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波，石 珊
(1.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全国三国文化中心研究工作部，四川 成都 610041；
2.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人力资源部，四川 成都 610041)
张飞祠庙，是以祭祀蜀汉名将张飞为主的祠、庙类建筑的统称。文献还有“张飞庙”“桓侯宫”“雄威庙”“张爷庙”等不同称谓。巴蜀地区是张飞祠庙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宋代以降地理志及方志中著录的本区域张飞祠庙总数在110处以上，至今仍存约16处。至清代，张飞祠庙几已遍布巴蜀大地，尤以川东北、川东、川南三个地区最为集中。学界对本区域张飞祠庙研究，多集中于少数个案[1]，或文章略有涉及[2]，或着眼于建筑特色，综合性研究尚不充分。有学者曾将本区域张飞祠庙分为四类，并解释张飞祠庙遍及巴蜀的原因[3]，但文中仅依据现存的张飞祠庙难以对其源流、演变做细致深入的探究，且文中祠庙分类多有交叉。我们认为，尽管一些祠庙今已不存，但文献对其始建年代、历史沿革记载比较清晰者也可以纳入研究对象。本文即选取了文献记载和现存祠庙中始建年代明确或沿革清晰的19处张飞祠庙(表1)，按照祠庙修建主体差异，将其分成三类，并尝试从祠庙修建及培修时代背景出发，阐释各类祠庙在不同时代的性质演变。
表1 巴蜀地区张飞祠庙(部分)
续表
此类祠庙由官方敕修或官员发动僚属、乡绅捐资修建，体现着官方价值追求，缘起最早。景耀三年(260年)秋，追谥张飞桓侯，其时应有庙，但踪迹难考。可考者依不同性质可分2小类。
(一)墓祠
传张飞墓冢所在而修建的祠庙。章武元年(221年)，张飞被部将张达、范强谋害，割其首级投奔东吴。正史对张飞身死后所葬何处无载。后代地理志、方志中说法有二：或云“身葬阆中”(1)杨瞻等，《保宁府志》卷八《名宦列传》，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年刻本。，或云刘备收尸装首葬于成都(2)李贤等，《明一通志》卷六十七《成都府》，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建阳慎独斋刻本。。成都桓侯庙、阆中桓侯祠应属此类。
成都桓侯庙，原名张飞祠，在昭烈惠陵之右。传南朝刘宋时庐陵王建[4]。清康熙年间，四川巡抚能泰重修，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又重修。《成都城坊古迹考》：“桓侯巷内原有桓侯庙……庙后有张飞衣冠冢”[5]。民国时已废。桓侯庙东南仍存有明代成化年间开凿的桓侯放生池。
阆中桓侯祠，传建于蜀汉。另据清嘉庆四川总督常明《题请春秋祭祀张桓侯疏》曰：“庙创于唐初”(3)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八十一《祀典》，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木刻本。，较为可信。前蜀(4)不少学者认为，崔善重修桓侯祠的时间为唐代晚期，实则误矣。宋《舆地碑记目》著录有阆州《崔善德政碑》，确载“王蜀武成中崔善为(阆中)刺史”。崔善为阆中刺史“拓墓前之故基，筑残缺之墉牖，命诸有司，鸠诸匠石，为之重饰祠宇”，并云：“自侯之死，迄今五百余年，土宇几更，墓田如故”[6]1075。北宋仁宗嘉祐“比数岁连熟，阆人以为张侯之赐也”，在知州事尚书职方员外郎李献卿倡议下吏民“相与率钱治其庙舍，大而兴之”[7]412。明泰昌元年(1620年)冬至天启二年(1622年)，宪相周公、何公等筹资“彩饰炳焕，正殿最上镇以金顶。左右画宇雕梁。旧易而新，陋易而华，质易而澡”[7]423。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领郡事宋某“以时展谒，既然凭吊感岁月之就圯”，于是召集文武僚吏、乡绅、县人捐修。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又对大殿、墓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维修。光绪初年，川北道董润捐俸，率府、县又重修正殿。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行经、戍守地纪念祠
