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亚民
考察整个经学史，恐怕没有哪一种经学像易学这样呈现出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之间的巨大张力。思想诠释是经学家们依据经义阐释、发挥、创造出新的思想、观念、理论，随着历史的推进，新的思想、观念、理论又不断产生、叠加、交融。思想诠释指向“未来”，是一种“向前”的生发趋向，多是哲学的、逻辑的。文献实证则是以经典文本本身为研究对象，以还原经文本义为根本宗旨，向原始经义自身的回归，以“求真”为目的，是历史的、实证的。二者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研究范式以及学术功效。虽然经义是二者的联结点，但不同的是，经义是思想诠释的起点，却是文献实证的终点。基于此，二者之间自然具有很强的张力。正如刘笑敢先生所言：
既然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那么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义”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紧张。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诠释一定不可能是客观的、可靠的，甚至大有歪曲的嫌疑。
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哲学家的诠释显然是不可靠的，他们似乎是借诠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未必忠于原有经典。[1]52-53
具体到易学,《周易》古经的符号系统，即六十四卦卦象，本身具有的抽象符号属性使其具备诠释的开放性；
而文字系统，即卦爻辞，作为占卜语言本身具有的古奥、晦涩、多义，更是向诠释者敞开。而古人又以“易”为天道，易学的形上性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可诠释性。但也正是《周易》古经本身的晦涩、模糊，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诸多歧解、争议，也成为文献实证着力的对象，实证者们本着“到底在说什么”的目的，试图拨开诠释者们“制造”的重重迷雾去探究经文原义，与诸多诠释观点产生了巨大张力。
在此以《周易》中较为典型的坎卦为例，揭示这一现象。
易学诠释史中《易传》的诠释具有基源意义，它奠定了后世诠释的基本方向和旨趣。
《易传》诠释出的坎卦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类①：
其一，陷。《说卦传》：“坎，陷也。”《序卦传》：“坎者，陷也。”
其二，险。《彖传》：“‘习坎’，重险也。”
其三，水。《大象传》释坎：“水洊至。”《说卦传》：“坎者，水也。”又：“坎为水。”
其四，劳。《说卦传》云：“劳乎坎。”又云：“坎者……劳卦也。”
其五，北方(冬季)。《说卦传》：“坎者……正北方之卦也。”
《易传》诠释出以上诸多意义的内在根据是什么，我们后文再谈。由于《易传》的权威性，后世易学家的诠释皆以《易传》为基础，踵事增华。
以上也可以看到，不同《易传》可能持同一种意义，而不同意义也可能出现在同一种《易传》中。不同意义之间的关联在《易传》中并未涉及或并不显豁，而开显出不同意义间的关联是后世易学家诠释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如陷、险、水的关系，王弼、孔颖达谓坎为“险陷之名”[2]152，《周易程氏传》更云：“陷则为险……陷，水之体也。”[3]《周易折中》引邵雍：“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4]660即是将水、险、陷三者间的关联予以诠释性的揭示。再如“水”和“劳”的关系，郑玄云，“水性劳而不倦”[4]656，则是诠释出“水”与“劳”之间的意义关联。而孔颖达《周易正义》则道：“受纳万物勤劳，则在乎坎。”[2]385在孔氏看来，“坎——劳”的关联并不在于“水”，而是与《说卦传》所说的坎所对应的方位、时令相关，是“万物之所归”，“受纳万物”自然有“勤劳”之义。
这种将《易传》不同意义加以勾连式的诠释还只是一种“弥合”工作，创造性有限，后世易学家最具创造性价值的诠释还是在《易传》基础上进行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如东汉易学家荀爽将“以劳释坎”的思想运用于自己的象数易学体系构建中，如其解谦卦九三爻辞“劳谦，君子有终，吉”云：“体坎为劳，终下二阴，‘君子有终’，故吉也。”[5]认为谦卦卦象，六二、九三、六四爻三爻互体为坎，坎为劳之卦，又处六五、上六二阴爻之下，所以爻辞称“劳谦”而得吉，等等。
此类体系构建型的诠释最具代表性的还属易学家对《说卦传》“坎——北方”思想的阐发、创造。
