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鹏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十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十分关注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中的重要作用。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以来，文化治理真正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治理既是治理在文化建设中的运用，实现包含党、政府、市场、社会、人民在内的多元文化主体的共治，同时又是把文化作为治理对象，在共治中规范文化领域、整治各种问题与乱象，实现文化领域和人民精神风貌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多元主体的文化治理格局中起着领导者的作用，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解决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1。“全面”一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注重各方面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其中必然包含着文化的发展和文化治理的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3]总结和提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治理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文化治理的路径进行展望，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文化治理，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领导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同时也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精髓，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治理的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受所处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先进程度、人的思维发展高度等因素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探讨和阐发文化治理理论，但他们的思想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新时代文化治理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对于文化的理解的共性之处在于，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与政治、经济相对的领域，认为文化是在人类物质活动中产生的，具体包括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宗教、哲学、科学、文艺作品等，从静态上看它是人类在实践中形成的意识活动的产品。因此，文化在其生产过程中必定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4]524列宁指出，“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5]。作为精神产物的文化，总是对一定社会现实的能动反映，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是直观、僵硬地反映社会存在，文化还具有超越社会存在水平的特点，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与推进文化治理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使文化的发展、文化治理的要求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适应，要以符合我国社会现实、人民精神需求、社会发展方向为标准进行文化治理。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会受到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在这其中社会意识会或快或慢地影响社会存在。文化的具体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形式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有共同之处。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对“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6],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及其理论、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等。列宁认为：“我们要向农民这些最不开展的群众指出，要使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7]文化对经济的发展、工业的进步、生活需要的满足等社会的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关系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治理工作不仅要关注文化领域的规范与转变，同时也要求以文化治理推动国家全局的发展，要求在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人民文化水平、精神层次的提升，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的使命之一。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民群众作为文化活动的主体。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人是文化产生的主体。人类具有自我意识，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着人类社会的景象，创造着社会历史。文化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志。“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163人在这种创造中能动地形成了包括价值规范、艺术、意识形态等在内的文化。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意识觉醒时，强调文化具有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作用：“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
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4]473同时，文化产生于人，又具备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使命。马克思曾说过：“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4]17-18列宁也有关于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主体的论述，他强调文化的创作与传播都要以人民为中心，使无产阶级能够充分地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并将此作为人民的一项权利。列宁曾说：“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8]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治理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同时关切人民文化权利的保障，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层次。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治理的理论核心
领导权问题是中国文化治理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治理的理论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治理的领导者，承担着领导和协调政府、市场、社会、人民等主体的责任，肩负着引领文化治理发展方向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文化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这一思想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化治理理论中得以继承与发展。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9]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有了全面、扎实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十分注重以无产阶级文化来提升中国共产党队伍的党性修养，同时也把无产阶级文化融入党的文化工作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群众，以此提高国家思想文化的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鼓励不同类型的文化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各类文化仍然要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这体现出我们党能够正确处理文化领导权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走过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解放思想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人的思想观念既有可能受到错误倾向的影响，也会面临新的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冲击；
在解放思想、推陈出新的同时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增强和保证全国人民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团结一致的凝聚力，要加强党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引领。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0]365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11]。这一方面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以保证对中国文化的引领，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胡锦涛在继承发展党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强调“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用于文化改革发展各个领域”[12]，突出了党的理论在文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习近平指出：“任何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都必须抓好舆论工作。”[13]38“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3]34领导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治理的核心与重中之重，决定着中国文化治理的发展方向和成效。