以张飞生平活动轨迹为线索，因传张飞行军过此或驻军于此等而修建祠庙。
云阳张飞庙，明清方志载为汉末建。传张飞死后“其首顺流，土人云‘渔人得之，置而弗去，头于噩梦，遂祠焉’”(5)杨鸾，《云阳县志》卷下，明嘉靖辛丑(1541年)刻本。。但从考古资料上看，张飞庙内并没发现有宋代以前的建筑基址及相关遗存[8]，推测此庙可能就建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陈似为云安军司法参军时对祠庙进行过维修、翻新。元顺帝敕修。嘉靖十八年(1539年)，知县杨鸾、主簿张一鹏筹资又重修。清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波及云阳，祠庙在战火中变得杂草丛生，破败不堪。清咸丰年间(6)民国《云阳县志》载，袁祖惠重修张飞庙的时代在嘉庆年间。但《袁祖惠重修张桓侯庙碑》记曰：“祖惠尹南江隶阆州……去年春，粤寇陷楚北，巴东戒严……移篆云安”。袁祖惠“移篆云安”在“尹南江”之后。另考《南江县志》，袁祖惠署南江知县在道光二十六年(1842年)前后。袁祖惠重修桓侯庙之举不会早于道光年间。另“粤寇”是清廷对太平天国起义者的蔑称，太平军袭扰楚北(即今湖北)的时间从咸丰二年(1852年)延续至同治元年(1862年)，故袁祖惠重修张飞庙时间当在咸丰三年(1853年)以后。，知县袁祖惠见庙“规模未宏，堂宇谫陋，廊庑无翼，榛莽丛杂。既不足以壮观瞻，更无以将诚敬也”，乃“爰扩正殿，辉以金碧”。同治九年(1870年)，张飞庙遭水患，庙宇倾圻。同治十年(1871年)，知县叶庆桪与乡绅潘秉坤募资重修[9]216。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四川盐船获佑，四川总督丁宝桢奏准列入祀典，清廷赐匾额“威佑江程”。2002年因三峡工程建设，建筑从飞凤山整体搬迁至云阳新城对岸狮子岩下，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乐温(长寿)桓侯宫，始建于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五月，张楚民“过祠下而祷”，并作《西乡侯碑记》。宋大观元年(1107年)闰十月，宋廷赐额“雄威”。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郡守李公拜谒张桓侯庙时，见“行廊烂颓”，乃“自捐金帛”倡议吏民修缮，“撤去卑陋，增饰轮奂，开展地基，比旧加倍”(7)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四十一《文艺》，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木刻本。。明正统年间，知县何聪、主簿何恕以原庙狭小“不足以桓侯灵”，将祠庙从今长寿西和街镇西乡阁长江岸边移建至东八里不语滩(8)陈毅夫等，《长寿县志》卷二《建置下》，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铅印本。，即今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和咸丰七年(1857年)两次大规模维修改建。现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涪州(涪陵)歇聖庙，始建于北宋。传张飞首级顺流至此歇一晚乃去。大观年间在此掘地得三印及佩钩、刁斗，上刻张飞二字因立侯庙(9)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方物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乡绅何行先经歇聖滩，见“庙宇卑陋，侍士倾颓，香烟零落，感慨系之”，于是“劝众捐资，重新庙宇，更塑侯像”(10)董维祺等，《涪州志》卷十一《艺文》，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刻本。。20世纪50年代拆除，三峡工程蓄水后，遗址被淹没。
