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彦
（烟台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用典，古代修辞学称为“事类”，现代修辞学一般称为“引用”，是“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1]（P2）。其本质是一种修辞手法。只有恰当地用典，才能产生良好的修辞和表达效果。典故本身言简义丰，能够以简驭繁，使文章语句精炼；
典故内蕴深厚，并能够进一步丰富作品的内涵，使读者在有限的词句内产生无限的联想，从而有助于“明理”“征义”[2]（P339）；
典故还具有婉约含蓄的特质，能够使读者获得一种“成功解读文本的心理快慰与欣赏中的美感享受”[3]（P22），从而有助于调动读者的积极性，提升文章的审美价值。
宋代词科在宋代科举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为朝廷选拔公文写作人才而开设的考试科目。词科试文涉及众多文体，有制、表、诏、诰、露布、檄、箴、铭、赞、颂、记、序等，体式分为三大类别：四六、古文和韵文，尤以四六为重，是宋代文章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词科主要考察“词”和“学”两个方面，即士子文辞经营的能力和典制记诵的功夫。其中，用典是词科试文重要而又具体的衡文标准之一。王应麟《词学指南•序》云：“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既中兴，程式始备。”[4]（P383）文章是否意胜语赡、学问是否渊博、程式是否合乎要求，是词科评选的主要标准。典故具有“言简义丰”“婉约含蓄”的特质，恰当地加以运用，有助于实现意胜语赡。词科应试者学识是否广博、精审，也能够通过典故的运用直观地反映出来。用典还是词科试文重要的文体特征之一。词科所试十二种文体多数要求以四六写作，而用典是四六基本的文体特征之一，四六创作离不开用典。宋人在四六创作中，“力图加强用典的实用意义，使它从单纯的修辞形式转化为基本的表达方式”[5]（P71），将用典与现实内容联系起来，有助于四六的说理、议论和抒情。为了能够在词科考试中脱颖而出，词科应试者在作文时十分注意对典故的恰当运用。他们匠心独运，在不违反文体和程式的诸般规定之下，将一个个典例、故实信手拈出，妥帖安置，流畅自然而不着痕迹，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前贤对词科试文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章体式与技巧的角度展开，而较少有立足于文本进行语言剖析的研究，也较少有人关注词科试文的用典情况。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词科试文用典的实际情况，对词科试文用典的方式和手法进行详细考察与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引用的宋代词科试文，除个别情况外，均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6]，这里只标出试文所在卷数。
所谓“用典方式”，是指典故运用的外部特征形式[7]（P114）。明代高琦在《文章一贯•引用》中把用典分为十四类，即“用事十四法”：正用、历用、列用、衍用、援用、评用、反用、活用、设用、借用、假用、藏用、暗用、逐段引证等[1]（P30）。根据我们的考察，宋代词科试文语典和事典的使用方式主要有4种：明引、暗用、正用、反用。
（一）明引与暗用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引用故事成语，约有两个方式：第一，说出它是何处成语故事的，是明引法；
第二，并不说明，单将成语故事编入自己文中的，是暗用法。”[8]（P85）宋代词科试文的用典既有明引，也有暗用。
明引，通常具有可供识别的标记，能够一眼看出是在用典。词科试文中的语典有明引，主要出现在记、序等古文体中。其识别标志是词语类，或为典源文献的名称，或为作者，一般用来指明“引用语”的来源或出处。如周必大《唐政事堂记》：“《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夫事之几微，须一二日之近而数已盈万，然则代天工为辅相者，事固多矣。”[6]（卷五一五二）“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典出《尚书•皐陶谟》。《书》为《尚书》的简称，这里以书名作为引用标志直接放在所引典故语的前面，毫无疑问属于明引。又如王应麟《唐西南备边录序》：“《易》之《蹇》曰‘利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后能济蹇难，德裕以之。”[6]（卷八一九九）此例化用《易经•蹇卦》的典故，见《蹇卦》卦辞：“蹇。利西南。”《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孔颖达疏：“志匡王室，能涉蹇难，而往济蹇，故曰王臣蹇蹇也。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故曰匪躬之故。”[9]（P51）这是说臣子应当为君国忠直谏诤。此处用典时，不仅标明书名《易》，还标明具体篇名《蹇》，放在引用典故语的前面，显然也是明引。再如周必大《祥符御制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序》：“孔子曰：‘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夫知一言犹足兴邦，而况行之于身，著之于书。”[6]（卷五一二〇）所用之典出自《论语•子路》。引见于某一古书中某一圣贤之言，可以只出圣贤之名。此处引《论语》中孔子之言，就只标明了“孔子曰”。以人名作为引用标志放在引用典故语的前面，亦是明引。