《说卦传》云：“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这句话原本属于《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此章将八卦与四时、八方结合起来，赋予了八卦以时空的意义[6]，这是对八卦所做的极富创造性的诠释，影响深远，后世不少易学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自己的易学思想体系。就汉代易学而言，孟喜即以此为理论基础，创立了所谓的“卦气说”，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配二十四节气，由于坎卦方位对应北方，时令对应冬季，故以冬至配坎卦初爻。后来京房又将五行系统纳入其中，为卦、爻赋予五行属性，坎卦五行属水，六爻也根据所配地支被赋予五行属性。《易纬·乾凿度》更将《说卦传》“八卦—时空”体系阐发为八卦卦气说，“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7]32；
并将“四正卦”说与古代明堂思想相结合，提出九宫说，郑玄注云“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7]32，成为宋代图书学派的思想渊源之一；
又将五常与八卦配套，“坎北方之卦也……信之类也，故北方为信”[7]32。
这仅仅是我们聚焦于坎卦，从庞大驳杂的易学诠释史中“节选”、概括出的一小段诠释链，但也足以窥见易学诠释丰繁复杂之一斑。
可见，诠释者完全不会去追究坎卦在原经文语境中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而仅仅是在前人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引申、发挥，乃至将其与《周易》之外的其他的思想、观念、理论相结合，从而创造出新的思想、理论。“本义是什么”，在思想诠释这里是缺席的。
如果我们把《周易》，尤其是古经部分，看作是历史文献，抱着实证的态度去考察它，就会得出与上文诠释大相径庭的结果。
前文已经看到，坎卦的诠释有一个围绕的核心，即卦名“坎”②，那我们就从卦名着手探究。关于卦名的来源，高亨先生提出：
古人著书，率不名篇，篇名大都为后人所追题，如《书》与《诗》皆是也。《周易》之卦名，犹《书》、《诗》之篇名，疑筮辞在先，卦名在后，其初仅有六十四卦形以为别，而无六十四卦名以为称。依筮辞而题卦名，亦后人之所为也。[8]
近些年随着《易》类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整理、研究，其中的“同卦异名”现象进一步证明了高亨先生“依筮辞而题卦名”观点的正确性[9]。
据此可知，坎卦卦名取自卦爻辞中常见字“坎”，或有人取初六爻辞中“习坎”为卦名，亦见于典籍。从来源和最初的作用来讲，作为卦名，“坎”或“习坎”仅仅是一个区别于其他六十三卦的符号而已，本身并不具备特殊内涵和意义。
那么《易传》所诠释出的诸多意涵从何而来？
先来看“陷”义。“坎”字本义为坑、穴，《说文》：“坎，陷也。”可知《易传》的这一诠释实际上是对“坎”字所作的语词训诂。而“险”义亦是由“坎陷”引申而来，路有坎陷即为险阻。“水”义仍与“坎陷”有关，坎本为坎坑，坎坑多积水，典籍中不乏“坎井”之说。《庄子·秋水》：“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埳井”即“坎井”。《荀子·正论》又云：“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即“坎为水”的诠释根据所在。
由此，从文献实证的角度来考察，《易传》所诠释出以上三种意义，无非是源自语词训诂和语义引申。如果考察坎卦卦爻辞原文，会发现后世习以为常的“坎为水”在卦爻辞中并未得到体现，爻辞中的“坎”多为“坎坑”义，唯“来之坎坎”之“坎坎”疑作形容词，作状语，修饰、描摹“来”之情状。总的来看，卦爻辞中无一“坎”字具备“水”的含义，以坎为水属于后起的一种“赋值”，甚至我们还看到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后简称《清华简(四)》)中将坎与火相关联的情形[10]112。
再来看“坎——劳”以及与“北方、冬季”配套的问题。
《说卦传》首言“劳乎坎”，后文又以“八卦—时空”体系释之，至坎，为北方，为冬季，是一岁之终，万物历尽四时，故至坎为“劳”。孔颖达“受纳万物勤劳”倒也符合《说卦传》文义。但是，从文献实证的角度考察“坎——劳”问题，则会是另一番情形。
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献问题，对照《周易》类相关出土文献，我们会发现一些文献坎卦的卦名直接就写作“劳”，如表1所示：