合州(合川)雄威庙，始建年代约在北宋。据南宋绍熙年间黄铎所作《雄威庙记》所载，庙额旧号“叶聖”，朝廷派使改赐“雄威”。原庙遭水患而毁。乾道九年(1173年)，“改作累土为基，增崇四尺，上建大殿。庙亲后延，庖厨有屋，进拜有庑”(11)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三十五《舆地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木刻本。。今已不存。
流江(渠县)张飞庙，位于今八濛山之上。最早记载见于南宋《舆地纪胜》，其载曰：“张飞庙在流江县东二里，敕封忠显王”[10]。又《蜀中广记》亦云：“志云上有张飞庙，碑目有流江县题名‘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山立马勒石’(12)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十八《川北道》，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年间仍存，民国时毁。
广安道(广安)西乡侯庙，明代洪武年间，知州张文主持修建，在治南二里，后倾圯。雍正六年(1728年)，州士民又重建。至清宣统年间时，庙已废(13)陆良瑜等，《广安州志》卷四《祠庙》，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刻本。。
剑阁张王庙，“在县东九十里，嘉陵江西岸，明时建”[11]。清代重建。后仅留存厢房，2012年修建水电站，已整体迁建到张王镇尹家山。
大同寨桓侯庙，位于今恩阳渔溪镇。祠庙原址位于恩阳狮山之上。清咸丰三年(1853年)，训导□玉汝、同知刘泰衡等迁庙于渔溪镇大同寨。清同治三年(1864年)培修。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水雹为灾，烈风示变”，祠庙前殿“折毁”。光绪十九年(1893年)，同知刘泰衡发动乡绅集资重修前殿(14)据渔溪桓侯庙内保存《大同砦培修桓侯庙前殿序》碑文。。光绪三十四年又有培修。今存。
多为当地乡民、张氏族人自发修建。此类祠庙也多以张飞生平活动轨迹为线索，分布地域上与官方修建行径、戍守地纪念祠有重合之处，可考者数量不多。
梓州(三台)阳关神庙，始建年代不详。《太平广记》引五代景焕《野人闲话》云：“梓州有阳关神，即蜀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也”[12]。说明此庙至少五代已有之。今已不存。
长江(大英)张飞庙，始建于南宋。南宋《夷坚志》载：“庙在长江县长滩镇大峰山之下，邦人张氏创为之”[13]1517。今已不存。
插旗山桓侯庙，位于巴中巴州区插旗山，始建清代中期。民国五年(1916年)，当地乡民集资重修“厢房三间，乐楼一座，厢楼二座，并置公地一堟”(15)张仲孝等，《巴中县志》第一编《土地志》民国十六年(1927年)石印本。。今已不存。
此类祠庙为屠沽行业集资所建，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之地，可以自贡桓侯宫、南溪桓侯庙、西沱桓侯宫、福宝镇张爷庙为代表。
自贡桓侯宫，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当地屠宰行集资修建“凡正殿及东西两廊、戏台、山门，并供神祇，无不周备而肃观瞻”。咸丰十年(1860年)，农民起义军李永和部攻克自贡，桓侯宫“殿宇金身成灰烬，春秋祭祀聊搭草棚以为瞻礼”。同治四年(1865年)，当地屠宰行商议重修正殿，但因“厂事费滞”，未成；
同治十一年(1872年)，盐事稍畅，复议修祠事宜，约定“每宰猪一支，照行规抽钱贰佰文，再行鸠工庀材，大兴土木”，至光绪元年(1875年)落成(16)据自贡桓侯宫内保存《重建桓侯宫碑序》碑文。。民国时期，桓侯宫被征用为警察一分局，解放后为商业部门库房。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沱桓侯宫，位于石柱西沱镇。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石柱厅志》西界沱(今西沱镇)地图上就标注有桓侯宫，另从前殿正梁题“大运丁卯年季春月十九日吉立”，推测可能建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民国三年(1914年)重修后，长期作为保安队居住场所。建国后先后设邮电局、照相馆于此，1960年代门楼拆毁建农业银行。1980年代产权出售，对正殿进行改建。2017年收回维修，现为石柱县文物保护单位。
