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宇
经济学或金融学领域，债务的研究更多的是作为信用、经济增长以及货币等展开的论述，美国人类学家、“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参与者大卫·格雷伯却独辟蹊径，对人类数千年的债务进行了颠覆性研究，以人类学的视角重新阐释债务领域的经典假设。
格雷伯之所以在《债——5000年债务史》提出大胆的研究，主要是源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出于人类学家的惯性思维和强烈意愿，如何解读这场可视为某个历史性分水岭的事件，成为这位人类学家思考的焦点。在书中，格雷伯将债、工作、货币、增长和“经济”本身的概念作了更宽泛的道德重估，因而将诸如工作的价值、偿还债务的美德等许多传统假设彻底颠覆。
“债务关系如何来定义人类关系”是格雷伯探讨的第一个重要命题，也是试图从债务的内在逻辑关系透视人类社会演变过程的极为重要的尝试。目前，一些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如海地等，由于债务递增主要依据复合利率计算而来，导致这些国家并未能减少自身背负的欠债本金。格雷伯区分两种“欠债还钱”的做法，并质疑了这一观点背后的标准，或是被称为“常识”的经济学假设，但其中可能暗含的是道德层面的论述，而非简单的经济学范畴。原始的债务起源概念植根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层面，例如早期的以物换物、礼物或原始部落的婚姻等，“债务”所承担的角色也更加多元，而不是纯粹经济学的信用借贷。
道德层面的债务关系却无形中施加了更大的影响力，使得经济学的债务关系超出了人类社会的常识，并深入到更复杂的人类学层面，比如格雷伯所关心的债务背后的个体生命、家庭以及社会关怀等，显然超出了经济学的债务关系。因此，格雷伯称之为“被债务定义的人类关系”。历史经验中，债务成为一种惩罚手段。无论是海地还是马达加斯加，均受到债务制约，最终成为债务、苦难和贫穷的代名词。19世纪初期的海地就因当时法国强加的“补偿款”而背负巨额债务，导致海地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直到1947年才偿还完这笔“自由税”。由于债务问题，率先实现独立的海地却遭此不幸。
数千年来，债务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各种纠纷、冲突和斗争，利息支付、劳役偿债、债务赦免、赔偿等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基本公式在于——偿还债务是一个道德问题；
任何有放贷习惯的人都是坏人。格雷伯打破了债务的经济定义，从道德层面重新解释债务与人类的关系，并提出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当我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被简化为商业的表达方式，那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把更多的责任简化为债务，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去借债时，将发生什么变化？债务本身是简单、明显的，但债务流通性却衍生出更复杂的金融产品，而这其中很多如同精心设计的骗局。2008年金融危机后破产的冰岛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积累了大量债务，甚至政府外债一度达到经济规模的7倍，最终因无法承担高额外债面临破产。
从金融层面出发，格雷伯将债务置于货币范畴。格雷伯提出，货币不仅使得债务得以存在，而且货币和债务如影随形，一定同时出现，因此债务的历史就相当于货币的历史。书中格雷伯对以物易物的早期历史进行了反驳，并认为人类历史并非是以物易物开始，然后发现了货币，最终发展出信贷体系。与之相反，货币历史的缘起在于铸币历史，以物易物更像是人们使用货币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而现金交易的历史更早。基于这个判断，格雷伯讨论了传统经济学中的货币与市场，并提出货币作为衡量标准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债务。从货币的视角来理解债务，就将其延伸到了信用货币，进而催生了市场。
周期型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促使人们反思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弊端，尤其是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激发了凯恩斯主义盛行，资本主义政府承担起更加强势的角色。1971年货币与黄金脱钩更加剧了浮动货币体制的形成，并开始主导世界经济。至此，如格雷伯所说，所有的国家货币都变成了由公共信用支撑的“许可货币”。从“原始债务理论”的研究来看，政府作为所有公民彼此之间债务的信用担保人，政府以税收制造货币，债务关系由此进入到更复杂、更高级的阶段。格雷伯即着手深入探讨债务与人类道德的关系。
格雷伯首先对尼采的一些观点提出讨论，而尼采主要对债务与人类道德的关系作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哲学论述，这些论述具有道德层面的意味。尼采假设，任何商业会计体系都将产生债主和债户，人类的道德也是从这一事实中诞生的。格雷伯进一步提出，如果从人类思维的本质是一种商业计算且买卖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一假设开始，当我们一旦开始思考人類和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时，将必然得出这种关系是以债务的形式展开的。历史的大多数场景中，当阶级之间公开的政治冲突出现时，采用的形式便是要求取消债务——解放那些被奴役的人，一般还要求更加公正地重新分配土地。格雷伯在书中提出了解决债务恶性循环的“妙招”——免除债务或从道德层面减少债务。
以此来看，债务的豁免或债务的附加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改变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在格雷伯的观点中，人类社会关系和道德思维的基础正是债务的演变。虽然经济学占据了不同寻常的地位，但道德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忽视，现实却是债务的关系逐渐远离了道德，成为一种责任，债务违约或债务危机意味着破产和信誉下降。但格雷伯似乎非常排斥那些将债务抽离出社会关系的论据。在书中，他讨论交换——礼物经济、阶层等隐含的互惠性，而互惠性正是构想公平的主要方式。
