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了党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学界已经围绕共同富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为推动“新发展社会学”奠定了扎实的学脉基础。讨论共同富裕绝不能仅仅限于分配领域，而是要把“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这也是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连接点。正如中央文件里多次强调的那样，共同富裕不仅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而且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持续做大蛋糕，而且要做“优”、做“好”蛋糕。过去十年来的实践正在为形成“新发展社会学”注入新的动力，尤其是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开启了“现代化新征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社会学研究者正在努力拓展研究范围、形成新的理论命题，不仅开展了诸多事后解释性研究，而且也在向未来性的预测研究进军。但“共同富裕”并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同义反复。处理好“分配”问题对实现共同富裕同样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就明确了这三种分配之间各有功能、互为补充的关系。社会学在研究“分配”问题上同样是行家里手，甚至积淀更为深厚。
共同富裕在实现路径上包括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分享蛋糕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都涉及社会学的很多经典议题，在一篇文章中难以面面俱到。本文将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在财富创造方面打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在初次和再次分配环节规范各阶层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在第三次分配环节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在过去几年里，大量农民因脱贫攻坚实现了收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快于城镇居民；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商品化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这是在中国特色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交织互动模式驱动下，贫困人口把握发展机会、走出贫困的独特发展叙事。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共富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资本下乡”带来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是对政府项目制的一个重要补充。过去十年来，大量工商资本下乡，为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资本下乡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是“产业悬浮”。企业无法与乡村产生互动，乡村成了一块“飞地”。其次是“无序竞争”。有些企业每开发一个产品，就要打造一个“品牌”，重自我包装、轻公共合作，结果“低小散”普遍存在。“资本下乡”中的问题也并不都是企业造成的。结对依赖、资金紧箍、产业悬浮、无序竞争、治理短板等客观存在的问题，有的在脱贫攻坚阶段还不严重，但到了乡村振兴阶段，就有可能从“扶贫中的小烦恼”变成“振兴中的大梗阻”。产业规模化对产业扎根、大企业与小企业合作、本地资本与外来资本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有机嵌入”的概念，主张外来资本在乡村市场体系中嵌入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企业通过市场分工嵌入乡村社会基础。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跳出村庄思维，从“县域”层次来思考如何进一步做大蛋糕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正如王春光所说，在社会学研究中，县域社会是缺席的，我们应当开展更多以县域为田野单位的研究。在中国，从治理的角度来说，县的建制是最为稳定的空间和行政层级，是要素齐全的治理场域。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县域社会共同体发挥着衔接基层社会与整体社会的功能。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县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关键支撑、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共同富裕的硬骨头。《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作为示范地区重点发展，防止人口流失县城盲目建设。这有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分化效应。针对这一问题，锻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是我们开的一个“药方”。它指的是充分依托县域的优势资源，延长既有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县域内形成参与度广、带动能力强、城乡融合、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模式，把产业价值留在县域内，带动更多群众共同富裕。锻造这条“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有几个关键。比如，大力培育和扶持本乡本土型企业，推动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的“有机嵌入”；
建立健全企业、政府和乡村社会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建立一个共同参与、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
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内生动力；
等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处理好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某种程度上需要回答如何处理国家—市场关系问题。从收入分配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说，社会学界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是社会分层与流动。在近十年里，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越来越多地走出了市场转型视角所塑造的理论框架，关注焦点紧紧追随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社会学家们在诸如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社会流动的后果等一些关键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
然而，社会分层研究也在许多议题上留下了纷争，其中最要紧的问题并不在经验层面。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依然受限于一些理论上的瓶颈，从而在国家—市场关系问题上常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虽然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阶层结构分化和市场化导致原有的以“单位—公社”体制为核心的组织化体系解体，但体制的力量并没有在社会结构形塑中消失；
相反，单位制、户口等国家制度在分层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恰恰是体制内外差异和不同所有制下的行业差距，正是形塑社会结构最为重要的轴线之一。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幅由不同阶层、性别和部门群体的集体行动者所构成的“利益群体博弈”的社会结构总图景；
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行动者之间和内部的争斗与妥协是形塑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关键因素，而他们则主要通过影响政策来发挥作用。因此，社会分层研究缺乏在诸如固化、内卷、躺平、“困在系统中”等社会热点问题上的声音。“转型期生存焦虑”在一些人群中扩散，网络群体的社会心态极端化表现突出。