(三)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治理的理论构建进路
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治理的理论正式形成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命题之后，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变革、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总结而成的，蕴含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中。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体现着文化治理的基本理念。毛泽东在文化改造方面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针对人们思想上的封建残余，提出要重视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把教育作为人民应该享有的一项文化权利，并以此逐步消除旧思想、旧文化对社会和人民的消极影响，逐步实现人民精神文化方面的转变。另外，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与鼓励不同风格的文艺和不同派别的文化主体自由发展。这一方针为新时代多元文化主体共治的理念提供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变革推动了文化领域的变化。思想的解放、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文化产品不再由国家统一供给，政府开始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
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开始兴起，市场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主体；
经济的开放也带来了外来的思想文化，政府的开放意识、人们的主体意识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西方先进的文化管理理念、治理理论、市场理论受到了关注。与此同时，针对改革开放中人们思想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文化在国家全局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0]367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14]。进入新世纪，人民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与关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5]，由政府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要，强调人民是文化活动的主体和公共文化产品的享有者，突出人民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可见，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不断地与时俱进，文化工作的理念也从封闭走向开放，各类的文化主体相继走上文化建设的舞台。但从共性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文化工作仍处于文化管理的阶段，党和政府对文化的管理更多呈现出从上到下，从公权力到市场、社会、人民的单向理念，市场、社会、人民等文化主体的作用与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党中央指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提升文化治理效能”[16]，这是党和国家的文件中首次提及“文化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党中央并未系统地阐述“文化治理”，但从党的文化建设的理论政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可以看出，党的文化工作思路开始转向文化治理，超越了以往的“文化管理”理念与模式，在总结以往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文化治理的理论。一是多元文化主体共治的理念。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对文化治理的领导力；
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肯定文化市场在文化发展、文化治理中的支撑作用；
突出社会力量在文化治理中的灵活作用；
坚持人民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注重发挥核心价值观持久深沉的力量，旨在通过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社会共识，提高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合力，同时整治社会上的错误思潮，引导人民的思想理念往正确方向发展。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思想。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保证人民切实享有文化发展成果，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四是以坚定中华文化立场为文化治理的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7]。促进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相适应，是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是中国文化治理的思想依托，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抵御文化渗透、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精神根基。五是把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全局中的重要一环。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18]。党中央既把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全局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又重视文化治理在提高人民思想文化高度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强调文化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强大推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的新定位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文化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党和国家的文化工作作出了新判断，全面展开文化治理的新实践，探索了一系列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治理格局
多元主体共治是文化治理的应有之意。从世界各国文化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共性上看，文化治理的主体包含了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强调各主体通力合作以促进文化的发展。从其特殊性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治理更加凸显市场的力量，而新时代中国文化治理，要走符合中国实际、彰显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文化治理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中国文化治理的主体，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元主体的文化治理格局。
从主体结构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加强对文化治理主体的领导，并与各主体共同发挥能动作用，协同推进文化治理。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体现为引领和指导各主体的行为，整治各主体文化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要求提高党政职能部门的政治意识与责任意识，提高文化治理的运行效率和成效。对于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意见》指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国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工作”[19]，要提高党对文化市场的引领与规范效能。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文化治理原则，“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13]26，引导社会力量与人民参与文化治理全过程。第二，政府成为文化治理的主要执行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府的一部分文化管理职权开始整合与下放，主要负责落实文化治理的相关政策，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管与整治，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等。同时党政分工不分家，政府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提高政治意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执行的运行机制。第三，市场在文化建设、文化治理中起着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确立，文化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近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指导下，电影业、网络直播、动漫游戏等不断发展壮大，带动经济发展，丰富着人民的文化生活，由市场的自发性导致的各种文化发展乱象也得到了整治。第四，社会力量是中国文化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力量包括了文化行业组织、志愿服务团体等，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特点，在文化治理中起着规范与带动文化行业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社会力量在文化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承接政府下放的部分职权与责任，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之一。