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源，范中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伴随社会现代性实践的不断推进，风险社会的程度在加剧，城市、社区等区域系统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1]。气候变化、生态破坏、能源紧张、食品安全、公共健康危机等一系列风险在全球化的驱动下，每个个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同时风险集聚的复杂性和复合性进一步放大了区域系统的压力。因此，对区域规划、建设、治理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复合型风险威胁，“韧性城市”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建设区域韧性被视为一项重要战略。韧性概念来源于霍林对于弹性概念的生态学拓展[2]，进入21世纪，韧性研究进入社会科学领域[3-4]，韧性被定义为系统准备和计划、吸收、恢复以及更成功地适应不利事件的能力[5]。随之出现社区韧性、城市韧性等一系列区域韧性的概念[6-7]，作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受到国内外区域治理专家的广泛关注[8]。
区域韧性是包含多重子系统应变能力的复合概念，常见的评价分析多基于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等固有子系统出发[9-12]，讨论城市系统供给能力对本地韧性的塑造；
而立足于区域需求层次视角的韧性研究则相对较少。正如需求层次理论中人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需求差异，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满足的韧性需求同样存在差异。随着区域韧性内涵的不断丰富，韧性需求层次的划分对于优化韧性建设次序意义重大，基于需求层次的区域韧性研究亟待深入探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为背景，从需求视角构建多层次区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考察区域韧性发展水平与时空格局以及需求层次间相互影响关系，以全面反映区域韧性及其子系统的发展状况、演变规律和耦合协调关系，以期为区域韧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有价值的参考。
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结构的理论内涵作为区域韧性需求层次划分的基础，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类，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13]。需求层次上存在递进关系，即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的情况下会不断追求更高的需求层次。延续这一思路对区域韧性的需求层次进行剖析，区域韧性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为最低要求，并以此限定区域韧性需求层次划分的范围。此外，安全需求和社群需求同样被广泛认为适用于区域研究中，吴晓林[14]在社区治理中提出的“五层次需求”，包括居住安全需求和社会交往需求；
鲍捷等[15]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中拓展出的城市需求四层次，同样包含公共安全需求和社会交往与归属需求。同时，安全作为维护地区稳定的区域韧性基本属性之一，略高于基本需求；
而社会群体交流作为集体行动以及规模化生产方式形成的重要媒介，社群需求必须建立在安全保障之上，并为发展需求奠定基础。因此，区域韧性评价中构建发展需求为最高层次，社群需求次之，安全需求再次之，基本需求为最低层次。
构建需求层次视角下区域韧性指标评价体系，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原则。针对区域韧性评价研究主题，分布选取SCI、SSCI来源期刊与CSSCI、CSCD来源期刊中区域韧性评价相关文献100篇和10篇。运用内容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提取、统计并筛选使用频率较高且可获得的韧性量化指标，并结合区域韧性划分的四个需求层次，进行指标分层。其中，基本需求考察城市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的能力，指标准则层包括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医疗条件、食品自给、弱势群体五个基本方面；
安全需求则选择从公共安全、经济安全、保险、生态安全等四个方面考察城市应急管理能力；
社群需求从文化素养、社会网络、交通便利、通信交往、工作就业五个方面构建以满足居民归属感；
发展需求则以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四个方面为指标准则层，体现城市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基于以上分析，区域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需求层次4组，准则层18组，以及可量化的具体指标40个（表1）。
表1 区域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地区除外）作为区域韧性的评估对象，时间分别为2010年和2020年，指标度量全部采用客观数据，不涉及主观评价，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同时，对涉及价值变动的相关数据按照名义GDP与不变价GDP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2.2 研究方法
2.2.1 区域韧性计算
由于评价体系中跨地区和年份的具体指标在单位和方向上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在计算前进行数据预处理，使用最小—最大值标准化方法[式（1）和式（2）]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对逆向数据进行正向调整，数据范围为[0, 1]。
