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培河，吴 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b.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004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途，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1]19。以唯物史观来解析，这充分彰显出历史进步的主体性作用，然而在历史实际进程中，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如何贯彻始终，二者的关系如何，这是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正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怎样才能使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或解释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连结在一起呢？”[2]这个问题实际上需要合理解释历史必然性在历史实际进程中的贯彻方式。本文基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整个中华文明史大坐标系中定位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具体贯彻方式，揭示党和人民充分发挥实践自觉性对于成功贯彻这一历史必然性的重要意义。
宏观视角下考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一般认为应该把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置于历史长镜头视野下。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宏观叙事，应该考察整个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以此为坐标系，再定位认识所要考察的对象。因为只有把整个中华文明史都置于考察视野中来，才能深刻把握历史进步的基本特征，才能更客观地呈现考察对象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对的未来发展趋势。正如恩格斯给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指出：“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间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曲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3]669具体说来，只有在宏观视角下揭示出整个中华文明史进步的基本特征，才能全面而客观地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发展趋势。
宏观视角下考察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历史的主体性被简约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被遮蔽了、历史情节的复杂性被抹平了，“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如此难于确定，以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3]592，这时候，只剩下一条抽象的历史运动轨迹，水落石出，隐藏在其中的基本运动特征就容易浮现出来。
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经历着一个由里向外螺旋式扩张运动的过程，“中国因秦而统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桩大事。如此大规模螺旋式发展……在世界其他各地无此事例”[4]。按此理解，中华文明只存在空间上的向外扩张、扩散过程，不存在由低到高的进步过程。这显然是片面的，中华文明具有进步性是不争的事实。一般认为汉唐文明程度高，但这不过是与世界上其他文明横向比较的结果，若历时态纵向比较，无论从社会财富总量上看，还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看，明清文明程度都要远远高于汉唐文明程度。
客观上讲，纵观整个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运动轨迹，始终贯穿着两个力：一个是陷入内乱、发生倒退的力，一个是实现统一、走向复兴的力，二者博弈，使得中华文明一直以波浪的方式前进。正如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3]665总的说来，那种实现统一、走向复兴的力始终把握历史运动的主动权，不断冲破分裂、停滞、衰退的困扰，使得从祛疴治乱到和平统一再到繁荣发展成为历史进步的主旋律，中华文明史呈现出“螺旋式上升运动”[5]特征。事实上，中华文明每一次偏离出社会正常发展状态后，都能够螺旋式回归到社会正常发展状态，实现民族复兴，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具有历史必然性。正如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在世界文明史中，中国模式有一个特殊性，即具有可重复性的自我统一能力，“这个统一国家周期性地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无论这类中间期长短与否，它们总会被政治统一所克服。在最初的统一过去之后，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维持着这种混乱交替的过程。统一被修复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在极为漫长混乱、以至传统上可能认为无法修复的‘中间期’过去之后，仍会恢复统一”[6]39。相比而言，世界上众多大一统国家，例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一旦衰落，或迟或早，最终分崩离析，都没有能力重新聚拢起来再次成为超级大一统国家。在阿诺德·汤因比看来，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每一次遭遇国家分裂、政治动荡、时间或长或短，都能够重新实现统一，实现由衰到盛的历史转变。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都曾经陷入四分五裂状态，短则几十年，长则几百年，但最终都能够回归统一的和平发展状态，实现民族复兴。
如果说陷入内乱、发生倒退的力根源于日益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那么实现统一、走向复兴的力从何而来？它不是源于“逻各斯”“努斯”“理性”“上帝”“道”“气”等神秘的客观力量，也不是源于历史伟大人物的主观意志，从唯物史观角度看，它来自而且只能来自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历史实际进程一旦偏离社会正常发展状态，人民虽然可以作出多种历史选择(包括违背历史规律的历史选择)，但最终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找到回归社会正常发展状态的路，实现民族复兴；
要么不去找或找不到回归社会正常发展状态的路，在停滞、战乱中走向灭亡。换言之，历史实际进程一旦偏离出社会正常发展状态，不在实现统一、走向复兴的路上“生”，就在陷入内乱、发生倒退的路上“亡”，没有第三种可能性。因此，实现统一、走向复兴的力就来自“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7]那种求生存谋发展的实践自觉性。每一次中华文明遭遇曲折，陷入发展困境，“为了不至于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8]，中华民族要生存要发展，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觉地行动起来，积极探索民族复兴之路，促使中华文明回归到社会正常发展状态，实现新的繁荣。从历史现象层面看，这是一种不得不作出的历史选择，但从历史逻辑层面看，这是一种必须贯彻到底的必然性。