从互惠、公平的社会关系中，存在法律层面的债务和道德层面的债务。对于货币贷款来说，法律债务具有独特性，能够被免除，意味着不存在无法偿还的债务。但道德债务却不能做到，因为道德债务含有其他的社会关系，比如责任、名誉、信任等，即使偿还了货币型的债务，也可能背负其他的道德债务。格雷伯并不赞同债务的交换关系，而是强调了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非都是交换形式，货币换手、债务被取消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可能不复存在。现实的债务却是伴随着无数临时的“债务关系”纵横交错，因而抛开货币形式的债务关系，道德层面的债务却常常能够在社会互动关系中保持平衡。
除了经济学的货币类型，人类历史上的许多货币并非在买卖过程中存在，而是用在创建、维持和重新组织人们之间的关系之上，例如安排婚姻、谈判条约、交换礼物和赠送等等，即“社会货币”的表现。由此，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社会货币”中的“人性经济”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商业经济的货币关系则只是新事物。书中，格雷伯以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荣誉的降级与债务危机的关系，指出货币的出现导致传统的礼物、贷款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荣誉隐含的道德本质变成了不诚实花招的手段。格雷伯暗示道，荣誉等级的降级或者说退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希腊城邦的衰落。
格雷伯推翻了传统的债务领域的经典假设，从人类学的角度重新解释债务的社会关系，反驳了经济学将货币定义为债务衡量手段的单一假设，进而再次唤醒了人们对债务及其背后的互惠、公正与建构的社会关系，这一关系显然超出了冰冷的货币型关系。反观当今世界频繁发生的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无疑与债务关系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人类经济社会演变，债务已经被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和金融创新所重构，早已超出了债务本身的内涵，也与人类社会早期的历史相去甚远。但是，债务关系折射的人类社会关系图景仍具有启发性意义。
回归现实世界，无论是个人财产破产制度、企业债务重组，还是地方政府债务、国家主权债务，抑或是国际社会的债务危机等等，债务不仅被纳入到了经济社会治理层面，而且也与经济金融危机密切关联。有效管理债务风险或潜在危机，关系到经济社会的稳定性，抵御和防范重大债务风险更是各国、组织和企业关心的头等大事。事实上，当今世界的债务管理具有技术性、制度性和规则性的特征，货币信贷、信用与债务的关系嵌套更加深刻。经济金融的发达造就了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却同时伴随着高债务、高杠杆，这些现象和问题不得不让许多学者警惕。
一些经济金融学家也在尝试从其他学科领域讨论债务问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杰罗姆·鲁斯在《主权债务简史》一书中对主权债务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危机管理开展了全面调查，重点对欧洲早期的公共债务到20世纪80年代的各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等案例进行了讨论，反思了全球经济与金融结构中的债务履约与执行机制。
《债——5000年债务史》从前述不同维度就债务的历史所作的讨论可以发现，债务的问题已经在更深层次影响人类社会，并衍生出了过去所未曾经历但如今固化的债务关系，可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冲击。格雷伯将 5000 年的债务史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初步讨论。格雷伯在书中讨论了五个历史时期的债务周期，即早期的农业帝国（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800年）、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600年）、中世纪（600年-1450年）、资本主义帝国时期（1450年-1971年）和当今的金融世界（1971年至今）。在不同的历史周期中，货币和信用形态在持续涌现、演进，债务关系也逐渐深化，债务本身的寓意似乎已经脱离了道德层面的经验，而是转向了一种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包裹在法律、规则和条款中。
反观人类历史上数次经济或金融危机，都是因债务纠纷、冲突或违约而引发，最终以战争赔款、赔偿以及经济援助、新的借贷等循环的形式而存在，将债务推向新的阶段。
人类的债务问题成为了历史周期演变中最为重要的中心问题之一。回顾历史和观察现实世界，都能从格雷伯的著作中发现债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紧密联系，债务或成为冲突、战争的起源，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驱动要素。瑞·达利欧在《债务危机》中描绘了债务大周期模型，并深入考察了20世紀2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他鲜明地指出，一旦开始借钱，就已经启动了“一系列机械性的、可预测的事件”，从而形成债务周期。
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债务总额首次突破300万亿美元，达到30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债务占全球GDP比重为351%。2022年初，斯里兰卡政府的债务破产就反映了后疫情时代债务问题的严峻性。一方面是全球经济总量、财富规模达到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债务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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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