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芳，姜 娟
(1. 江苏省心理与认知科学大数据重点建设实验室，江苏 盐城 224002；
2.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5)
家庭是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导致儿童出现行为和情感问题的风险因素首先来自他们在家庭内部所接受的养育行为和养育质量。研究发现，婴幼儿时期获得高质量养育的儿童往往会拥有更高的学习能力、更好的社交技能以及更理想的人际关系[1-2]。而养育者的认知在影响养育行为和养育质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主要包括养育者形成的有关儿童发展的观念、目标、价值观、态度和知识[3]。其中，养育知识为父母预测和应对儿童发展变化提供了一定的认知基础，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养育观念和养育行为，减少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4-5]，使儿童表现出更高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能力[6-7]。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需要开展广泛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养育支持计划，把改善父母养育知识、提高养育技能和养育信心等作为亲职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国际公共卫生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8]。亲职教育(parental education)是西方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倡导的、旨在提高家庭教育效能的一种教育活动，它能够为父母或即将为人父母者提供科学、系统的育儿知识，增强父母教养子女的技能，帮助父母、准父母实现有效教养目的[9]。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明确指出，各地应普遍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开展亲职教育，以提升家长素质，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在我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变缓的现况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之一就在于提高人才素质[10]。同时，随着中国“二孩”甚至“三孩”政策的放开，年轻父母将会面临更多的养育任务和养育压力。传播科学的养育知识，培养健康、聪明的孩子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和长远发展。深入了解父母的养育知识现况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不仅有助于研究者遵循健康教育“知、信、行”的行为改变模式，为研究者设计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亲职教育方案提供实证数据支持，帮助父母更好、更快地掌握养育知识并将之转化为正确的养育行为，而且也有助于政策制定部门把养育知识教育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推动社会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
养育知识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医学工作者大多侧重于儿童的生理、身体健康知识，而教育学、心理学工作者更为关注儿童心理发展和养育应对方面的知识。本文主要分析第二类研究聚焦的养育知识界定、评估及其与养育行为和儿童发展的关系，并探讨对亲职教育研究带来的启示。
(一)养育知识的概念
Benasich和Brooks-Gunn认为，养育知识(parenting knowledge)是指父母拥有的、与养育活动有关的认知准备，包括父母掌握的有关儿童认知、运动、情感等不同能力发展过程的知识，发展规律和原则的知识以及照顾和养育方面的技能[6]。Bornstein等人则提出，养育知识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认知：有关儿童基本需求和能力发展的知识，有关儿童健康和安全维护的知识，以及有关满足儿童生理、社会情绪和认知需要的策略性知识[3]。
国内“养育知识”也被称为“教养知识”“育儿知识”，研究范围涉猎极广，包括早期教育、儿童疾病、儿童营养、儿童护理、儿童生长发育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以婴幼儿护理、儿童疾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与保健等方面为主。例如，政晓果等调查的家长育儿知识主要是一些与儿童生理健康管理相关的问题，如维生素D添加、母乳喂养、佝偻病预防、儿童护理、辅食添加、乘车安全、口腔护理、腹泻处理等[11]。相比之下，纳入心理发展指标的养育知识研究一直较少，近几年来才更多从心理学视角展开探讨。薛可等明确提出，养育知识是抚育学龄前儿童的成人应具备的知识，也即按照一定目的教导和训练孩子的经验或系统科学理论，特指以儿童发展心理学为基础的、与儿童智能培养和心理发育相关的知识[12]。
