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萍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墓志研究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一些博物馆充分利用馆藏资源，积极整理墓志碑刻等珍贵文献，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墓志汇编著作。如2010年故宫博物院整理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下文简称《汇编》），收录了故宫博物院院藏三国至清代墓志234方和高昌砖志122方，在历史、文字和书法、语言等方面均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该书中收录有宋代墓表《（宋）故朝奉郎尚书虞部员外郎上骑都尉赐□鱼袋赠司封（员）外郎张公（正中）墓表》（下文简称“墓表”），墓主张正中在宋代史料中的记载仅有寥寥数句，研究该墓表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然之前未有学者对其进行过专门研究。现笔者对该方宋代墓表进行初步梳理，以期能够抛砖引玉。
该墓表拓本原为端方旧藏，收录于其所著《陶斋藏石记》中，后成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品，1956年文化部将其划拨至故宫博物院收藏。据《汇编》所收拓本信息，该墓表石作碑形，青石质，高98.5厘米，宽57厘米。额题篆书，3行12字，为“宋故赠司封员外郎张公墓表”。两侧有团花装饰。表文正书，26行815字（图一），内容如下（全文转录自《汇编》）[1]：
图一 （宋）故朝奉郎尚书虞部员外郎上骑都尉赐□鱼袋赠司封（员）外郎张公（正中）墓表（采自《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紫禁城出版社，2010）
□故朝奉郎尚书虞部员外郎上骑都尉赐□鱼袋赠司封□外郎张公墓表」
外孙大理寺详□官通直郎□□□□郑方平篆额」
河南府□□□□王邺书」
公讳正中，字元规，其先澶州卫南人，后□家河□□为河南人。□祖讳乾裕，任率府率；
」祖讳秉，任内酒坊使，赠右千□卫将军；
父□□□任阁门使，□□千牛卫上将军。公即」阁使之长子也，聪敏过人，□□□学，善属文长□□书，为乡里所□，荫补校书郎。公志」□□□□□远去庭闱，日夕以承颜为乐，凡二□年，二亲寿终，□□□哀毁过礼，服除，」□□禄仕□养于亲也，亲既不□，虽仕□□□□云水□□□□□自高洁，识者惜公之」才，以为□□济之业，勉公□□家孝、于国忠，移孝为□□□□公不得已，遂起而仕。始」调亳□□父主簿，秩满，以真庙车驾□□□供羡给，□庭优其劳□，转奉礼郎、就知」城父，改卫尉丞，知康州及寿、许二郡，倅改□□丞。河阳侍□张公耆以公端直才干可任，」辟授通倅，未几，召为开封府推官，改太子中舍、殿中丞，赐□品服。出为夔州路转运使，还阙」授知太平州，徙泰州、通州，改国子□士，虞部员外郎。知兴□府□亲之请，遂徙峡州。告老分」司□□，朝廷优其宿德，以其子宗瑗守□京，倅便于侍□也。庆历四年五月十七日以疾」终于南京□舍，享年七十二。从宗瑗赠典□司□员外郎。□年七月二十五日葬于洛阳县」金谷乡尹村管从昭德县太君合祔焉，□也。□□娶胡氏，□昭德太君也；
继室以陆氏，封」福昌县太君，柔慈淑惠，自于天性，事夫以和顺，治□以清肃，□育诸幼，过于己出，后公十」九年□□二日亡于扬州私第，享年七十五。男六人，长宗瑗，国子博士，知南康军；
次宗瑾，同」学究出身；
皆亡；
次宗瓘、宗琳，皆举进士；
次宗瑀、宗圮，并夭。女三人，长适屯田员外郎郑修，次」适江淮都大提举运盐司度支郎中高访，次适利州路转运判□、比部员外郎李凤。孙十人，」倚令、卿偁、传绛、杲卿皆举进士，绩太庙斋郎，余并幼。孙女九人，长□江淮都大制置发运使、」太常少卿杨佐，次□□部□外郎、知忠州王景华，余皆待年。曾孙男二人，尚幼。治平元年甲」辰岁六月二十七日子婿凤，孙婿佐同宗瓘、宗琳举葬福昌太君陆氏合祔于公，其」□之事迹志记存焉，兹不备录，俣承舅氏之命，□纪其实，以志陵谷而已。外孙李俣记。」
外孙李倜书□。河南张士景刊。」
子婿利州路转运判官朝奉郎尚书比部员外□上骑都尉赐绯□袋李凤立石。
该墓表记述了北宋朝奉郎、尚书虞部员外郎、上骑都尉赐□鱼袋赠司封□外郎张正中的生平。张正中，《宋史》无其传记，只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见到关于他的寥寥数语，宋代其他重要典籍中也均无相关记载，可以说他是北宋时期中下级官员群体中的普通一员。