词科试文中的事典主要使用明引法，其识别标志也是词语类，多为事典的主人公。如洪适《御史中丞除礼部尚书诰》：“昔李勉劾悍将而唐室知朝廷之尊，叔孙通制绵蕞而汉祖知皇帝之贵。”[6]（卷四七一七）该句中引用两个事典，皆以故事的主人公为引出标志。出句用李勉故事，至德元年（756），李勉随唐肃宗前往灵州（今宁夏灵武），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朝廷崇尚武功，勋臣依仗恩宠，大多不知礼仪。大将管崇嗣在朝堂上背向而坐，谈笑自如，被李勉弹劾，遭到拘押。唐肃宗赦免管崇嗣，叹道：“我有李勉，才知道朝廷的尊贵啊！”于是提拔他为司膳员外郎。事见《旧唐书•李勉传》。对句用叔孙通故事，叔孙通欲为汉高祖创立朝仪，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之后，汉高祖采纳了叔孙通所制定的朝仪，并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后因谓制订整顿朝仪典章为“绵蕞”或“绵蕝”。事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两个事典都是与礼有关的，与题旨正相符，十分切题。以主人公为明显标志来引出故事，使人一望即知为用典。
暗用，是直接将典故熔铸在句子中，一般没有可供识别的标记，不能一眼看出用典的痕迹。在词科试文中，暗用法多是引用语典。作者通常暗引经典中的“成辞”，通过重新糅合加工而成为自己文章的语辞，往往浑然天成，使人不觉是在用典。如周必大《代中书舍人谢除翰林学士表》：“遂致采葑，俯令视草。”[6]（卷五〇四二）“采葑”是暗用语典，典出《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10]（P303）“葑”即蔓菁，其叶和根、茎都可食，但根、茎有时味苦，诗意谓采者不能因此连它的叶子都不要。后因以“采葑”为被人赏识器重的谦词。这里喻指中书舍人某因受到皇帝的器重而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又如周必大《清远军承宣使授华容军节度使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进封开国侯加食邑食实封制》：“事上不渝，居有后凋之操；
禔身至肃，初无可指之瑕。”[6]（卷五〇一四）上联暗用语典“后凋之操”，出自《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11]（P193）孔子以松柏不凋来比喻一个人品格志向坚定不移，经得住考验。后遂以代指坚贞不移的志节。以上两例运用语典时都没有明显的标记，而是被周必大巧妙地融入四六对中，直接作为自己文章的一部分，自然无痕。
词科试文中也有暗用事典的情况，这些事典并没有出现像故事主人公那样明显的可识别标志，但出现了故事中的一些核心词汇，读者如果对史事比较熟识，通过对关键词语的辨识也能够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洪适《唐户部侍郎平原太守河北招讨采访使移清河诸郡讨安禄山檄》：“公等王侯华胄，师帅重权，方当此揺蜂毒以长驱，岂不能闻鸡鸣而起舞。”[6]（卷四七二八）“闻鸡鸣而起舞”是暗用事典，这里出现了“闻鸡”“起舞”两个核心词语，自可看出作者所引用的是祖逖的故事，它出自《晋书•祖逖传》。又如周必大《祥符御制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序》：“若乃帝尧之大哉，文王之渊懿，臣虽口诵心惟，三绝其编，盖将如听钧天之奏于洞庭之野也。”[6]（卷五一二〇）“三绝其编”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人名标志，但是有核心词汇“三绝编”，这里暗用了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它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二）正用和反用
如果说从有无引用标志的层面，可以将用典方式分为明引和暗用，那么，从取用典义的层面来看，又可以将宋代词科试文的用典方式分为正用和反用。