总的来说，养育知识是父母或主要照料者掌握的有关儿童身心各领域发展的规律性知识和有效养育技能、方法，它既包括基于科学研究获得的、有关儿童发展的规律性知识，也包括应对儿童发展的有效养育技能和方法。
(二)养育知识的评估
问卷法是评估父母养育知识的主要方法，题目所涉内容常常较为广泛。有的问卷系统评估父母掌握的儿童发展知识、发展原则和养育策略，也有的重点评估父母某一方面的养育知识，例如他们对养育策略和方法有效性的认识，或是对儿童某些行为的理解情况。
1. 儿童行为原则知识问卷(Knowledge of Behavioral Principles as Applied to Children，KBPAC)
这是早期编制的一份自我报告式问卷，测试父母对儿童基本行为原则的理解[13]。共50道选择题，每个题目都涉及儿童与父母相处时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并提供四个选项。例如，“幼儿的大多数问题行为可能是：①对深层情感问题的反应；
②由于家庭中缺少沟通；
③偶然从家人处学习到；
④从上一个成长阶段而来。”该测试要求父母具备较好的阅读理解水平，通常需要30--60分钟完成。
2. 婴幼儿发展知识问卷(Knowledge of Infant Development Inventory，KIDI)
这是目前评估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养育知识的最常用工具之一。最初的问卷由75道题目组成，题目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儿科医生报告的、父母咨询的各种问题，也有儿童发展教科书、婴幼儿发育测试以及公共卫生出版物中的相关内容[14]。2002年修订后的问卷共有58题，主要测试儿童发展规律和里程碑知识、养育策略知识，以及儿童健康和安全维护方面的知识。为了更细致、全面地评估父母在儿童特定发展领域的知识掌握情况，这些题目可划分为认知、言语、社交和动作能力等四个重要的儿童发展领域。其中，1--39题描述了婴幼儿一些典型的行为表现以及可能影响婴幼儿发展的养育行为，被试需要作出“同意”“不同意”或“不确定”的选择。40--58题是有关发展里程碑方面的知识，父母需要对婴幼儿在特定年龄或月龄获得某种能力的陈述，例如“7个月左右的宝宝才可以伸手取物”，作出“同意”“不同意”或“不确定”的回答，不同意该陈述时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能力通常是在年龄更小还是更大一些时获得，以便研究者判断父母是否存在低估或高估儿童发展能力的情况。
3. 有效养育知识问卷(Knowledge of Effective Parenting Scale，KEPS)
该问卷主要测试父母对养育原则和养育方法的了解程度，题目大多取自积极养育方案(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可用于评估2--10岁儿童的父母[15]。共28道题目，评估四个方面的父母养育知识：①促进发展(包括建立和发展积极的人际关系，鼓励良好行为，传授新的技能和行为)；
②有效的养育原则(如创造安全、有吸引力的学习环境，拥有现实的期望，行为举止符合父母身份)；
③使用果断管教法(assertive discipline)；
④问题行为的原因分析。这些题目所涉及的原则和方法已获得不少实践经验的支持，能切实提高父母的养育能力，减少他们的虐待行为并促成儿童的积极发展结果。
4. 养育策略知识问卷(Knowledge of Parenting Strategies Scale，KOPSS)
KOPSS是Kirkman等人[16]根据现有的儿童问题行为干预计划，例如积极养育方案、父母和儿童互动治疗方案、家庭整体干预方案等，新编制的研究工具，适用于测试3--12岁儿童父母的四类养育行为：①鼓励儿童积极行为的策略；
②限制儿童不当行为的策略；
③对高风险情境(如家庭外环境)和兄弟姐妹冲突的监管；
④配偶支持策略和父母自我保健方法。该问卷通过评估父母拥有的养育策略知识，可以识别出那些使用无效策略的父母，并为其量身定制相应的父母培训计划和培训目标。
由上可见，现有养育知识多以自我报告式的问卷评估为主，内容主要集中于养育知识、原则和策略，缺少更加客观的测量手段，且对于需要把哪些知识纳入父母应知应会的范围，还需要更多系统而深入的科学研究。
不少研究发现，父母的养育行为适当与否，与他们对儿童发展相关原则和知识的储备情况有一定关联。在儿童动作、言语、认知、情感和社会性等不同领域发展知识掌握更丰富的父母，他们的积极养育行为更多，消极养育行为更少。
拥有丰富养育知识的父母，在亲子互动中会呈现更多的言语和身体刺激，能更敏感地回应儿童的各种需要，并为儿童的言语和认知发展提供更多支持[15，17-18]，表现出更少的纵容、专制、唠叨等功能失调的养育行为[19-20]。例如，Winter等人[15]测试了澳大利亚2--3岁儿童的父母所拥有的有效养育策略知识(KEPS)，他们发现KEPS分数与亲子互动中观察到的父母的赞扬、积极身体接触和积极情感表达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国内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结论，养育知识越丰富的父母，在亲子互动中表现出更多亲密而自然的身体接触、积极表达以及陪玩玩具和教唱儿歌[21-22]。Marjanoviĉ-Umek等人的研究则部分支持了上述结论，他们发现，尽管养育知识与学前儿童父母在亲子游戏中的行为未见显著关联，但当学前儿童进行更加复杂、高级的游戏活动时，儿童发展知识丰富的父母通常会表现出更多的搭建脚手架行为、采取更好的鼓励策略[23]。