参考相关研究，区域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数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式（3）中线性加权汇总方法计算区域韧性水平：
式中：Ri为i地区韧性指数；
m为评价指标的个数；
ωij为i地区第j项指标权重值，为i地区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2.2.2 空间相关性分析
空间相邻省份的韧性水平可能存在外溢或虹吸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反映区域韧性的空间特征，结合评价结果的等级结果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空间样本或属性在分布上互为关联，相近事物的关系更紧密，影响愈大。基于地理信息的权重矩阵包括邻近空间权重、距离空间权重两类。其中，省域间空间比较以设置Queen邻近权重矩阵为主。Queen空间权重矩阵的数学表达形式为：
其中，空间权重W为n×n的空间权重矩阵，ωij为样本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若存在共同的邻边或邻点，元素设定为1，否则设定为0。基于此，运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开展区域韧性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首先，采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判断区域韧性的总体空间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oran’sI为全局莫兰指数，n为样本总数，zi为样本i属性的均值偏差，S0是所有空间权重的聚合。当标准化P值具有统计显著性时，拒绝零假设，认为区域韧性具有空间相关性。当Moran’sI＞0时，表示空间正相关，值越大，相关性越明显；
当Moran’sI＜0时，表示空间负相关，值越小，差异越大；
当Moran’sI=0时，空间分布呈随机性[16]。根据Z得分确定置信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为I的期望值，V为I的方差；
当Z为正值，空间呈聚类分布；
当Z为负值，空间呈离散分布。
但全局空间自相关无法实现对局部空间特征的分析，通过聚类和异常值分析（Anselin Local Moran’s I）对相邻样本判别可以识别高值密度、低值密度和空间异常值，发现高韧性和低韧性地区的边界和韧性异常的位置。
式中：Ii为局部莫兰指数，为样本方差，xi为样本i的属性，为样本属性的均值，ωij为样本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当Ii＞0时，周围样本属性一致，表现为聚类；
当Ii＜0时，周围样本属性不同，表现为异常值[17]。主要类型有：高—高聚类（H-H），低—低聚类（L-L），高—低异常值（H-L），低—高异常值（L-H）。
2.2.3 耦合协调度
区域韧性需求层次相互递进、博弈的过程是地区主体多元发展需求的重叠与演化，实际上是稀缺的资源禀赋在建设区域韧性过程中对不同需求目标中时空差异的动态再分配过程，具体表现为不同地域下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征。不同需求层次的韧性目标并非完全割裂，基本需求是区域韧性发展的本底，基本功能的满足为安全、社群、发展需求的功能实现提供了基本保障；
安全需求维护了区域韧性建设中社会基本盘的稳定，也为社群形成、区域发展提供了进一步保障；
社群需求是满足社会交往和价值实现、保证区域韧性发展的核心层次，是个体需求向群体需求转变的关键环节；
发展需求是对前述需求层次的拓展，是建设区域韧性的高级目标。上述进程形成了区域韧性四重需求层次间互相促进、相互影响的耦合互动关系。目前普遍采用的传统耦合度模型的规范公式如式（10）所示：
式中：n为子系统个数，Ui为子系统在[0, 1]之间的值。但这一公式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这类耦合度（C，取值范围0到1）计算结果往往集中分布于端点1附近，集中分布的耦合度以平均分布标准来划分和解释并不合理，且导致之后计算出的耦合协调度（D）过分依赖于综合指数（T），系统协调水平较之自身发展程度被弱化，难以有效反映耦合协调度测度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参考相关学者提出的修正后的模型进行研究[18]。
此模型通过拓宽C值区分度，以适应社科领域研究的效度分析需要，更合理地反映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此外，分配公式（12）中的权重，按照各子系统指标利用熵权法重新赋权，并计算T值及D值。
3.1 区域韧性评价标准与结果
根据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线性加权得到各省份区域韧性评价综合得分和各需求层次的韧性得分，并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得分划分为五级（表2）。为了便于时空比较，对价值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后，将2010年和2020年的数据在等级划分过程中合并处理。
表2 区域韧性及需求层次得分的等级划分标准
结合图1综合来看，不同省份的区域韧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2020年相较于2010年有大幅度提升。北京的综合水平最高，大幅度领先于其他省份。其次是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普遍为东部沿海省份。青海、甘肃、云南、广西等省份处于较低水平，多属于西部内陆省份。西藏等省份区域韧性综合得分最低，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相较于西部地区综合水平较高，沿海省份普遍高于内地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资源充裕的省份，其综合评价得分明显高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说明社会经济因素对区域韧性产生了较大影响。
图1 区域韧性需求层次综合评价结果
从基本需求来看（图2），2020年整体比2010年有较大幅度提升。除西藏以外，西南地区基本需求的韧性水平从2010年的普遍低水平发展至2020年的普遍中等水平；
