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婷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基于苗族空间分布的基本特点,苗族民族民间文化呈“迁徙族群分布”,“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这种空间分布不仅跟苗族所居住的高原地形以及山较多的地貌相关,也与苗族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和时间密切相关。正是由于他们迁徙的时间与路线不同,他们分散居住于不同区域,加之山脉迂回隔断,让苗族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中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经济水平以及文化,同时他们与外界在经济文化交流上有很大的地域差异。
迁徙使苗族各部之间彼此隔绝,少于交往。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历史不同,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导致相互间出现较大的差异,形成支系多、方言差别大、服饰类型多样化的现象。苗族历经的民族迁徙建立在王朝征战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基础之上,在苗族文化的“喀斯特的印记”下也更添汉族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深远影响,形成苗汉文化交融的局面。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实行的开放政策让中国传统文化迈入全球化中,面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苗族音乐文化,在面对文化危机、文化认同、文化立场等方面的问题下更是艰难生存,随着苗族地区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频繁性增加,苗族音乐的文化认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激起了强烈的文化震荡,与此同时“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以及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各种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活动应运而生。
20世纪中后期苗族音乐主要向外传播,如今在新时期,外来文化的挤压下,这一时期的苗族音乐研究通过守望、保护和传承,来应对在经济驱动下许多传统文化开始失真等问题。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之前,国家层面的策略主要包括“博物馆式”、“调查文本式”以及“生态博物馆式”等方式。不可否认的是上述策略的确提供了很多有关苗族音乐的文化信息。1995年,梭嘎生态博物馆项目正式列入中挪文化交流项目。1997年10月23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中国博物馆学会与挪威开发合作署《关于中国省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的签字仪式。传承保护相关策略的提出和实施,体现了人们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下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担忧,对苗族音乐文化来说,唤醒苗族音乐文化自觉的意识,重新解释它的意义等行动对于苗族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十分重要。但是,文化认同是一个过程,正如王岳川所说的那样:“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中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价值认同”。王岳川认为:“‘确认身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当下,我们正处在新文化身份的确认时期,在研究和实践中必须把握自我身份的确立,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力,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己丧失的地位。
因此,如果一贯进行封闭式的保护与传承策略,不仅会把苗族音乐文化与现代社会隔离对立,而且也会让苗族音乐相对封闭。全球化背景下的苗族音乐文化已变成世界整体文化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面对全球化,面对外来文化商品及其依附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观念,需要重新思考对苗族音乐的传播实践以及交流方式,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只有享有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品,也不成为丧失身份的无家可归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
2.1 全球化背景下苗族音乐自然传播的挑战
苗族音乐的主要存在方式是传播,在现代媒体技术还没有与苗族生活关联之前,苗族音乐的传播形式多为自然传播,其传播的形式以民间自然传播的方法为特征。这种自然传播的方式可以体现出苗族音乐承载民族历史文化,维系民族认同的品质,这种来源于民族在生活中的长期积淀以及反映出民族音乐真正意义的传播方式,是一种生命张力极大的方式。
苗族中的“大花苗”实为历史上所称的“花苗”,1980年以后称为“大花苗”。研究表明:“此族与其他苗族无婚姻关系,其性较孤僻,不与外界接触,故生活完全形成一独立形式,保有其较纯之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已经在当下的“大花苗”社区基本不存在了。芦笙失传,民间也不再组织相关的活动,只在节日时候政府组织会出现,以前流传下来的歌谣只在重大节日里演唱,尽管当下“大花苗”青年大多在本地寻找伴侣,但不再以“花山对歌”的方式认识,取而代之的是微信、短信、电话等。随着上世纪初基督教的影响以及80年代全球化文化的渗透,苗族音乐文化的传播面临巨大挑战。
2.2 外来文化挤压所造成的挑战
外来文化对苗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挤压主要表现在基督教的向内传入、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全面渗透两个方面。“幺站大花苗”最先在接触基督教传教过程中带来了现代文化。后来英国传教士进入当地,向当地的大花苗传教,此后十年柏格理推行一连串的改革,创制苗文,并以此翻译圣经的新约全书及编写课奉教材。同时,建立学校、医院,改革社会风俗,苗族在历史上首次拥有自己能看和写的文字,而这种“老苗文”带动了石门坎的教育和文化发展。学校的建立与老苗文的传播给苗族接触西方现代文明打开了大门,医院的建立解决了人们疾病的困扰,这引发了苗人对现代文明的追捧,之后苗族民间的传统音乐文化逐渐衰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建设使得中国走上全面现代化道路,“幺站大花苗”在物质基础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也逐渐对都市现代生活有了更多的适应跟融合。“幺站大花苗”音乐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所面临的困境中的一个缩影,对于苗族音乐的自然传播而言,现代媒体技术的介入是苗族音乐传播中的一次机遇,更是一次挑战,现代媒体技术不仅让苗族音乐传播广泛,也使得苗族音乐实现了其参与现代艺术、娱乐等社会生活的愿望。
3.1 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地方策略
面对现代文化的全面渗透和地域性传统文化即将消失的现实,各省开始颁布保护条例,至此,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开始成为关注点,包括苗族民间文化自然传播等开始进入政府政策中。20世纪中后期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决定实施“宣布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代表作的评选从2001年开始,每两年一次,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2届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一项关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国际性公约,为各成员国制定相关国内法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3.2 苗族音乐现代媒介传播的地方策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苗族音乐与现代媒介融合往往是在政府策略的保障之下进行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苗族音乐与现代技术媒介融合,不仅要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还要采用一系列高新技术如数字、网络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长效机制,还要增强它的多样性,如展览、音乐电影电视、游戏、以及短视频平台等方式进行传播推广,以此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因为“现如今我们已经跨入影像时代,民族文化的价值必须借助影像媒介才能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发展历程漫长而曲折,正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才得以有今日的文化盛态。全球化语境中,苗族文化一方面与主流文化碰撞融合,另一方面受到外来文化的挤压。由于不同的领域、群体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音乐文化进行传播,方式也不尽相同,新形势下苗族音乐文化,正在寻求一个文化的平衡。当下的形势正在将这种平衡完全打破,外来文化的挤压一方面给苗族音乐的传播带来了便利的渠道,同时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让它深层次的核心精神的转型面临巨大困境。所以在苗族音乐传播过程中,如何在保持苗族音乐自己精神内核的前提下与主流文化融合,从而开辟出自身独有的传播策略,是当下苗族音乐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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