表1 文献中坎卦的卦名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或有学者从字形入手，提出有一个与“坎”音近通假的字——“褮”，该字又与“劳”形近而讹，导致坎卦又作劳卦[11]。王志平先生就坎、劳二字的声、韵作了详细考察，认为：“‘劳’字也有见系一读……至于韵母，是宵谈对转的关系。”[12]笔者同意后一说，坎卦作劳卦只是因为“坎”“劳”二字由于字音相近而通假而已，“坎”和“劳”在字义上并无关联，与卦象也没有关系。类似的，今本《周易》的“革”卦在马王堆帛书中作“勒”，也当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说卦传》“劳乎坎”也只是一种“声训”而已。至于将其与北方、冬季相配套，只是《说卦传》为解释“帝出乎震……成言乎艮”这一八卦序列而将“东南西北—春夏秋冬”这一时空框架与之生硬地一一对应起来而已，“北方、冬季”与坎卦、与“劳”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只能将其看作一种创造性的诠释。
可见，本着历史实证的态度，《易传》所作的具有权威性、基源性的创造性诠释都被文献实证这一“利器”一一击碎，而《易传》之后，以之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诸多不失宏大且精巧的易学哲学理论体系，由于源头的可疑，似乎更经不起文献实证的反思和追问。
为何易学中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之间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究其原因何在？
我们应该看到，从《易传》开始一直到后来诸多易学家的种种诠释，他们的根本旨趣并不在于探究《周易》经文本身的“真实”意蕴是什么，而是以此为基础加以阐发，论述自己的观点、思想，乃至借助、引入“他者”思想来构建理论，颇有“六经注我”的风格。“我”的思想、观念、理论的生发、呈现、展开才是诠释的真正旨趣所在，而经典本身只是作为“我”的诠释基础甚至工具。此正是冯友兰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著《中国哲学史》屡次提及的“旧瓶装新酒”问题：
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13]
可见，经典本身在思想诠释中很多时候只是作为工具性的“旧瓶”存在。
虽然思想诠释以阐发思想、构建理论为基本旨趣，并不着意于经文的“本义”，但通过观念的演绎，创造出新的思想，这是思想诠释的优长和价值所在。诠释者所做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诠释也成为经学演进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形式。“没有对经典的哲学诠释活动，几乎就没有中国哲学的演进和发展。”[1]43
文献实证则是以探求经文“本义”为根本目的，追求客观“真相”，多以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基本研究方法。历史上诸多的诠释成果可能不但不能为探求经文“本义”提供帮助，有时候反而会对“本义”造成遮蔽，给实证者造成诸多干扰和阻碍。这一点在易学中尤为突出。如高亨先生名著《周易大传今注》采用“经传分观”立场，以经还经、以传还传，明察经、传之同异，即是为了廓清《易传》的诠释给《周易》古经笼罩的浓厚迷雾。而文献实证的优长和贡献在于实事求是，可得到相对可靠的知识，让读者了解、认识经典的本来面貌、最初本义，还经典以历史真相。《周易》古经本身的古奥、复杂、晦涩、多义，也决定了以澄清文意为直接功效的文献实证成为易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途径。
整体考察古代经学史，诠释传统是经学的主流，而文献实证的研究至少在易学史上微乎其微，至清代高邮二王的易学才较为明显地呈现出文献实证的特点，但严格来说尚未突破传统的经学模式。
易学中的文献实证研究正式兴起于现代，以古史辨派史学家顾颉刚、李镜池，唯物史观派的郭沫若，以及高亨、闻一多等人为代表，他们不再把《周易》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神圣经典，不再认可《易传》为孔子所作，而是视《周易》为历史文献，以“求真”的实证精神，通过考察时代背景，辩证文献、史料，考订字词、文句，力求还原《周易》历史原貌。文献实证类的易学研究至此崛起。
可见，易学中的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间的对立也是一种“古今之争”，是随着古代历史进程的结束，传统经学的瓦解，新思潮尤其是历史实证主义的兴起，而形成的新旧学术之间的巨大张力。这种“古今之争”中还隐含着“中西之争”。唯物史观、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即是借自西方，对传统的经学诠释造成巨大冲击。进入当代，文献实证类的易学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精神、实证主义的深入人心，出土文献的研究热潮，对“二重证据法”的热衷，进一步促进了文献实证类易学的繁荣。