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则普遍从中等水平上升至中等偏上水平。但东西部差异依旧明显，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在生活、居住、医疗、食品保供、社会救济等体现基本需求的多个方面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这4个中西部省份的表现与东部沿海省份基本一致，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长江经济带）和国家政策支持（中西部城市群规划）及其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这四个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人均生活水平有较大提升。而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份十年间的变化趋势并不明显，伴随着资源红利的消耗，经济发展放缓，区域韧性的基本需求也受到较大影响。
图2 区域韧性基本需求层次评价结果
从安全需求来看（图3），十年间整体发展明显较快，进步幅度要大于基本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设立应急管理部门、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地区各类安全需求的重视，引导各地区加强安全防控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发展。其中，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等省份从2010年的低水平发展为2020年的较高水平，较好的自然环境固有条件加之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扩大，实现了韧性等级的跨越式发展，而北京、上海、广东虽也有一定增长，但由于早期韧性水平较高，等级跃升并不明显。
图3 区域韧性安全需求层次评价结果
社群需求作为居民交流沟通中形成的归属感和社会圈层，是区域韧性的重要组成。区域韧性下社群需求在2010年至2020年间的变化较为复杂，超过三分之一的省份甚至出现了小幅下降（图4）。降幅较为明显的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结合权重分配来看，社群需求中客运量的权重远高于其他指标，考虑到受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流动人口陡降、工厂停滞等影响。此外，上述省份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较强，新落户居民较多，短期难以形成稳固的社会网络。相较而言，安徽、贵州、宁夏、新疆等省份则实现了社群需求的正增长，劳动力回归，教育水平提升，基础设施改善都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
图4 区域韧性社群需求层次评价结果
发展需求是区域韧性的最高层级，十年间平均增长幅度高于其他需求层次，发展速度最快。空间分布呈现典型极化特征（图5），北京、上海作为北方与南方的中心城市，城市发展速度、潜力及其创新实力等实现发展需求的能力均远高于全国其他省份。广东、江苏、浙江同样依靠良好的发展潜力、创新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处于地区领先地位。而包括内蒙古在内的东北地区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变化较小。伴随着经济社会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投入加大，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和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在沿海、沿江省份的辐射带动下，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基本可以满足区域韧性发展的动能需要。
图5 区域韧性发展需求层次评价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索时空差异对区域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接下来将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考察区域韧性综合水平和不同需求层次下的时空演化特征。
3.2 时空演化格局
3.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反映2010年和2020年中国区域韧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包括对不同需求层次的讨论。由表3可知，区域韧性综合得分和各需求层次得分的P值均显著，且Z值皆为正，表明区域韧性呈现空间正相关，具有空间集聚效应。相较于2010年，2020年区域韧性的全局莫兰指数值有所下降，表明这一时期区域韧性的空间集聚水平逐渐减弱，地区发展不平衡可能是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具体来看，基本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全局莫兰指数下降，而社群需求和发展需求的全局莫兰指数则有所上升，表明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原有的基本生活和安全保障的韧性目标已基本实现，空间集聚性在降低；
区域韧性提升更多地集中在社群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满足上，邻近省份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吸收人才外溢、借鉴先进经验，正在形成新的空间集聚格局。
表3 区域韧性全局莫兰指数
3.2.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结合区域韧性评估结果，东部沿海省份的韧性水平普遍高于西部内陆省份，局部特征明显，且全局自相关分析证明存在空间相关性但缺乏对局部特征的讨论。因此，采用局部莫兰指数分析区域韧性的空间局部特征。图6中字体较大的省份其局部空间集聚效应呈现显著性，图中呈现的是区域韧性不同需求层次的聚类情况。设定统计显著性的置信度为95%，将区域韧性的局部集聚特征分为四类：第Ⅰ象限为高—高（H-H）集聚，包括天津、江苏（2010年、2020年）；
