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是宣传工作重要的思想武器和阵地，见证、记录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研究党报党刊发展史，总结党办报办刊经验，对于继承和弘扬党办报办刊优良传统，进一步在记录时代、服务大局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党在延安的13年间恢复、改版、创办了一大批党报党刊，报刊和新闻事业得以迅速发展。文章从丰富的资料中选择报刊顶层设计、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宣传效果等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加以梳理研究，得出办好党报党刊、提高党的思想宣传工作水平要持续加强党管媒体，在办报办刊中始终如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重视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媒体人才的结论，旨在为融媒体时代党报党刊继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对党报党刊需求的新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延安；
解放日报；
新闻班；
通讯员；
群众读报
中图分类号：G219.29；
K2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24-0054-04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2022年校（院）级研究课题“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发展及当代启示”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XJYJ51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度重视党报党刊，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发展史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历史的组成部分。党在延安的13年，面对异常艰难的斗争形势，克服困难，恢复、新出版、改版党报党刊近百种，这些报刊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阐明党的理论主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对与打击敌人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延安时期，党报党刊之所以快速发展，得益于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中国实践和新闻思想不断成熟，通过对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论，“为促进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1]。
（一）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报党刊创办发展制定方针路线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依据形势的变化和报纸出版发行情况，探索新闻出版和宣传工作规律，对党报党刊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毛泽东亲自抓新闻宣传工作。他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由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负责管理，明确党的一切政策，都由《解放日报》与新华社的口径向全国传达，这即是明确了党管媒体的原则。党的声音必须由权威媒体进行表达，提供主流意见，从而发挥舆论引导作用。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新闻界进行了思想整顿和党报改革。在此之前，《解放日报》依照国际报业模式，以大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不足，对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报道不够，距离一份“完全的党报”还有很大差距。中宣部当年3月发出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2]。通知要求，要贯彻坚强的党性、密切与群众联系，将《解放日报》锻造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也就是明确了党报党刊必须贯彻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在党的指导下，4月《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致读者》，标志改版，改版后的报纸明确报道“以我为主”，也就是以报道中国革命为主，以报道边区活动为主，以报道老百姓关心和事关老百姓利益的内容为主，突出了党的工作，群众成为宣传工作关注的“对象”和关心报刊“朋友”。
除了毛泽东以外，延安时期其他领导人也对党报党刊提出要求，为党报党刊发展举旗定调。张闻天指出，在了解具体情况的基础上，针对宣传鼓动对象，要破除教条主义，利用党报党刊向群众做好宣传。刘少奇强调，党报必须宣传中央的决策和政策。周恩来强调，党报的根本属性之一，就是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贯彻政治家办报理念，明确和强调党报党刊必须无条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牢将舆论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探索和丰富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阶段。
（二）党报党刊负责人和延安时期主要报人对党报党刊发展做出的有益尝试
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发展，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加，延安作为边区首府，既有经过长征到达延安的宣传干部，如陆定一、博古等，也有从重庆来的杨放之等，此外聚集了一批知识青年，这些人组成的报人群体，为延安时期新闻实践工作注入了强大动能。
李维汉负责编辑《共产党人》期间，撰写了《宣传鼓动工作笔记》，他提出，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党的宣传队伍要加强自身理论武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去教育群众、改造思想。负责《解放日报》改版的陆定一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以及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党报人民性的特质。博古执笔的《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中提出，党报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生活，加强思想斗争，改进全党工作。胡乔木要求《中国青年》重点宣传中共中央在抗战期间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丁玲认为《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刊）要团结、发现、培养新作家，刊发反映八路军、新四军斗争和边区各根据地生活情况的文艺类稿件。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刊词中阐述了党报的使命即中共报人的使命，延安报人群体牢记使命和责任，根据斗争形势和新闻实践的要求，积极转变观念，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逐步厘清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科学认识。
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新闻舆论宣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对党报党刊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确定了党报党刊的发展方针，新闻人才成为落实党报党刊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从当时的现实情况看，虽然心怀理想、长途跋涉来到延安的不乏知识青年，但是从事过、能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数量极为有限。在缺乏新闻基本知识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者普遍边工作、边学习。因而延安时期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坚强党性修养和新闻业务素质的人才成了党报党刊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正规培训”：开办新闻班