张正中，字元规。墓表中未提及张正中的出生年月，只记录庆历四年（1044）五月十七日张正中“以疾终于南京官舍，享年七十二”。照此推算，张正中应出生于开宝五年（972），生活于北宋中前期，经历太宗、真宗和仁宗三朝。墓表载张正中原籍澶州，后移居河南府。澶州在今河南省濮阳附近，河南府在今洛阳市附近，也就是说张氏家族主要生活在今河南省一带。张正中曾祖张乾裕，曾任率府率。率府率，一般是太子某率府之长，名义上是东宫仗卫，实际上无职事，一般仅备朝会列班之用，品级为从七品。祖父张秉，曾任内酒坊使，赠右千牛卫将军。内酒坊，隶属于光禄寺，主要负责东京城内造酒之事，所造之酒一般供皇室祭祀、宴飨之用。其父名讳模糊不可考，曾任阁门使，赠千牛卫上将军。阁门使在唐朝属内诸司使，由宦官担任，五代时期逐渐转变，多由武官担任。根据杜文玉先生的研究，“唐代始创的阁门使一职，在宫廷制度及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而也使阁门使在内诸司使中的地位非同寻常”[2]。根据张正中的年纪推算，其曾祖、祖父均应任职于五代时期的政权，其父则有可能是于后周与北宋初期有职任的武将。墓表中未记载张正中曾祖之前的家族历史，推测张氏家族极有可能是发迹于五代的普通军人家庭。
关于张正中的少年时代，墓表中称其“聪敏过人，□□□学，善属文长□□书，为乡里所□”，赞扬张正中聪明好学，为乡里所称颂。通过墓表载其“荫补校书郎”，可以看出张正中是通过恩荫补官步入仕途，并非科举出身。北宋承袭唐末、五代之制，官制中官与差遣分离，“官”为三省流弊、九寺五监等官司之正官，“差遣”为临时委任的职务名，“官以寓禄秩、叙位著”，“差遣以治内外之事”[3]。张正中通过恩荫所授的“校书郎”，就是寄禄官名，没有具体职任，是文臣迁转官阶，为正九品。也就是说，张正中由于父辈的职任获得入仕的资格，虽只是正九品之官，却是由平民向官户转变最为重要的一步。
关于张正中恩荫补官的确切时间，墓表中未提及，但提到“公志□□□□□远去庭闱，日夕以承颜为乐，凡二□年，二亲寿终，□□□哀毁过礼，服除，……勉公□□家孝、于国忠，移孝为□□□□公不得已，遂起而仕”，可知张正中因孝敬父母，不忍远离，直到双亲离世且守孝期满后才正式有差遣之任，这段时间约有“凡二□年”，张正中生于开宝年间，其“遂起而仕”的时间，大概在真宗朝初期。
通过墓表可知，张正中“始调亳□□父主簿”，“亳□”应即亳州。北宋时亳州属淮南东路，下辖7县，其一为城父县，故“□父主簿”应指亳州城父县主簿。主簿，属于幕职州县官，是宋代文官体系中的最低级别，其主要职责是辅佐县令之工作。墓表中并未详细说明张正中首任差遣的表现如何，但特别提到张正中“以真庙车驾□□□供羡给”，在任城父县主簿秩满后得到了晋升，“□庭优其劳□，转奉礼郎、就知城父”。“以真庙车驾□□□供羡给”从字面理解，当是为“真庙”提供车驾，张正中作为一县之主簿，为何承担提供车驾的工作，又为何因圆满完成此项任务而得以晋升，并在其墓表中特书此事？
前文中已推测张正中首任差遣的时间大约在真宗朝初年。根据宋代史料记载，真宗初年发生于亳州的重要事件莫过于“天书封禅”背景下宋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宫一事。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天降黄帛于皇宫，在经过隆重的迎接天书的仪式后，真宗率众从京城出发，到泰山进行了封禅大典，此即北宋真宗朝的“天书封禅”事件。事实上，“天书封禅”事件是真宗君臣一手炮制的一场闹剧，给当时的官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风气，继而各地争先上报符瑞之事，“从皇帝到大臣，开国之初惟恐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危机感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而激发出来的孜孜求治的精神也已经消磨殆尽。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真宗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发生趋向因循、萎靡乃至腐朽的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4]。
“天书封禅”后，真宗热衷于东封西祀之事，各地官员亦纷纷迎合。大中祥符六年（1013），“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诣阙请谒太清宫”，八月，真宗“诏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于是次年（1014）正月真宗临幸亳州，“车驾奉天书发京师。丙午，次奉元宫”，“天书升辂，雨雪倏霁，法驾继进，佳气弥望。是夜，月重轮，幸先天观、广灵洞霄宫”。随后真宗颁布了一系列针对亳州的奖励性诏令：“曲赦亳州及车驾所经流以下罪。升亳州为集庆军节度，减岁赋十之二。”[5]