这就说明中国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历史必然性——不管经历多长时间，不管经过多少历史事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一定要贯彻到底，不可移易。同时这也说明，历史必然性不是一个自在的实质的凌驾于历史主体性之上的客观力量，实质上是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实践过程中自觉作出理性选择时，不得不自我规范了行为选择空间而产生的客观效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在历史实际进程中到底如何贯彻下去，这需要在中观视角下分析。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中观叙事是对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历史阶段(一般指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整体性考察，可以被理解为对宏观叙事中所截取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展开。因此，在中观视角下，历史运动不再被抽象化为一条纯粹的运动轨迹，而是由一个一个历史事件构成的跌宕起伏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中观视角下考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旨在揭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如何通过接连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贯彻下去，其着眼点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过程(这属于微观视角考察内容)，而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道路选择。
历史必然性之所以贯彻到底，不是它有什么超越历史主体性的客观力量，而是它本质上以线性进步逻辑的形式表达出历史进步客观要求，只有沿着它的线性进步逻辑规定作出历史选择，才合乎历史进步性，才具有前途。历史必然性只是从抽象的逻辑上规定了历史实际进程最终要追求的结果，没有具体规定历史实际进程本身。因为历史必然性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之间的转变环节，只是一条类似物理学上的“矢量”规定，如果把历史实际进程理解为“路程”，历史必然性这一“矢量”虽然需要通过“路程”才能贯彻下去，但却不直接规定“路程”的具体面貌——机械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宿命论强调历史必然性直接制约历史实际进程，二者都无法解释历史倒退、文明灭亡现象。换言之，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性对历史实际进程只体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上：不把历史必然性贯彻下来，就不会取得历史进步。至于具体通过什么历史事件、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把历史必然性贯彻下来，历史必然性本身没有发言权，历史主体性才有发言权。这意味着不是历史必然性像“可能性空间”说那样外在制约人们作出的历史选择，而是人们作出的历史选择关系到贯彻历史必然性的历史实际过程的顺畅程度和时间长短。
该功能记录机械在出现反常事件前后的使用参数。这些数据记录超出限值或例外的主要情况并用于协助故障诊断和排除。大部分事件状况意味着一种故障模式或退化以达到使机械可靠性降低的开始。
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探索就是在各个阶级相互博弈和路径试错中展开的，具有鲜活的历史选择性，直到找到并成功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为止。
从整个中华文明史角度看，鸦片战争是最近一次陷入民族生存危机的转折点。西方列强抢占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倾销商品，打击中国民族经济，当时有一幅漫画《时局图》形象地揭示出中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显然，大清帝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不过，全面抗战爆发时期才是形势最严重的历史时期，中国已经到了沦为完全殖民地的边缘，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都在猛烈地斗争中。”[10]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要存续下去，并重新繁荣起来，就必须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要选择什么道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成功探索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胜利实现民族复兴，“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一切只能从实际出发，在历史实际进程中寻找答案。
从1840年到1921年八十多年历史，中国开明的地主阶级、不甘心受剥削受奴役的农民阶级、日渐觉醒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后登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在曲折动荡中苦苦寻觅。当时的救国方案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不过是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主张富国、强国优先性，以富国、强国来救国。首先发声的是开明的地主阶级和早期的维新派，除了在思想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外，没有产生实际效果。接下来出场的是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尽管它们都落实到社会实践中来，洋务运动甚至推行了三十年之久，但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最终都未能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辱的目的。后来，又有人主张实业救国，认为汇聚一百万个实业家就能够实现富民强国，自然就会达到救国目的。与之类似的主张还有教育救国、乡村建设救国、新文化运动等，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实现救国。当时国弱民穷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腐朽堕落，因此这些救国方案在实践中必然举步维艰、半途而废。二是主张革命优先性，通过革命来救国，然后追求富国、强国目标。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都试图推翻清政府，按照自己预设的理想蓝图探索出民族复兴之路，但太平天国运动只是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皇帝”，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最终这些历史事件都失败了。正是以往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都没有行得通，中国共产党才把握出场机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11]，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克服“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基础上找到并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才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改革开放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拒绝走老路走邪路基础上找到并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从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观视角下揭示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历史选择性，说明人们在关键时期作出的历史选择，可以影响到把历史必然性贯彻下去的具体实际进程，虽然不会改变历史必然性贯彻的决心，但会改变把历史必然性贯彻下去的历史实际进程的顺畅性和长短性。在几种道路选择的实践过程中，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选择的道路走通了，而其他阶级选择的道路都没有走通？这就要看微观视角下成功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观能动性。