第Ⅱ象限为低—高（L-H）集聚，包括河北（2010年）；
第Ⅲ象限为低—低（L-L）集聚，包括四川、云南、青海、新疆、西藏（2010年、2020年）和贵州（2010年）；
第Ⅳ象限为高—低（H-L）集聚，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没有省份具有显著性。需求子层次的聚类划分同样遵循上述规则。
图6 区域韧性的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上述结果表明，以天津和江苏为中心及周边省份的区域韧性水平要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而四川、云南、青海、新疆、西藏及邻近省份则形成了连片的韧性“洼地”，虽然有较大发展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潜力巨大。此外，空间异常值中，2010年河北韧性水平低于周边省市，受北京、天津虹吸效应的影响，十年后这一现象得到缓解。表4中不同需求层次下的聚类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以集聚类型较为全面的安全需求为例，高—高集聚中，2010年只包括天津及周边省市构成的京津冀地区，2020年增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
高—低集聚中，2010年重庆区域韧性的安全需求好于周边省份，然而伴随着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这一集聚效应在2020年消失；
低—高集聚中，河北的变化较小，安全需求始终低于周边省市；
低—低集聚中，四川凭借自身及周边省市十年来在公共设施、统筹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在安全需求层次上实现对区域韧性水平的有效提升，而云南、青海、新疆、西藏仍归属于这一聚类。
表4 区域韧性在不同需求层次下的LISA聚类分布
3.3 区域韧性需求层次的耦合协调分析
3.3.1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参考已有研究对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等级的界定[19-20]，设定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的划分标准，将区域韧性中四重需求层次的耦合度划分为四个等级，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等级，共分为失调衰退、过度调和、协调发展三种类型（表5）。其中，数值越接近1，耦合协调程度越好。
表5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标准划分
基于式（12），重新计算区域韧性中基本、安全、社群和发展需求子系统的评价指数（T），并按照式（11）和式（13）分别计算出2010年和2020年四重需求耦合度值（C）和耦合协调度值（D），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区域韧性四重需求子系统综合指数、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3.3.2 四重需求层次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分异特征
按照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等级标准，分别统计2010和2020年每种耦合和协调耦合等级所占的比例，并拟合出2010年、2020年区域韧性四重需求及其均值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演化曲线，如图7所示。
图7 四重需求层次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演化曲线
结合表6进行分析，区域韧性四重需求耦合度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整体上大致呈现“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关系特征，但区域间差异相对较小。结合图7（a），从时间维度来看，区域韧性四重需求耦合度整体上从2010年的磨合时期发展到2020年的协调时期，耦合度呈明显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以高值区域为核心并以圈层的形式逐步向外扩散的过程；
同时也存在部分地区耦合度下降的情况，普遍出现在产业结构单一、社会经济发展相对乏力的华北和东北地区。至2020年，全国区域韧性建设中已有超过70%的省份进入需求子系统协调耦合时期（C＞0.7）。根据2010年、2020年耦合度变化，拟合出区域韧性四重需求整体耦合的演化趋势线，演进过程同样呈现转移递进的态势。十年间，极化效应伴随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演变为扩散效应，在满足基本、安全、社群和发展需求层次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区域韧性的四重需求耦合度已步入有序、协调的耦合发展阶段。
如图7（b）所示，耦合协调度演化趋势线呈倒“U”型成长曲线，与耦合度分布类似，但考虑到综合评价乘数的影响，空间差异和时间波动都相对较大。空间上，四重需求耦合协调度与其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协调耦合度分布的关系特征与耦合度类似，且差异对比更为显著；
时间上，区域韧性中四重需求耦合协调度在整体上实现由2010年的普遍失调状态向2020年的整体协调状态转变，阶段效果明显，十年间耦合协调度的平均水平由0.42增加到0.54。2010年，多数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34～0.46，超过90%的地区处于失调状态（D＜0.5），最低值为贵州，最高值为北京；
2020年，耦合协调度普遍上升至0.46到0.62之间，接近70%的地区已升至协调状态（D＞0.5），与2010年相比，轻度失调的地区已基本消失，濒临失调地区也已大幅减少。十年间，得益于新发展理念和韧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理顺城市内部发展关系，缓解资源供求矛盾，使越来越多地区的四重需求关系实现由低水平的相互制约向高水平的相互促进转变。3.3.3 区域韧性需求层次两两耦合协调格局及演化特征