正用，是指用典的目的和典源文献中所要表示的意义相一致。这是用典的一般表现形态，取用的是典源的原本涵义。词科试文中的用典也主要是正用。如洪适《唐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河南节度采访处置使都统淮诸军事某告浙东浙西淮南青州濠州救睢阳檄》：“唇既亡则齿必寒，皮不存则毛安傅？”[6]（卷四七二八）出句用《左传•僖公五年》之语典：“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12]（P1795）对句用《左传•僖公十四年》之语典：“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12]（P1803）两个语典的本义都是用来比喻双方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洪适引用语典来告诫浙东、浙西、淮南、青州、濠州诸郡，睢阳的安危关乎他们自己的安危，不能袖手旁观。可见，两个语典在文中的语义与它们原来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语典一般取正用，事典亦然。宋代词科试文大多是将事典浓缩为一句话或一个词，而很少改变这些故事在原来典籍或传说中的涵义。如周必大《令监司郡守搜访遗书诏》：“汉治方兴，陈农奉求书之诏；
唐文载郁，苗发分出使之权。”[6]（卷五〇一四）出句用《汉书•艺文志》陈农求遗书故事。西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对句用《新唐书•艺文志》苗发访书故事。唐代安史之乱后，长安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这两个事典的本义都是朝廷命官员搜求遗书，周必大所撰诏文为正用，它所表示的意义与典源内容完全一致。
文中语典/事典依照原典为正用，但如果原典本来就是其字面引申义，而文中典故照用之，这也属于正用。根据宋代词科试文的用典实际，这样的正用又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原典为比喻义，试文中亦用其比喻义。如赵鼎臣《迩英阁无逸孝经图后序》：“代彼元龟，匪俟股肱之献；
置为博士，宁资口耳之传。”[6]（卷二九八一）上联中所用典故“股肱”出自《尚书•益稷》：“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孔颖达疏：“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耳目，大体如一身也。”[13]（P141）“股肱”本来是指大腿和胳膊，这里用来比喻辅佐君主的得力大臣。可见，原典为比喻义，赵鼎臣在文中亦沿用这一比喻义。
第二种情况是原典为借代义，试文中亦用其借代义。如王应麟《举廉吏诏》：“鞭鞾不已而宠赂章，簠簋不饬而节行缺。”[6]（卷八一九三）下联中所用典故“簠簋不饬”出自《汉书•贾谊传》：“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饬’。”[14]（第12册，P163）“簠”“簋”本是古代食器，也用作放祭品；
“不饬”即不整饬。这里借指官吏贪污。而王应麟在文中也是沿用这一借代义。
第三种情况是原典为象征义，试文亦用其象征义。如慕容彦逢《诫谕三省枢密院修举先朝政事》：“若涉巨川，罔知攸济；
若构大厦，遹求厥成。”[6]（卷二九二二）上联中所用典故“巨川”出自《尚书•说命上》：“若金，用汝作砺；
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
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13]（P174）古人常将“巨川”作为大事业的象征，典源文献中商王武丁对傅说之言即是用此义。慕容彦逢在文中也是用此象征义，指大事业。
反用，是反其义而用之的一种用典方式，古人亦称之为“翻案法”。罗积勇《用典研究》对“反用”的解释最为详备：“典故中有所谓熟典，今说写者所叙之事与之完全相反，或部分相反，或者因说写者所叙之事对该熟典原来的含义、原来所承受的价值评判有所否定，这时说写者往往把该熟典的故事情节或其价值评判或其所言道理全部改写或部分改写成跟它原来相反的样子，以与原来那个人人皆知的熟典构成对比，达到特定的修辞目的。这便是反义式，习称为‘反用’。”[1]（P99）
宋代词科试文用典也存在反用的情况，但比较少见。根据所选用典故的性质来看，既有对事典的反用，也有对语典的反用。对事典的反用，如洪适《唐户部侍郎平原太守河北招讨采访使移清河诸郡讨安禄山檄》：“忘推食解衣之德，奋裂冠毁冕之谋。”[6]（卷四七二八）上联反用韩信不忘刘邦恩德的典故，此典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15]（P3161）这是韩信向前来游说自己弃汉投楚的武涉的说辞，意思是汉王刘邦对自己恩泽深厚，言听计从，自己今天才能够到这个样子。因此，自己是不会背叛刘邦的。洪适这里却说“忘”，是反用其典，言安禄山忘恩负义。这是对典故基本情节的完全反用，含有深刻的讥讽意味。对语典的反用，如王应麟《举廉吏诏》：“退食鲜羔羊之操，虐民多硕鼠之讥。”[6]（卷八一九三）上联是对“羔羊之操”的反用，此典源于《诗经•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10]（P289）典故原义是说卿、大夫等在位者皆行服相称，进退有节，后用来形容官员清廉节俭。而王应麟在句中加入了“鲜”，对典故原义做出了改变，作者通过这种反用其义，来说明推举廉吏的必要性。
这里的“用典手法”，主要是指用典的具体表现方法[7]（P115）。在宋代词科试文中，语典和事典的具体表现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下面，我们就对两类典故的使用手法进行举例分析。