这种焦虑感在财富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财富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新热土，尤其是住房不平等的研究成果丰硕。社会学研究者们最大的苦恼可能来自可信数据（尤其是与财富相关的社会变量）的匮乏，但理论之矿，也依然有挖掘的空间。比如，将社会学概念里的“租”理解为“开放关系”中本应获得的收入与将此关系“封闭”至某些特定个体或群体以后的收入之间的差距，我们就可以理解诸如金融寡头和科技巨头等垄断性资本在制造不平等中的作用、如何衡量资本和财富；
也更容易理解近些年来在欧美兴起的“占领华尔街”、“我们是后99%”、民粹主义、全民基本收入等运动和倡议。总之，要想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所说的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社会学家还需要开发出更多的理论和政策工具，在中观政策层面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社会分层研究还需要在宏观问题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实证导向是社会分层研究最为珍贵的传统，但正如陈云松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学定量研究长期以来过度倚重基于个体样本的调查数据，在视野、方法和理论观照等方面逐渐形成“微观旨趣”，削弱了其对学科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贡献能力。就社会和政策影响而言，除了陆学艺团队的开创性研究和少数影响较大的研究之外，各种民间版本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大行其道，而学术界相关发表越来越少、影响越来越弱、动态分析不能持续坚持，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制度”时指出，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而资本健康发展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既要踩足“油门”，让经济有所发展，又要善踩“刹车”，让经济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学界，与此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企业被视作负有公共责任的社会成员。在此观念的引导下，大量企业开始谋求商业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平衡，倡导负责任的投资行为并积极投身于公益项目。尽管如此，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依然持续地遭到各种质疑。有人质疑这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工具，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下资本的一个幌子。这种批判态度与社会学对资本的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强调“找回企业主体性”：必须将企业视为行动的主体而不只是治理对象，从其自身行为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企业项目制的运作逻辑与国家项目制式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互相补充又互相耦合，可以形成一种“善治”与“益商”共演的“生产型治理”的效能。因此，资本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处理资本与治理的边界，确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规则、制度，推动商业向善。
我们也不能混淆资本与技术的关系。大型企业在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近些年又以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最为突出。数字平台企业的治理问题，是资本问题与科技问题的混合体。尤其是今天的数字技术与算法密不可分，数字平台的治理带有更加明显的技术特征，甚至是一个“黑箱”，因此显得更加不可捉摸，公众的本能恐惧也更强烈。事实上，技术本身应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变量处理，并与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勾连起来。
资本在“第三次分配”中真正发挥作用，最大的实践挑战在于企业内部。来自国家、社会、经销商的外来压力，往往成为企业投身公益慈善的最直接动力。但如果企业只是将国家的共同富裕目标、社会的公平正义期待理解为多做一些“第三次分配”，那这样的社会责任终将失去可持续的内在动力；
在大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可能又会回到“叫好不叫座”，最终不了了之的“旧赛道”里。长期以来，如何向“业务线”证明自己的价值，如何向“老板”表明自己的意义，如何向“股东”解释自己的产出，一直是很多公司从事企业社会责任乃至所有“后台部门”从业者面临的挑战。组织社会学在破解这些难题上完全可以大展身手，从而通过企业组织层面的变革，真实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当企业的社会行为与商业行为取得共演的正向效应时，分享蛋糕—做大蛋糕、财富创造—第三次分配也就实现了闭环。传统的“分蛋糕”思维认为，企业创造的价值是大小固定的蛋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把手上有限的“蛋糕”（资源）重新分配出去（“第三次分配”），是投资者与利益相关者的一场零和博弈。“做大蛋糕”的思维则强调，蛋糕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借由投资利益相关者，企业可以直接让利益相关者受益，把整个蛋糕做大，带来更持久、更可观的回报。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殷切希望。中国社会学该如何回应？权威学者对此进行了解答。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是一场公认的社会革命；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也将成为另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为提升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社会学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
首先，社会学要整合和延长生产链条，走向祖国大地，构建融合知识与实践的学科体系。从在财富创造方面打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到在初次和再次分配环节规范各阶层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再到在第三次分配环节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虽然在理论逻辑上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路径（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分享蛋糕）一致，但在学术研究日常实践中，从事这三个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属于不同的“分支学科”。在学术生产越来越强调实践导向的今天，社会学学科建设也需要“强链”和“补链”：前者强调加强学科内部的知识整合，后者则强调走出舒适区，接受国家、市场和人民的检验。
其次，社会学要重视研究资本在社会建设中的正反作用，做出理论创新，构建融合发展与安全的学术体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建设，也是经济建设，需要监督资本健康成长，但也离不开资本的运作和财富的积累。社会学既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对资本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批判，还要研究如何利用资本激活社会建设、创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进步，更要增强在市场浪潮中游泳的本领。
最后，社会学要直面中国社会之真问题，摒弃无谓之争，构建融合过去与未来的话语体系。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西方社会学在政治话语和理论话语上却难以创新，“真正的智识成就”乏善可陈。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纵向比较必须考虑传统与现代的紧密关系；
横向比较必须考虑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特征。“发展问题”不再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重新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核心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核心议题。拥抱新发展问题的社会学，也许能够找回更多丰富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