以上也说明，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的张力也是学术史自身演进、发展的一种折射。
呈现、揭示这一张力，对于当下的易学研究不无启示。
古代易学家对《周易》经传的创造性诠释可以看作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行为，古人也不会站在实证的立场批评孟喜、京房、王弼、孔颖达等对坎卦的解说背离了《周易》古经的本义，相反可能会称赞他们解读精妙，深得《易》旨。但是到了现当代，经学瓦解之后，对经学诠释产生了自觉的认识，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几乎没有学者试图通过注经、解经来创造、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思想理论的创造和对古代经典文本的注释、说解有了明显的“分家”。注经、解经式的思想诠释退场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对古代易学思想诠释的研究，如“《易传》解经思想研究”“王弼易学思想研究”等，这类研究严格来说属于哲学“史”的研究，也是目前易学哲学研究的主流。既是哲学“史”的研究，对思想的发生、来源以及发展、演变、基本特征、理论旨趣等加以梳理、解读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但从思想诠释的角度而言，在对古代思想有清晰、客观的认识基础上，自觉地予以反思、批判、阐发、创新，更应该是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里涉及哲学与哲学史的内在关系，也涉及诠释学理论对哲学史研究的支撑意义，兹不展开。
就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在清醒地认识到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的张力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进行易学研究，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当下的易学研究，尤其是易学哲学的研究，更需要一种“自觉”的思想创新——“自觉”是我们揭示易学中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之间巨大张力之后得到的最大启示。
相比古代易学“非自觉”的思想阐发、观念演绎，当代的“自觉诠释”更应该建立在文献实证的基础上，积极借鉴文献实证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积极吸收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历史的视角、实证的精神，深入了解易学历史文献的本来意义，考镜源流，探赜索隐，考察其“本来面目”，探究其思想意义的来源和生发过程。“自觉诠释”还体现在，对文献实证的理解不是仅仅局限于文辞字句、文本文献，停留在技术性的研究方法层面，更应上升至方法论，以实证的精神对其思想观念的发生、来源以及发展、演变，诠释的内在理路、旨趣加以全面、透彻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反思、批判、阐发、创新，以期实现对古代易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之，对古奥繁赜的易学文献的客观、清晰、透彻地理解和把握，对以往易学思想诠释的深入分析、检讨，是实现“自觉地诠释”，开显出新的思想理论的前提。
《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古代易学诠释出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从现代的眼光看，长于发挥创造，但缺少正本清源的支撑和反思，导致严重缺乏“自觉”色彩。现代易学文献实证的研究，以“求真”为根本旨趣，还原了很多“历史的真实”，但思想创新方面乏善可陈。当下的易学研究，应该总结和吸收二者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使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相资为用，相得益彰。
注释
①严格来说，《易传》对坎卦的诠释有两个方向，即作为符号系统的卦象和作为文字系统的卦名。由于卦象的诠释属于易学特有的象数模式，在此不具代表性，暂不做讨论。②严格来说，坎卦还有一个名称“习坎”，如《彖传》《象传》《易纬·稽览图》等皆称“习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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