结合张正中任城父县主簿大约在真宗朝初期的推测及墓表所记，真宗幸亳州之时，张正中应正任城父县主簿。所谓“以真庙车驾□□□供羡给”，应即指张正中为真宗幸亳州太清宫供给后勤等事宜，其参与并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之后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一定的奖励，故“转奉礼郎、就知城父，改卫尉丞，知康州及寿、许二郡”。
根据墓表所载，此后“河阳侍中张公耆以公端直才干可任，辟授通倅”。张耆《宋史》卷二百九十有传[6]，其为真宗潜邸旧臣，深受真宗的信任和重用，尤其是大中祥符年间追捧真宗的“天书封禅”活动，职位屡次提升，官拜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列“使相”。真宗去世后刘太后执政，张耆亦深受刘太后的重用。而此时由于宋代选官太滥，造成“士大夫守一阙，有至七、八年者”[7]的局面，为了得到新的差遣，官员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在同等条件下，高级官员的推荐便成为决定基层官员能否得到升迁的重要因素之一。得到张耆的举荐后，张正中“辟授通倅”。通倅，应为通判，名为知州之副贰，其实亦有监视知州之权，是地方行政机构中重要的官员。不久张正中便被召回开封，任开封府推官，主要负责开封府狱讼刑罚、户口租赋之事。此时张正中的官位已经升至太子中舍、殿中丞。殿中丞，是北宋前期京朝官的官阶，宋代文臣寄禄官分选人和京朝官两大群体，“从选人升为京朝官被称为改官或曰改秩”，是仕途中非常重要的阶段，“选人七阶都是从八品、九品的低级文臣官阶，即使循资升到选人最高阶，任宦前途变化不大，只有通过磨勘改为京朝官，才有更为光明的政治前途”[8]。故而这一升迁在张正中的仕途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张正中外放出京，任夔州路转运使，秩满回京后，为太平州知州，后任泰州、通州知州。其寄禄官从殿中丞转为国子博士，再转虞部员外郎。
《续资治通鉴长编》关于张正中的唯一一条史料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降夔州路转运使、国子博士张正中为殿中丞，知太平州。初，以国子博士萧律代正中，而劾奏正中在部苛察不公，故降之”[9]。张正中遭弹劾降级，其具体原因目前已无从考证，但通过对比《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墓表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张正中所任官职情况基本一致，没有太大出入。
张正中最终的差遣为峡州知州，后其因年纪致仕，“告老南京”。南京即北宋应天府，在今商丘附近，原为宋州，后升为应天府，北宋政府在此处置分司官，多为闲散之职，用于安置年老体弱的官员。墓表中并未说明张正中致仕的确切时间，按照北宋惯例，一般官员七十岁致仕，推测张正中致仕的时间约在庆历二年（1042）左右。庆历四年（1044）五月十七日，张正中“以疾终于南京官舍，享年七十二”。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北宋官员常见的升迁之路：“吏部选人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
通判两任满，有举主，升主军、州，自此以上叙升，今谓之‘常调’。知州、军有绩效，或有举荐名实相副者，特擢升转运使副、判官，或提点刑狱、省府推判官，今谓之‘出常调’。”[10]张正中的仕途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张正中从三十岁左右步入仕途，到七十岁致仕，其政治生涯持续了约四十年。除在真宗幸亳州时参与了接待工作之外，其他方面的政绩在墓表中并未提及，可能其“闪光点”不多。