而当养育知识不够准确，即低估或高估儿童的发展能力和能力获得时间时，极有可能对父母的养育行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3，24]。那些高估儿童发展能力的父母常常会期望儿童比正常发展年龄更早地获得一些能力，因而更容易对儿童的表现感到失望、降低自身的养育效能感或养育信心，继而出现不适宜的严厉惩罚甚至极端的忽视或虐待行为。而如果父母相信某种能力应该在正常发展年龄之后才出现，即低估儿童的发展，那么他们很可能不会提供充足的刺激或不能较早地识别出发展迟滞问题，这种情况同样会阻碍儿童的发展。
虽然也有一些研究未能发现养育知识与养育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但却表明养育知识、养育信心与亲子互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25-26]：当母亲拥有高养育信心和高养育知识时，亲子之间的互动最为积极；
当母亲拥有高养育信心、低养育知识时，亲子互动的质量最低；
当母亲拥有低养育信心时，不管她们的知识水平如何，其养育质量都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研究成果再次验证了自我效能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对一项任务的了解与其完成任务的信心水平结合起来影响个体的行为，即养育知识和养育自我效能感(养育信心)交织在一起，共同预测父母的养育行为和养育质量[27]。Morawska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养育信心与功能失调养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养育知识水平的调节：在养育知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养育信心与功能失调养育行为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28]。研究者把那些高养育信心、低养育知识的母亲归类为“天真的自信”，由于她们对养育活动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这类父母往往会表现出高水平的功能失调养育行为，更应该成为干预或治疗的对象。
养育知识与养育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还为现有的循证治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证据。Leung和Suskind的干预研究显示，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年内，增加父母有关儿童认知和言语发展的知识，会显著影响他们在今后的养育活动中是否为儿童提供更多的认知和言语刺激[29]。研究者认为，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家长行为训练(BPT，Behavioral Parent Training)，包括向家长传授限制儿童行为、强化儿童适龄行为的原则，以及减少对儿童不良行为的严厉管教和不一致反应等，是经实践检验证实有效的干预措施[30]。父母在接受BPT干预和治疗的过程中由于获得了有效的养育策略知识，他们的养育技能和养育行为得到改善，最终促使儿童的行为也发生积极变化。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知识会影响父母对儿童行为的观念、解释和期望，进而影响他们与孩子的互动方式以及为孩子提供的学习环境[19]。由此可推，当父母具备准确而丰富的养育知识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适宜养育行为，促进儿童获得更好的发展结果。
由于早期干预是预防儿童今后各种不良发展结果的关键，相关养育知识的储备可能有助于父母更早、更准确地识别出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进而维护儿童健康成长。Jahromi等调查了191名墨西哥裔未成年母亲的养育知识，发现母亲拥有的养育知识越准确，她们的孩子就会越多表现出高水平的发展功能，同时母亲对儿童发展的低估与孩子之后的发展功能显著负相关[31]。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养育知识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儿童的情绪和社会性发展，以及他们的认知和言语发展。
首先，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养育知识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关联。Seo采用《婴幼儿发展知识问卷》(KIDI)探讨韩国母亲的养育知识对儿童发展结果的影响，发现母亲的养育知识能够显著预测婴儿在社会性和情绪管理方面的发展结果[32]。李雪莹的研究表明，母亲的养育知识，不但可以直接预测婴幼儿的求精动机(即主动承担具有挑战性任务的内部驱动力)、移情、亲社会同伴关系以及整体的社会情绪能力，而且还能调节回应性策略对婴幼儿求精动机的影响，即母亲养育知识越丰富，她们的适宜回应行为就越能够增加婴幼儿应对挑战的动力和勇气，激励他们的游戏或探索行为[21]。较早的一项研究显示，儿童问题行为，如持续的攻击、挑衅、违反规则，也与父母养育知识存在一定的关联[6]。