第五，人民的主体作用日益凸显，人民的首创精神得到进一步激发。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到文化治理的实践中，网络平台涌现了一大批由普通网民创作的弘扬主旋律、激励人民奋发图强的文化作品，人们对社会、网络、出版物上存在的不良文化敢于监督与检举，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从思想层面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2]5，各种错误思潮干扰人们的思想与视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彰显不充分，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治理格局的构建，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是文化治理的主要对象。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对于文化治理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当代中国得到充分检验，提高了全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度与认同感。201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联合发起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程，为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中的引领作用提供了学理支撑和人才基础。其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凝练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融入文化建设、文化治理全过程，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文化治理的载体，也是凝聚文化治理各主体的价值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立场，成为各主体共同推进文化治理的价值规范。最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这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榜样力量，推进党史学习，从中挖掘出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增强人民斗争力量的精神宝藏；
影视行业也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影视作品，如《战狼2》《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等。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国文化治理的重点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若干政策和意见来指导文化体制改革，着重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市场两大方面进行改革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推进了文化治理的实践。
一方面，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首先，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体结构，转变服务理念。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项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事业，更多地被理解为由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性文化活动、文化产品的行为，被看作是一项“文化福利”，公民在其中是被动型的享有者。这种理解下，公共文化服务“往往缺失民众必要的民主参与，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相脱节”[2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鼓励社会力量和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3]188，人民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向政府表达自身的文化诉求，由此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合理性。其次，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提高公共文化产品的实际效用。2014年，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农家书屋，为何留不住人？》，指出农家书屋在实际运作中存在无人问津、流于形式的状况，这说明部分乡村地区存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效果不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党和国家提出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系，在落实体育器材、文化室、乡村图书馆、剧院等配套设施的同时，着力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最后，加大财政力度，统筹多方力量，加大对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的投入与建设。“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15个、文化馆3316个、文化站4.02万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7.54万个”，“91%的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21]，增加了人民享有公共文化产品的渠道与机会，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
另一方面，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种类也日益繁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市场出现了以利润为目标、以流量为导向、以粗俗为卖点的不良现象，文化市场主体责任意识不强，不利于文化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文化市场、文化产业“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13]185，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鼓励各类文化企业自由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影视作品的审核，取缔有错误政治倾向的书籍，构建既有活力又有社会责任的文化市场。另外，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调整与完善文化产业、文化企业的结构，提高文化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合理性，推进文化市场治理。2018年，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出台了《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这一规定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现代文化市场、完善与推进文化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部分出版社、文艺团体等事业单位及新闻传媒的经营性部门完成了转制，进入文化市场竞争与运营。同时，转制后的文化企业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22]。
(三)加强网络文化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3]42网络文化治理关系着文化治理的成效，也关系着党和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网络文化治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网络文化治理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高度，将网络视为塑造人民精神的主要场域。
加强网络文化治理，首先要加强网络思想文化工作，培育健康网络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聚焦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与问题，充分认识到网络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深刻剖析网络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比如：敌对势力入侵我国网络空间，宣扬反社会主义思想；
面对舆论热点，少数所谓网络大V的煸动蛊惑引发网民负面情绪；
各类社会思潮在网络上盛行，良莠难辨；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13]29，等等。这些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挑战。在网络文化空间中党中央坚决加强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宣传，培育以主流价值为导向的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整治网上不良舆论，严厉打击反对党的领导地位、宣扬极端宗教主义的错误言论；
着力提高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创新了主流媒体的宣传方式，比如中央电视台在网络平台上开设“央视新闻”公众号，该公众号除了常规的新闻播报外，还会记录主持人走进民生实事的工作足迹，通过这些方式弘扬主流价值、增强主流媒体的吸引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网络社会思潮，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抨击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自由主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在坚持党的领导与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鼓励各类文化主体自由创作，坚持一元领导与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新时代，各类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短视频、在线文学阅读软件等平台不断兴起壮大，在不违背社会主义立场的前提下，网民可以在这些平台上自由创作，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化，其中一些游戏、动漫中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对树立中华文化的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起着促进作用。