为了有效反映区域韧性中各需求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揭示四重需求层次之间的局部耦合协调特征，对需求层次存在接续递进关系的两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分析，即“基本—安全”“安全—社群”“社群—发展”三组两两需求子系统。同时对三组两两需求子系统绘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演化曲线。
图8显示，区域韧性“基本—安全”需求子系统的耦合度呈现稳步上升态势，2020年的高值耦合比例高于2010年，普遍达到协调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度则整体实现了从失调到协调的跨越式增长，其中以初级协调占比最大。基本需求和安全需求是维持生活秩序，维护地区稳定的基础性韧性需求，通过保障和提升居民基本生存权益促进人身、财产和生态安全的同时，也反过来为满足基本需求提供保障，两者长期在相互促进的正向耦合关系中协调发展。
图8 区域韧性“基本—安全”两两需求层次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演化曲线
图9显示，“安全—社群”需求子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耦合度同样呈现上升趋势，2010年的耦合形式为拮抗耦合和磨合耦合，至2020年整体提升一个档次，以磨合耦合和协调耦合为主；
协调耦合度呈交错变化态势，多数地区跨越协调分界点（D=0.5），表现为协调状态。一方面，安全保障是社会群体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社会网络节点与渠道，在满足社群需求的同时对提升安全水平同样意义重大。总的来说，“安全—社群”的耦合作用程度在增强，两者联系更加紧密，且多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相互协调增强区域韧性。
图9 区域韧性“安全—社群”两两需求层次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演化曲线
较之前两组耦合协调关系，图10的结果表明，“社群—发展”两两需求子系统的关系发生较大变化。虽然2010年和2020年耦合度都普遍达到协调耦合状态，但耦合度高值与次高值的分布却发生异常，分别集中于2010年和2020年，说明头部地区“社群—发展”的联系程度发生下滑，其余地区则保持上升；
耦合协调度呈小幅上升，但2010年和2020年差异相对较小，普遍处于中度失调状态。结合较高的耦合度，表明现阶段两者之间存在高水平相互制约关系。因此，当前社会集体形态创造的生产模式并没有有效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以适应区域韧性发展需求。
图10 区域韧性“社群—发展”两两需求层次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演化曲线
本文以全国31个省份为背景，借鉴需求层次理论，构建包含基本需求、安全需求、社群需求和发展需求四重子系统的区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考察2010年和2020年区域韧性各系统指数、时空格局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全国各省份区域韧性及其需求子系统普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东西部地区差异明显。高质量发展政策指导下，发展需求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安全需求和基本需求，而社群需求由于2020年地区间交流停滞在部分地区出现小幅下降。
（2）不同年份的区域韧性均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效应，其中，基本需求和安全需求子系统全局莫兰指数呈现小幅下降，而社群需求与发展需求全局莫兰指数有所上升。空间局部特征中西部内陆省份形成了连片的韧性“洼地”，属于低—低集聚；
高—高集聚则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
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效应相对较弱。
（3）区域韧性四重需求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提升显著，但存在地区差异，整体呈现出“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关系格局。相较而言，两两需求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差异明显。“基本—安全”与“安全—社群”需求的耦合协调关系类似，实现了从失调到协调的发展，子系统间的作用程度加强；
但“社群—发展”子系统间部分地区联系降低，且系统需求在低水平上相互制约。
区域韧性需求层次是需求层次理论的重要延伸，将区域韧性按照需求满足的轻重缓急进行划分，旨在促进对区域韧性建设的合理排序。研究实现了需求视角下对区域韧性及其子域的水平测度、时空分异特征及四重需求间的耦合协调分析，突破了原有从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环境等供给视角对区域韧性及其子域的独立测算，为拓展区域韧性评价的理论内涵和方法实践，明确区域韧性内部需求优化和协调方向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区域韧性作为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其需求层次的划分虽然基于需求层次理论而来，但两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匹配错位，即区域韧性需求层级的交错演进并非以严格满足前级需求为接续升级的必要条件。经济发达地区满足发展需求的能力强（如产业结构高、创新投入多），但并不意味着其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如本地食品供给）一定强于其他地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需求子系统间耦合协调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复杂系统的协调优化将是下一步深化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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