其次，父母的养育知识对婴幼儿言语和认知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预测功能。研究发现，母亲的养育知识不仅能够较好地预测儿童的言语、前识字能力的发展以及入园后的阅读和算术成绩[33-34]，还可以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部分解释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儿童言语和识字能力发展的影响[33，35]。这说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的言语和识字发展，部分是因为与低SES父母相比，高SES父母对儿童发展有相对更多的了解，他们倾向于和孩子进行更多的交谈，交谈中使用更为多样和复杂的语言，并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口语环境和更多的识字活动，使儿童的词汇和语法得到更迅速的发展。国内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观点，养育知识丰富的照料者会更多地进行教唱儿歌、陪玩玩具等互动活动，通过这些途径帮助儿童发展言语、积累词汇，因而照料者的养育知识能正向预测儿童的言语能力[22]。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母亲的养育知识准备情况与儿童的智商发展水平显著相关[36-37]。
不过，在养育知识与儿童言语、认知发展的关系研究中也有一些不同结论。Fuller及其同事发现，在控制了SES、种族和父母特点等条件后，养育知识与婴儿9个月时采用贝利婴儿发育量表(BSID)测得的儿童认知发育之间没有显著关联[38]。另一项研究也显示，婴儿12个月时其父母有关儿童认知和沟通能力发展的知识与婴儿48个月时采用麦卡锡儿童能力量表(MSCA)所测得的言语、知觉和记忆能力均无显著关联[37]。上述分歧很可能是由于对养育知识的操作化定义、纵向与横断研究设计、认知能力的指标选择不同所致。
由上可见，尽管研究结果存在部分分歧，但更多的国内外文献均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父母养育知识对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为制定科学有效、针对性强且易于操作的亲职教育和家庭教育方案提供了相对稳定可靠的实证数据支持，在减少不当养育行为、降低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几率方面，发挥着积极影响。但我国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仍十分匮乏，特别是在2010年颁布实施《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2019年再次修订的情况下，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总体上仍滞后于家庭教育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甚至有学者提出，鉴于家庭教育实践指导能力不足的情况，需要加强家庭教育规律与机制研究，构建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学科体系[39]。因此，作为提升家庭教育、亲职教育效能的重要途径之一，养育知识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识别养育知识严重缺乏的高风险人群
养育知识已被证实在未成年、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母亲等高风险人群中，具有较好的预测力。研究发现，这些群体更容易缺乏必要的养育知识，在面临突如其来的怀孕时，也更容易出现虐待、忽视儿童等不当养育行为，甚至极端的杀婴事件[31，36，40]。但在中产阶层、成年母亲的样本中，不少研究未能得到同样的结论[26，41]。这似乎说明，高风险样本的调查结果如果要推广到这些群体之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在养育知识和养育质量、养育结果之间关系中的作用。再如，国内一些研究发现，农村父母在幼儿教育、健康和营养维护等方面的知识严重不足[42]，他们的养育方式基本上是被动的，缺乏讲故事、唱歌和游戏等互动方式，农村幼儿也会出现更多的认知、言语和社会情感发展迟滞现象[43]。这意味着农村儿童、特别是学龄前幼儿的父母同样应成为亲职教育预防和干预的重要对象。
考虑到儿童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复杂性、干预与治疗的困难程度以及社会支持和保障资源的有限性等现实情况，研究者需要考察更多的特定群体，如即将为人父母的大学生、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父母、家庭经济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等，分析他们的养育知识状况，以便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健康教育计划能首先聚焦于这些养育知识严重缺乏、容易导致儿童不良发展后果的的高风险人群。
(二)确定不同类型和领域养育知识的功能差异
养育知识所涉面甚广，既涉及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发展规律的事实性知识，又涉及如何进行有效亲子沟通和情绪疏导、帮助儿童建立社会适应行为和矫正不良行为等养育方法和技能方面的策略性知识，既包括儿童生理发育、运动、认知、言语发展领域的知识，又包括情感和社会性发展领域的知识。但这些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养育知识对父母养育行为、儿童发展结果，并非都具有同等的影响和作用。Winter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有效养育策略知识(KEPS)分数与自我报告的功能失调养育行为、养育焦虑和儿童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与观察到的养育能力呈正相关[15]。与策略性养育知识相比，该研究同时采用婴幼儿发展知识问卷(KIDI)获得的有关儿童发展过程和里程碑的事实性养育知识，却不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另有研究同样证实[44]，在考虑心理与行为问题等发展结果时，增加父母对有效养育策略的了解，可能比简单增加他们的儿童发展知识更加有益。