囿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一直到党中央离开延安，陕甘宁边区也没有正式的新闻院校或新闻院系。为了培养新闻人才，在校长李敷仁的主导下，延安大学于 1946年首次增设新闻班，由著名记者范长江担任班主任。新闻班的教学“理论课以专为主，业务课以兼为主，专兼互补”[3]。新闻班开设了采访、新闻与写作、通讯工作、资料工作等课程，理论课由教师讲授，新闻业务课教师则聘请具有新闻实务经验的人员。
从建立初期到1948年，新闻班的教学伴随着行军、支前、生产，一直是紧张而高效的，学生们牢记校长的要求，在工作实际中学习新闻知识，将工作与学习密切结合，撰写了不少新闻、通讯以及调查报告。经过实践淬炼，学员们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新闻班在艰苦磨难的考验中成长得迅速而扎实。1948年7月，新闻班重回清凉山下，新闻班也由11人增加到46人，课程也进行了规范化调整，可惜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四个月。但是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大学新闻班这种形式突出实践学习，是培养新闻人才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渠道，也为后来党的新闻教育走向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二）“立竿见影”：建立通讯员队伍
延安大学新闻班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46人，且处于边学习边实践的状态，同时，党报党刊专职记者不多，急需“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积极为报纸工作”[4]，在此背景下，通讯员群体应运而生。通讯员的主体是干部、教师，甚至勉强能写字的群众也被发展成通讯员，通讯员成为延安时期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大众通讯员虽然人数多，仅1940年就发展了600多名大众通讯员，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完成新闻报道的难度比较大。为了提高通讯员的能力，更好地满足宣传工作的需要，对大众通讯员的培训迫在眉睫。通讯员培训工作，一方面由著名新闻人进行大型培训，如张闻天就曾在延安對200多名通讯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另一种方式是小范围座谈，这类座谈培训会主要是各单位、各报社、各地区分别组织，这类培训范围小，人员相对集中、好组织，但是因为主讲人的水平相对有限，效果不如上一种模式。第三种模式则是由新闻人送学上门的形式，记者在下乡采访之余，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在当地采访中的收获，对通讯员进行培训，这种培训的人数较少，更为聚焦，更有针对性，对于通讯稿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一一指出。
（三）“有益补充”：借鉴外国新闻经验
传播学肇始于外国，理论、实践以及前沿研究也在外国，因此在缺乏系统理论、传播实践的时期，借鉴外国新闻经验也是一种有效的补充方式。《解放日报》创办初期，缺乏经验和独立办报实践，以模仿外国通讯社的办报模式为主，后来这种方式在改版时进行了改变。但是也不能认为，借鉴外国的办报模式一无是处。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闻队伍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借鉴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此外，当时有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冲破层层阻碍从国统区进入延安，对党的领导人和延安方方面面进行采访，向世界介绍真实的延安。这些外国记者的采访模式和撰写的新闻报道就成了延安新闻人学习的范例。1946年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期间，就曾受邀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的业务人员作关于新闻写作的专题讲座，对新闻实务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对当时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是一场收获颇丰的讲座。“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课，为我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基础。”[5]但是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直接听取外国记者的讲座的机会十分难得。此外，新闻工作者在业务学习时也安排外国通讯社刊发的文章进行学习讨论，学习外国范例、借鉴国外经验主要是一种间接的学习和参考。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报纸具有教育、发动群众的作用，要重视人民群众在党报党刊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强调必须“密切地与群众联系”，“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6]。
（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整风运动开展前，《解放日报》以国际新闻为主，国内新闻为辅，对群众生活关注、反映的不足，这也正是《解放日报》改版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指出，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办报，否则报纸便没有意义，便是脱离群众。《解放日报》改版的目标就是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发展强调将党性和群众性统一起来，群众路线也成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新闻工作者走出报刊社，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与群众的交往中发现新闻，进行采访报道，为老百姓“言传”。除了专业的新闻记者采写新闻，大量组织通讯员为报刊撰写稿件外，党报党刊也充分信任群众，发动群众积极为报社提供稿件和新闻线索。一时间，报刊收到的由群众采写的文章数量大幅增加，而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则是帮助这些稿件“理发”，即进行修改，达到刊发的标准。学术界认为，在整风运动中，目标之一就是从思想深处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关系，使知识分子自觉密切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牢固树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念。
（二）群众读报运动
延安时期，群众整体的文化水平不高，识字率低，大部分百姓没有能力阅读书报。与此同时，报纸纸张价格高，且货源不稳定，致使报刊本身的印刷数量较少，那么如何将党报党刊送到群众身边，让他们知晓党的路线政策，基层公共读报就成了一种将实际和实绩结合得很好的模式。为了开展党报阅读工作，中共中央、中宣部以及边区政府分别出台文件，将为群众读报和通讯、发行工作一同布置。具体以组织读报识字组为主要形式，据陕甘宁边区1944年统计，读报识字组3311组，每个读报组几人到几十人不等，通过集体组织、固定时间、规定地点，由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党报党刊通讯员等为群众读报，在读报的过程中，多将报刊内容和时事政策解读相结合，以帮助普通群众更好地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读报组还会将党报党刊内容办成黑板报，作为一种弥补党报党刊发行数量少的方法，黑板报将报刊上的文字誊抄，也会配一些图画，形式上更简单活泼。这些黑板报往往设置在公共场合，一方面是让识字群众自行阅读，另一方面也是公共读报的重要场合。