微观视角下考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需要具体探究中国近代以来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具体的成因、过程和结局，并在历史事件演变过程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微观叙事，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放大与展开，揭示出历史事件当事人如何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在博弈中推动历史事件演变，因此，历史主体性作用彰显出来，随之历史实际过程的偶然性、不可预知性也浮现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必然性是如何贯彻下去的？我们常说，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实际上二者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出场：历史必然性是通过一个一个不断出场的历史事件贯彻下去，人的主观能动性则在每一个历史事件情节展开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从微观视角看，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的是历史事件的成败，但从中观视角看，一个历史事件的成败又决定整个历史必然性贯彻过程的顺畅性和长短性，进而决定宏观视角下历史必然性的贯彻方式。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以这种方式实现对话。
具体说来，在微观视角下，为了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接连发生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它们最终失败，从唯物史观角度看，不是历史注定的结果，也不是不可更改的命运之弦。“一次遭遇的结局是不能预测的和事先决定的，而是产生于遭遇本身，如同一次新的创造”[6]87。它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难以超越自身阶级局限性因而在关键时刻未能从实际出发作出正确的历史选择。虽然超越阶级局限性作出正确历史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并非像历史必然性那样不可移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在微观视角下，当一个历史事件像演电影一样徐徐展开故事情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无论多么短暂的每一刻，事件之线都像生出双枝的树干一样分着岔”[12]，因此，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当事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不是历史注定的；
否则，“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一命题就不成立了。正如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13]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来自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据中国实际作出正确的历史选择，并通过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与之相对，蒋介石虽然清楚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但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无法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真实有效地运用三大法宝，因而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不管是中国共产党最后取得胜利还是蒋介石最终遭到失败，都不是由历史必然性直接规定下的，而是通过彼此相互斗争、相互博弈决定的。正如毛泽东指出：“敌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质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属谁。但指挥战争的策略，尤其决定胜负之谁属。没有后者，单靠本质优良，胜利当然没有的。”[14]同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也不是历史注定的，而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苏东剧变证明改革存在巨大风险性，搞不好还会亡党亡国。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19。总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正是通过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顺利贯彻下来的。
只有在微观视角下，才能透视历史人物的决策与历史事件的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感悟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历史事件成败的影响性，才能体会到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不是由历史必然性注定下的命运之弦，不是“理性的狡计”，而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
基于唯物史观解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三个视角辩证统一：在宏观视角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一定要贯彻下去，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是历史剧中人”；
在中观视角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具体通过哪些历史事件贯彻下去是不确定的，没有现成答案，具有历史选择性；
在微观视角下，“人是历史剧作者”，历史事件当事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直接制约的是这个历史事件本身成败，但间接影响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在历史实际进程中的整个贯彻效果，“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5]。这就可以合理解释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什么强调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无论是置于整个中华文明史，还是置于中国近现代史，都是在遵循并积极贯彻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取得成功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偏离出社会正常发展状态后，客观上就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一定要贯彻下去的内在逻辑规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华文明要生存要发展，不管用什么主观形式表达出来，都必须把它贯彻下去，没有别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和人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只限于如何找到正确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面向未来我们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使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不会又一次陷入衰退状态之中？