整合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似乎可以推断，儿童发展知识测量(如KIDI)可能在临床样本、高风险人群中具有更大的预测价值，而对一般人群、以预防为主的养育计划来说，管理儿童问题行为的具体养育技能知识，可能比抽象的行为变化理论(如操作条件作用理论)或一般儿童发展知识(如与年龄有关的发展障碍或发展里程碑)更加有效。研究者需要设计更加精细、严密的方案，以便准确判定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养育知识对养育行为、儿童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亲职教育、家庭教育预防和干预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分析养育知识与儿童发展关系中的内在机制
在现实生活中，父母有时候即便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这些养育知识也并不一定就能直接产生相应的效用、发挥对儿童发展的积极影响，研究者还需要考虑养育压力、养育信心、父母或儿童特征等因素在其间发挥的中介或调节作用。例如，Morawska的研究[28]表明，养育知识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受养育行为功能失调程度的调节：当养育行为的失调水平较低时，具有较高养育知识的父母报告了更多的儿童破坏行为；
但当功能失调水平较高时，两者无关。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拥有更多养育知识、更少功能失调养育行为的父母，由于在对孩子管教时持有较高的期望，倾向于报告出更多的不良行为。Winter的研究则发现[15]，对于低SES组来说，父母的养育策略知识与儿童问题行为和功能失调养育行为均呈负相关，但对于高SES组，养育策略知识仅与不良的养育行为呈负相关。他们认为，这是因为高SES样本组主要来自普通而非高风险人群，任务新颖性和社会期望效应使儿童表现出的问题行为较少，限制了两者关联度的探查。
可见，父母拥有的养育知识与儿童呈现的发展结果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有时候不存在显著的直接联系并不意味着彼此没有相互作用。未来研究需要以生态系统观为指导，综合考虑养育行为、养育信心等其他变量以及各种实际存在的内外影响因素，以便更加科学、精准地分析和评估养育知识的真实效应。
(四)采用更科学严谨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纵向研究在分析变化趋势、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和强度上，一直具有其他研究设计难以比拟的优势。由于养育知识转化为父母的养育行为、养育行为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以及儿童心理发生显著变化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预测养育知识对儿童未来成长发展的作用方面，选择纵向设计所获结论显然更具说服力。因此，未来研究可在某一个或多个时间点上收集儿童早期父母养育知识的数据，并继续在其他多个时间点上获取相关的儿童发展信息，以此分析养育知识与多个时间点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养育知识的回溯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困难，研究的方向可以前瞻性设计为主。
同时，现有的养育知识研究工具多囿于评估婴幼儿或年龄较小儿童的父母，适用于年长儿童父母养育知识的测量工具极为缺乏。事实上，不仅0--3岁发育关键期儿童的父母其养育知识十分重要，在其他年龄阶段特别是青春期较为脆弱的亲子关系中，父母同样需要相关的养育知识指导。未成年人犯罪往往都能从父母监护职责缺失、家庭教育不良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原因，而这些问题又与亲职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因此应该重视包含养育知识指导在内的亲职教育，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作用[45-46]。这需要研究者开发出更多信度、效度良好的青少年父母养育知识测量工具，助力相关的干预和治疗工作。
此外，就我国现有的养育知识研究而言，大多仍以医务工作者开展的婴幼儿身体健康知识调查为主，例如健康喂养、辅食添加、疾病防治以及意外伤害防治等。论及早期教育和儿童心理发展知识的文章相对较少，所包含的儿童发展知识和养育策略知识也不够系统、全面，相关实证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仍需要开展更多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指导亲职教育实践，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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