（一）语典的常用手法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以上两类（笔者注：指明引、暗用）的引用法，各可分为略取语意和语意并取两组。”[8]（P87）这里的“略取语意”和“语意并取”实际上是两种用典的手法。根据我们的考察，宋代词科试文在运用语典时，大多采用这两种手法。
1.语意并取法
所谓“语意并取”，即原文照录，也就是在引用典故时不作字词上的调整改动，全部采用典源文献中的现成语句。如莫济《汉灵台十二门诗序》：“《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律固待诗而谐。”（宋代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卷四九《乐门》）其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尚书•舜典》中的原文：“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3]（P131-132）又如吕祖谦《唐河北招讨使谕诸郡檄》：“日中则昃，数必倚于亏盈；
城复于隍，运自分于否泰。”[6]（卷五八六九）出句中的“日中则昃”采用了《易经•丰卦》的原文：“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9]（P67）对句中的“城复于隍”则采用了《易经•泰卦》的原文：“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9]（P28）
2.略取语意法
所谓“略取语意”，是指引其意而改其文，即用自己的话语来概括引文的意思。在宋代词科试文语典的运用中，“引其意而改其文”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为了适应文字表达的需求，词科试文体式中的四六、韵文两类，要在有限的字数内构造骈偶句式，因此，在引用语典时，不得不对所摘取的原典进行适当的改动。这种改动是在保留原典部分字词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把原典语辞巧妙地组织成自己的语言，以传达自己的写作宗旨。一些语典会综合使用不同的改换方式，往往改用得毫无斧凿痕迹，宛若出自作者之手。读者在阅读时既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又会因改动而产生一种陌生感和新鲜感。就宋代词科试文用典的实际情况而言，其改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增删原典字词。如刘弇《诫谕士大夫敦尚名节诏》：“其久也，临大节而不可夺，居盛名而不为难。”[6]（卷二五四七）“临大节而不可夺”语出《论语•泰伯》：“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11]（P159）此处引用时删掉了语气助词“也”。又如周必大《代百官贺皇太子生表》：“欢动画堂，岂特下莞而上簟；
庆钟长乐，遂将含饴以弄孙。”[6]（卷五〇四二）出句中的“下莞而上簟”，语出《诗经•小雅•斯干》：“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10]（P437）此处引用时增加了连词“而”。对句中的“含饴以弄孙”，语出《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16]（卷10）引用时则增加了连词“以”，以与出句相应位置上的“下莞而上簟”形成对仗。
第二种是改换原典字词。如洪适《御书六韬兵法赞》：“臣切惟皇天厌五季之乱，乃命太祖皇帝拯生灵涂炭。”[6]（卷四七四三）“生灵涂炭”语出《尚书•仲虺之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13]（P161）这里引用时将“民坠”改为“生灵”。又如王应麟《晋前锋都督平兖青州露布》：“欲快心于狼望，庶举秦若鸿毛。”[6]（卷八一九八）“举秦若鸿毛”出自《汉书•梅福传》：“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14]（第16册，P104）这里引用时改“如”为“若”，属于同义词替换。
第三种是改换原典顺序。如吕祖谦《皇兄保大军节度使除检校少保河阳三城节度使权主奉吴王祭祀进封加食邑实封制》：“棣华韡韡，增光伯仲之联；
瓜瓞绵绵，袭庆神明之胄。”[6]（卷五八六七）对句中的“瓜瓞绵绵”出自《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10]（P509）朱熹《诗集传》曰：“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以比周人始生于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时其国甚小，至文王而后大也。”[17]（P179）原典为“绵绵瓜瓞”，为了和上联中的“棣华韡韡”形成对仗，作者改变了原典字词顺序，把“瓜瓞”提到“绵绵”之前。
第四种是重组原典字词。如王应麟《起居舍人兼侍讲除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诰》：“仁义其言蔼如，直谅多闻益矣。”[6]（卷八一九五）对句中的“直谅多闻益矣”，出自《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11]（P357）这里是摘取原典中的重点字词“直”“谅”“多闻”“益矣”进行重新组合。又如吕祖谦《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诰》：“近天子之光，允赖谋猷之启沃；