历史周期率不是不可移易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像“矢量”那样在历史实际进程(恰似“路程”)中贯彻下去，它贯彻到底的决心不会因历史实际进程的顺畅程度与时间长短而改变，正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不会因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而停止贯彻下去一样。所以，历史必然性虽然需要通过发挥历史主体性作用才能贯彻下来，但不会直接制约历史主体性作用——我们不会在历史必然性事先规定好的逻辑框架下“假意”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历史周期率不一样，它是历史实际进程上直接表现出来的一种重复现象，与历史主体性作用休戚相关。跳出历史周期率不只是一种愿望，更是一种历史主动、一种实践自觉。“根据历史上诸文明命运的证据，我们必须与之战斗的女神，不是携带着致命武器的‘凶猛的必然性’，而是‘或然性’，人类的勇气配上适当的武器，有可能在某一天把它羞辱地逐出战场”[6]134。
洞察中华文明史，揭示历史周期率的成因：一个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阶级虽然能够做到良政善治，却做不到一以贯之、经久不衰，往往在鼎盛时期逐渐陷入体制僵化、积弊日久的困境中，使得历史周期率成为可能性；
而在衰落时期，虽然可以实现改革中兴，但做不到通过改革祛疴治乱、走出困境，使得历史周期率成为现实性。这说明，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对执政党来说，若主动追求历史进步，则既需要关注良政善治，更需要关注良政善治的持续性；
若克服历史进步阻力，则既需要关注祛疴治乱，更需要关注祛疴治乱的彻底性。这两点辩证统一，只有把良政善治的持续性与祛疴治乱的彻底性统一在长期执政的实践中，才能避免重复出现历史周期率。
我们党从实践出发，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坚持人民监督与党的自我革命，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具有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基本功能，而且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在推动执政党良政善治可持续性上、自我革命在剔除执政党自身顽瘴痼疾彻底性上都有自己的功能优势[16]。
人民监督是广大人民群众及其代表为了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而对执政党建设与执政党执政实施的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民主监督，它不是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只有执政党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时才会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行使监督职能，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在处理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上，人民监督始终站在正义立场上；
在面对社会发展问题上，人民监督始终站在发展的立场上，因此，正义性与进步性是人民监督本质规定。这说明，长期坚持人民监督，就可以从中源源不断获得促之进步、催之进取、永葆历史主动的动力，从而避免“倚在自己的桨叶上歇息”，有利于实现良政善治可持续性。
从历史经验上可知，通过改革祛疴治乱的最大障碍来自执政党内部僵化保守思想、腐化变质分子。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动用国家权力充当盾牌，这与同样运用国家权力祛疴治乱的治理行为构成了矛与盾关系，不把盾戳破，就把矛折断。而清理执政党内部僵化保守思想、腐化变质分子最有效办法就是自我革命，即执政党通过积极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辩证方式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进步。自我革命虽有革命的彻底性，但没有革命的社会冲击力，是剔除执政党自身顽瘴痼疾的最锐利武器，是祛疴治乱、克服发展困境的最得力抓手。只有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执政党才会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才能通过改革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为实现良政善治可持续性创造有利条件。
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二者的功能优势，而且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通过实行党的自我革命，有利于提高人民监督的实效性；
通过长期坚持人民监督，为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动力支持。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中国人民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又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这既能做到长期自觉地坚持人民监督，又能做到把自我革命贯彻到底，且把二者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赢得历史自信。
面向未来，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不仅能够更加自觉地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而且能够以历史主动精神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的历史进程，积极维护繁荣发展局面，寻求新的更高理想目标。
猜你喜欢周期率中华民族历史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当代陕西(2022年7期)2022-04-26中华民族的独立之路小学生学习指导(中年级)(2021年9期)2021-09-27聚焦中华民族之瑰宝“非遗”北广人物(2020年51期)2021-01-10民主，方能打破“历史周期率”——毛泽东与“窑洞对”当代陕西(2020年15期)2021-01-07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当代陕西(2019年21期)2019-12-09From Xia People to Han People and to Chinese Nation— A Study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2019年3期)2019-03-18新历史全体育(2016年4期)2016-11-02历史上的6月科普童话·百科探秘(2015年6期)2015-10-13历史上的八个月科普童话·百科探秘(2015年8期)2015-08-14历史上的4月科普童话·百科探秘(2015年4期)2015-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