根据墓表记载，张正中先后有两任夫人。先娶胡氏，即昭德太君，早卒，墓表对其未有太多记载。继室陆氏，封福昌县太君，墓表中记载陆氏“事夫以和顺，治□以清肃，□育诸幼，过于己出”。张正中共有6子3女。其中儿子成年者4人。长子张宗瑗“国子博士，知南康军”，次子张宗瑾同学究出身，二人在撰写墓表之时已亡。三子、四子张宗瓘、张宗琳，皆举进士。“孙十人，倚令、卿偁、传绛、杲卿皆举进士，绩太庙斋郎，余并幼。”张宗瑗作为长子，官位最高，在家族中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虽然不知张宗瑗是以何途径入仕，但从张正中其他三子和孙辈以读书为业的经历来看，很有可能也是通过科举入仕，这种军人家庭成员由恩荫入仕向科举入仕的转变与北宋时期重文抑武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北宋开国者赵匡胤本身是武将出身，其开国依靠的也是一批功勋卓著的武将，但由于其经历了武人兵变、政权更迭的五代时期，为规避武人势大可能造成的政权不稳的隐患，“重文抑武”的国策应运而生。随着北宋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科举入仕之官员越来越受到重用，武将与荫补入仕之官员越来越受到限制，使得北宋传统的武将家族出现新的发展倾向：为避免家族日趋没落，继续维持家族的荣誉和地位，武将家庭的后人逐步转向科举入仕。所以北宋中期前的武将家庭或多或少都进行着某种“以武入文”的“转型”，张正中的家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墓表记载来看，张氏家族的转型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虽然后代中没有出现显赫的高官，但也基本维持了家族的地位。
此外，张氏家族地位的维系还表现在姻亲关系方面。张正中有女儿三人，长适屯田员外郎郑修，次适江淮都大提举运盐司度支郎中高访，次适利州路转运判官、比部员外郎李凤。孙女九人中，长适江淮都大制置发运使、太常少卿杨佐，次适□部员外郎、知忠州王景华。可见张氏家族女子婚配的对象多是有品级的官员。
按墓表记载，碑文由张正中的外孙李俣撰写。中华书局籍合网《中华石刻数据库·宋代墓志铭初编》亦收录了这一墓表，墓表校注时依据陈恬所作《李方叔遗稿序》中“华山李俣以其先君子之遗稿示余”等句，称李俣为李廌之子[11]。这一说法可能有误。李廌，《宋史》有传，生活于北宋中后期，其文采为苏轼所赏识，被誉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张正中墓表成于治平元年（1064），此时李廌还未成年，应无子。加之墓表末有“外孙李俣记”“外孙李倜书□”的文字，“俣”与“倜”符合同辈命名之一般规律，两人应为兄弟，均是张正中三女与立石的子婿李凤之子。另墓表篆额者“外孙大理寺详□官道直郎□□□□郑方平”应系张正中长女婿屯田员外郎郑修之子。张正中墓表从撰写志文到立碑均由其家人完成，其内容应该是可信的。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墓志铭等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近10年来以墓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各类项目共计37项，涉及中国历史、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其中仅2021年就有5项关于墓志研究方面的课题立项。对于墓志铭等文献的关注与整理，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当然亦有学者探讨过墓志铭在撰写与流传方面存在的问题，如王瑞来先生认为墓志、神道碑、行状之类的石刻史料“在撰写之初，便已经出于种种因素与考量，做了相当大的事实挑选，为墓主讳，将大量不利于墓主评价的负面之真事隐去”。然“记载墓主的生卒年、家世、履历、婚姻、家族子嗣与社会关系这种基本信息，多可采信”[12]。所以，墓志铭仍然不失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需要注意的是，基于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流传文献的多寡，对相应时代墓志研究的方法存在较大的区别。宋代的文献史料数量“比上有余，比下不足”，但其中关于中下级官员、普通民众的记载十分有限，而大量墓志碑刻则能弥补这一缺憾。本文讨论的张正中墓表即是这样一方宋代墓志碑刻，墓主张正中是北宋一名普通的官员，其生平也无引人注目之处，但通过墓表所记的种种微观镜像，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还原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未来的墓志碑刻研究中，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普通人物墓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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