见王者之志，遹观诏命之发挥。”[6]（卷五八六七）出句中的“启沃”典出《尚书•说命上》：“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
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
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13]（P174）吕祖谦摘取其中的“启”“沃”两字重新组合成新词。
宋代词科所试文体多为朝廷公文，同类文书、同类事件难免会用到相同的典故。词科应试者在使用一些常用典故时，往往会摘取原典中不同的字词予以重新组合，通过变换不同的典面形式来避免雷同。比如，在一些除授武臣的制文中，经常要用到“藩垣”这一典故，用以比喻卫国重臣，该典源自《诗经•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10]（P550）应试者在使用该典时，就摘取原典中不同的字词进行重组，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典面形式。有“价藩”，如孙觌《镇洮军节度使除太尉制》“价藩经武，久资戎翰之良；
帅阃畴庸，增重本兵之寄”[6]（卷三四二一）；
有“藩翰”，如王应麟《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史府洞霄宫授少保宁武军节度使荆湖广南宣抚使判潭州军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加食邑食实封制》“由旧弼而命旬宣，即中权而领藩翰”[6]（卷八一九四）；
有“价藩而维翰”，如莫冲《安远军节度使特授太尉殿前副都指挥使制》“宣力四方，殿价藩而维翰；
尽护诸将，肃师律以无哗”（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二）。词科应试者通过对原典中的不同词语进行重组而形成不同的典面，同典不同文，做到了“光景常新”。
（二）事典的使用方法
据我们考察，宋代词科试文中事典的用典手法主要有四种，即人名引事法、地名（物名）引事法、核心词语概括法、引言带事法。
1.人名引事法
所谓“人名引事法”，是指以人名为中心引带一些与典源内容有关的词语构成典事[7]（P118）。这是宋代词科试文最常用的引事手法。如王应麟《起居舍人兼侍讲除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诰》：“为诰有古风，罔俾仲舒之媺；
同日加两命，允谓知章之荣。”[6]（卷八一九五）出句用王仲舒事，典出《新唐书•王仲舒传》：“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为诰，有古风。召为中书舍人。”[18]（P4985）王应麟用典时以人名“仲舒”为中心，引带出“为诰有古风”，这五个字概括了典源故事的内容。此事典用于除授中书舍人的诰文中，可谓十分切题。对句用贺知章事，典出《新唐书•贺知章传》：“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一日并谢。宰相源乾曜语说曰：‘贺公两命之荣，足为光宠；
然学士、侍郎孰为美？’”[18]（P5606-5607）王应麟用此典时以人名“知章”为中心，引带出“同日加两命”，这五个字也概括了原事典的内容。这篇诰文是除授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的，同样是“两命之荣”，该事典也极为切题。
2.地名（物名）引事法
所谓“地名（物名）引事法”，是指以地名（物名）为中心引带出与典源内容有关的一些词语构成典事[7]（P119）。如周必大《端明殿学士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抚使授保宁军节度使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加食邑食实封制》：“化洽胶东，民多增于户口；
令行渤海，兵绝弄于潢池。”[6]（卷五〇一四）出句中的“胶东”、对句中的“渤海”，都是地名，周必大以两个地名为中心分别引带出与典源文献内容有关的词组构成典事。出句用王成故事，王成曾为胶东相，劝勉招怀百姓从不懈怠，曾招徕流民八万余人，使得胶东户口大增。事见《汉书•循吏传》。周必大以“胶东”引出“民多增于户口”六字，加上前面的“化洽”二字，就概括出了事典内容。对句用龚遂故事，汉宣帝时，渤海郡周边盗贼并起，龚遂担任渤海太守之后，采取德化安抚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盗贼平息，郡县大治，百姓安居乐业。事亦见《汉书•循吏传》。周必大以“渤海”引出“兵绝弄于潢池”六字，加上前面的“令行”二字，就概括出了事典内容。
宋代词科试文中也有以物名为中心引带出典事内容的例子。如吕祖谦《唐河北招讨使谕诸郡檄》：“九河俱溃，屹砥柱之中存；
万室皆灰，岿灵光之独在。”[6]（卷五八六九）对句中的“灵光之独在”，典出《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19]（P168）吕祖谦以“灵光”这一物名为中心而引带出“独在”，以此说明河北诸郡是讨伐安禄山的重要力量。又如周必大《代中书舍人谢除翰林学士表》：“萤窗夜学，烛莫望于金莲；