其次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优化网络文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2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理念，多方面提高国家网络综合治理能力。第一，加强相关职能部门的建设与联系，理清各部门的职责，提升网络治理效能。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调整为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24]。机构的改革有利于各部门更有效地履行网络治理的职责，促进党政的紧密联系与协同并进。第二，充分发展和运用网络监管技术。近年来，我国在网络舆情监控、网络平台监测、不良信息拦截等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在监管技术不断改进的条件下，中央网信办也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在整治之下，各大网络社交平台增强了信息的透明度与安全性，上线了公开用户IP地址属地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境外势力的渗透，约束了网民的行为；
对色情、暴力、反社会主义等不良信息以及网络暴力行为能够实施更为精准及时的监测和拦截。第三，构建多主体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在网络综合治理中，除了党政部门发挥主导作用以外，网络平台也在不断提高责任意识和技术水平，对平台下的用户、商品、作品等进行有效管理；
网民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也在提高，发挥主人翁意识，积极反映自身的文化愿望，为网络文化建设出谋划策，同时也主动成为网络空间的监督者，助力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环境的形成。第四，党领导互联网领域的立法工作，指导颁布或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加强网络文化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1，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九项本质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国文化治理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文化治理，既要继承党的十八大以来所积累的经验，也要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指导，推进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
(一)治理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逐渐走向强大，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文化治理事业的核心要求，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文化治理的特色所在，也是中国文化治理朝着正确方向持续稳步推进的保证。坚持党对文化治理的领导，首先，要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塑造先进的党内精神文化以引领文化治理工作。要在加强党史学习教育中挖掘我们党的精神资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建设崇尚廉洁奉公、一心为民、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团结统一的党内政治文化，提高党员队伍纯洁性和先进性，使党在复杂的文化治理工作中保持定力和战斗力。其次，要发挥党在多元主体的文化治理格局中的领导作用，提高党对各主体的领导力。党要加强与政府的紧密联系，指导政府职能部门的文化治理工作，把握政府工作的大局与方向；
要完善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方式，在鼓励文化市场自由发展的同时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监管市场动向，规范文化市场主体的行为；
要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文化治理中，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渠道；
要规范人民的文化行为，同时领导人民推进文化治理工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的价值观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再次，要提高党的文化治理工作能力。坚持与时俱进的工作理念，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强化党员队伍的理论水平，以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提高文化治理的科学性、时效性和有效性。最后，中国共产党要做好顶层设计，在文化治理中明确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方向，以此引领和规范各类行为主体的文化活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文化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坚持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着眼于中华文化的赓续发展，以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人民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为发展方向和目标。
(二)指导路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37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障人民有效地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即要求所涵盖的人民要“全”，参与的途径要“全”，参与的领域也要“全”。文化治理本身就是一项以民主为基础的活动，在文化治理的事业中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指导，能够更大程度地保证文化治理的持续推进，保证各主体能够真正地参与到文化建设中，保证各主体的文化需求与愿望能够得以表达与实现。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融入文化治理的实践中，一方面，要推动构建配套的制度体系，巩固民主基础。当前我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以及多项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民主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的改革发展时也充分发扬民主，与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建国家，这些都是我国已培育的民主土壤和基础。不过在文化治理这一具体的领域内，存在着社会力量作用不突出、人民参与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需要巩固民主根基，推动文化治理的制度建设，为社会力量提供政策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企事业单位运作等方面拓宽多主体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引导各主体参与到文化治理中，引导各主体提高积极性和责任意识，在文化治理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政府要继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文化建设领域简政放权，履行必要的监管、整治、审批职能，行政思路继续由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文化市场要起到激发文化建设活力、满足人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的作用；
文化企业在自由发展时要摒弃单纯以资本、流量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为社会提供积极健康的文化产品。中国共产党要引导社会力量在新征程上有更大的作为，壮大社会文化团体，使社会力量成为连接党与人民的有效中介。中国共产党要引导人民在文化治理中有效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中，表达自身精神文化需求，监督各文化治理主体的活动。
(三)治理宗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中国文化治理在形式和方式上是多元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共同参与，在目标上是实现文化领域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在宗旨与归宿上则是在于人，即实现人民精神风貌的转变，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这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在新征程的文化治理上，中国共产党要致力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让积极健康的文化发展成果惠及人民。要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缩小城乡、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文化政策、财政投入、文化设施、文化理念上的差距；
要充分挖掘文化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促使人们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增强文化自信；
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鼓舞人民，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另一方面，人民创造文化的过程也是享用文化的过程，因此，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必然要求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人民在文化创作上具有巨大的能量，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象离不开人民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要营造良好的环境鼓励人民进行文化创作，多方面促进人民创新思维的发展，推动科技、新兴文化的进步。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文化环境会越来越开放、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复杂，其中必然会出现外来思想渗透更加严重、不良文化更加多样、错误社会思潮抬头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文化治理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