上海铜仁路公寓,准备了很多楠木盒、樟木箱、铁箱、皮箱、文具箱用于储放书画。对于收藏的书画,刘国钧视其完整程度,或重裱,或装册,或制盒。刘国钧书画收藏作品形式多立轴、卷、中堂、手卷、扇面、册页。据刘国钧之孙刘学进所言,“小时候,祖父经常会叫我帮他张挂书画,并不时给我介绍,这是工笔,这是写意……”[14]

在流传过程中,书画收藏者的题跋、印鉴、题签等都可成为鉴定的依据,提供一定的时代信息及流传历史。刘国钧的鉴藏印由西泠印社社员吴朴堂等人所治,藏印有“国钧鉴赏”“国钧秘珍”等,捐赠印有“靖江刘氏敬修堂曾藏”“刘国钧谨赠”。

为避免古籍善本的流失,刘国钧还收藏了不少古籍善本和民国文献。1956年,刘国钧向重建中的靖江市图书馆捐赠了5000余册古籍,有清代“林汲山房”所藏善本和无锡丁福保“诂林精舍”藏书。其中174部古籍被编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而作为靖江市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明代影印宋刻本《鲍氏国策校注十卷》,则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刘国钧先后向常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常熟市文管会、扬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无锡博物馆及靖江市档案馆捐赠书画作品。接收刘国钧捐赠书画最多的是常州博物馆,达四百余件。在常州、靖江、常熟等地博物馆的筹建过程中,刘国钧捐赠的书画成为这些地方博物馆的书画藏品一大来源,体现了一位爱国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实业家刘国钧俭朴一生[15],收藏书画三十余年,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财力,收藏了上千件书画作品,大多数均无偿捐赠给国家,为书画文化传承作出了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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