公共读报活动，一方面解决了群众识字少读报难的困难，同时亦解决了向群众宣传动员的难题。群众通过基层读报活动，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水平。在前面的论述中提到，党报党刊越发注重群众性，撰写的文章多关注群众生产生活的具体问题，与自身生产生活有关，因此公共读报活动受到群众普遍的欢迎和喜爱，甚至通过公众读报，不少群众识字以后，又加入了读报和办板报的队伍。这种基层公共读报活动，适应当时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适应群众需要，增强了党报党刊的社会动员能力。
（三）“照顾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口味”
延安时期党报党刊的主要阅读群众文化水平不高，报刊在文字上更要“照顾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口味”，在形式上要通俗易懂、简单活泼。如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逐渐减少新闻战报，增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战地通讯，而副刊则以版面形式固定刊发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文章，副刊设有《信箱》《问答》《批評》《社会服务》等栏目，增强与读者的互动。为了办好副刊，增强党报的阅读性和趣味性，中共中央领导人带头为副刊介绍文章、写按语、出题目，帮栏目约稿。除了《解放日报》更接近群众外，其他报刊也将反映群众生活的陕北说书、信天游、剧评、小说、杂文等印成铅字，鼓舞人民进行生产和斗争。反过来，群众看到自己熟悉喜爱的文艺形式见诸报端，又激发了他们继续创作的热情，一时间，群众热情创作，通过打油诗、信天游展示自己愈发高涨的生产和抗日热情，这也显示了报刊在舆论引导方面取得的良好效果。
走向民间、联系群众，办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报刊，成为延安时期党报党刊独具一格的特征。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又团结群众、成风化人，这种独特的新闻观念与实践正是在延安时期确定下来的。
（一）坚持“党媒姓党”
党报党刊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党报党刊等媒体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必须牢牢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要将新闻舆论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解放日报》改版前的教训充分表明，如果盲目照搬照抄西方新闻舆论和办报模式，不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就会使党的凝聚力、向心力降低，就会失去群众的信赖，就会带来严重损失。在《解放日报》的《致读者》社论中，首次提到了党报必须具备四种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并将之作为是否是“真正战斗着的党的机关报”的判断条件。不仅党报如此，党的媒体都应如此，必须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坚持为党、为人民发声，忠实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二）坚持党报党刊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经过长征的洗礼，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左”的教条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实践中认识到宣传工作也要“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党的宣传工作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围绕如何利用党报党刊发动群众、组织斗争、领导革命、指导工作等重大课题给出“中国式”的答案。延安时期，明确党报党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不仅宣传部门要求普通记者和群众打成一片，还有不少后来成长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都是从基层通讯员做起，他们本身就植根于普通群众，植根于广袤大地，在新闻人和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中，党报党刊逐步实现“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目标。当代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深入基层、联系群众，通过践行“脚力、眼里、脑力、笔力”四力，站稳党报党刊立场，宣传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人民发声，多产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切实发挥好党报党刊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坚持加强党报党刊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从延安时期党报党刊艰难的发展历程和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来看，不难得出结论：当理论明确的时候，人就成了落实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延安时期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在报刊上写社论、阐发理论，宣传党的理论、主张和政策；
一批具有经验的新闻人结合实际，传帮带出一大批新闻人才；
这些后来的新闻人才，在当时新闻教育条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向前辈新闻人学习，深入田间地头，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逐渐认识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逐步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办刊办报效果。当代新闻工作者，更要重视和加强学习，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引领正确舆论导向上发挥新闻工作者的重要作用，要勇于接“大活”，随时准备迎接不同领域、不同新闻体裁的报道任务，下沉实地采访、与群众促膝长谈、独立谋篇布局，力争早日成为具有强大实力的新闻人。同时，新闻单位应该树立较强的人才意识，重视和加强对新闻人才、办报办刊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不断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快速引进培养适应和应用全媒体生态的高端新闻人才，能够理解和阐释互联网舆论和“元宇宙”等新理念的高端研究人才，能够提供优质内容，引领媒体变革的高端实践人才。
延安时期，是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探索具有鲜明特色的新闻事业中国化之路的时期，也是党报党刊和党的新闻宣传理论迅速成熟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所处的阶段，以及当时的主要任务，实事求是地对党报党刊的性质、任务、功能、工作原则、工作方法等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符合当时的党情、国情和世情，为党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和办报办刊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发展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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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边江，郭小良，孙江.延安大学新闻班：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专业[M].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13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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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50-51.
作者简介 李晓星，硕士，编辑，研究方向：新闻史、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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