蓬户久居，班岂知于玉笋。”[6]（卷五〇四二）出句用“金莲烛”典故。据《新唐书•令狐绹传》载，令狐绹为翰林承旨时，曾与宣宗在皇宫谈话至深夜，宣宗命令用自己的乘车和金莲华炬送他回翰林院。后用来形容帝王对臣子的特殊礼遇。这个典事是以“金莲烛”这一物名为中心引带出来的。对句用“玉笋班”典故。见《新唐书•李宗闵传》：“（李宗闵）俄复为中书舍人，典贡举，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谓之玉笋。”[18]（P5235）后常用“玉笋班”形容英才济济。周必大以“玉笋”这一物名为中心而引带出“班”。两个典故前者暗指翰林学士，后者暗指中书舍人，十分切题。
3.核心词语概括法
所谓“核心词语概括法”，是指撮取事典中的部分核心词语重新组合以概括事典内容。这也是词科试文比较常用的引事手法。如周必大《唐交河道军大总管破高昌露布》：“义夫衔愤，发或冲冠；
智士合谋，筹思借箸。”[6]（卷五〇七五）出句用蔺相如事，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15]（P2944）后常用“冲冠”形容极为愤怒的样子。周必大撮取“发冲冠”，并增加了“或”字，重新组合成句而引出整个事典内容。对句用张良事，典出《史记•留侯世家》：“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15]（P2465）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相持不下，有个叫郦食其的儒生给刘邦出了个主意，让他分封战国时期六国的后代。刘邦举棋不定，趁吃饭时，询问张良这个主意如何，张良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并请求用刘邦食案上的筷子，帮助他分析形势。后常用该典故比喻从旁为人出主意，筹划事情。周必大撮取“借”“箸”“筹”三字，并增加“思”字，重新组合成四字句而引出整个事典内容。
4.引言带事法
所谓“引言带事法”，是指摘引事典中相对完整的部分语句（通常是短语）而带出所引事典。罗积勇指出：“既然通过引言而带出了某件事，那么所引之言就是离不开这件事的，是这件事的一部分。这样，所引之言就可以看作这件事的提示、标示语。”[1]（P55）如洪适《唐勤政务本楼记》：“观新誉髦之贤，羡英雄入彀之无遗；
而听科举人之言，美卢绚按辔之有体。”[6]（卷四七四一）出句中的“英雄入彀”，见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篇》：“文皇帝（笔者注：指唐太宗）修文偃武，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0]（P3）“彀中”指弓箭射程之内。后因以“入彀”比喻人才被笼络网罗。勤政务本楼是唐玄宗时期所建，凡改元、科举、大赦等重大典礼均在楼前广场举行。洪适用这个典故来说明玄宗钦羡太宗能揽尽天下人才，这里明显是用太宗之言而带出其事。
综上所述，宋代词科试文中典故的使用方式和手法是丰富多样的。就使用方式而言，主要有明引与暗用、正用与反用。就使用手法而言，语典主要有语意并取法和略取语意法，事典主要有人名引事法、地名（物名）引事法、撮取核心词语法、引言带事法等。词科应试者在具体的文章创作中，将这些方式、手法结合起来运用，使用典不流于板滞、不落于俗套，体现出灵活多变、婉转多姿的特征。词科应试者不是为用典而用典，而是将用典技巧与内容表达、抒情遣怀结合起来，语出自然，不着痕迹，所以用典虽多，却没有晦涩艰深之感。有些用典错综变化、曲尽其妙，可谓是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对宋代词科试文用典方式和手法进行系统考察，首先，有助于对宋代词科试文的本体研究，使我们能够切实了解词科文章的真实面貌，深入挖掘科举文作为语言材料的价值。科举文作为一种文体形式，虽然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它仍是古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词科试文用典方式和手法的多样性、灵活性，具有独特之处，能够为汉语修辞、词汇乃至汉语史的全面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其次，也有助于挖掘修辞研究的深度，拓展汉语修辞学的研究空间。在古汉语修辞学史上，对于科举文修辞的研究尚不多见。对词科试文用典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科举文修辞的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古汉语修辞学理论。再次，对应用文的写作乃至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些词科试文的用典技巧变化自如，实现了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而这也正是那些优秀文章所必需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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