南溪桓侯宫，由当地屠帮集资修建，始建于清嘉庆二十(1815年)，光绪六年(1880年)重修(17)四川省宜宾地区文化局，《宜宾地区文物志》，宜宾县印刷厂，1992年。。20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时拆除。
福宝镇张爷庙，位于泸州合江县福宝镇。始建于清代中期，当地屠宰帮会集资修建。旧时每年农历五月二十日举办庙会，远近屠商都会来此聚会，喝忠义酒、划“张飞拳”，看三国戏。
巴蜀地区张飞祠庙能够经久不衰自然有其内在动因，不同时代建造者们会根据各自需要对张飞形象进行建构，导致张飞祠庙价值取向差异和性质发生变化。
(一)官方祠庙价值转向
北宋以前，巴蜀地区官方张飞祠庙主要为墓祠。《礼记·祭法》云：“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14]。张飞大破张郃“巴土获安”，镇守阆中“有德于民”，临事身死，为其墓冢修建祠庙的政治意义在于褒扬张飞“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有着“荐庞统”“义释严颜”国士之风。故崔善《新建巴西太守张桓侯祠记》曰：“仰侯之忠者望风而兴思，知侯之功者勒铭以记事……仰怀之念，恒用惕然”[6]1075。北宋中期，祠庙跳出墓祠范畴，在张飞生平行径、戍守地兴建纪念祠蔚然成风，川东长江沿岸“舟楫所檥多武烈祠”，但价值取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益德泝流而上分定州县，所至驻节无非逆旅，而英气言言，使人畏而仰之于今”[9]209。所以，李献卿写信邀好友曾巩为阆中桓侯祠作记时，曾巩认为祭祀张飞是因“侯(张飞)智勇为将……能破郃军以安此土”，神灵护佑之说甚为虚妄，其曰：“谓神之为理者，信然则过矣。蔽生于其智之不周，而过生于其所惑也”[7]412。
南宋时这种价值追求发生了转向。绍兴初年，一场“造神”运动悄然展开。《夷坚志》载：“绍兴初元，北虏震摇关辅，张魏公宣抚处置秦蜀，移屯阆中。秋八月，死卒有更生者，转传神戒语：‘欲助顺诛逆’。已而虏酋兀术、娄室连犯汉中，皆折角而退。魏公即神安国乞齋爵，用便宜进封为忠显王”[13]1516。张飞藉此登上神坛，此后“助顺诛逆”成为官方张飞祠庙稳定的价值取向。明清时期，这种取向进一步强化。明代中期，巴蜀境内白莲教、流民起义频发，官方极力渲染张飞“显圣”，明成化八年(1472年)，保宁知府李直《汉张桓侯灵异记》云：“故凡政事之未备及备，及疑狱有不可决者，咸请成于侯，侯亦随时响应无少爽”[7]118。大约嘉靖年间，张飞“其首顺流”的传说在川东长江流域广为流传，更添祠庙神秘色彩。明末张献忠乱蜀，所到之处大肆杀戮，入川经长寿桓侯宫不语滩下，江水沸溢，舟船不行。于是弃舟登岸，拜谒桓侯宫，祷曰：“不妄杀一人”，舟船乃过，后张献忠屠戮全蜀，惟邑中无恙(18)王梦庚等，《重庆府志》卷二《祠祀志》，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刻本。；
攻阆中时“夜见巨人半城上阆，濯足于江，遂骇遁”[7]439。清嘉庆五年(1800年)，教匪(白莲教)滋扰川北，城中皆闻庙中有甲马声如将出师之状，民心镇定。贼竟仓惶奔窜，县竟得以救宁(19)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八十一《祀典》，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木刻本。。嘉庆二十四年，朝廷将阆中桓侯祠纳入川省春秋祭祀；
光绪十一年，又将云阳张飞庙纳入川省祭典。官方崇祀达到顶峰。
如上所述，官方张飞祠庙价值取向从纪念“忠义仁勇”转向为显圣“助顺诛逆”，纪念性慢慢淡化，神圣性渐渐增强，纪念性空间逐步向宗教性场所转化，其原因主要是张飞形象从人蜕变成了神。张飞“神化”的表现，尤以宋、清二代最为典型。北宋施行“重文轻武”治国策略，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辽、西夏、金战争的屡屡失利，让人们幻想一个能够拯时局的英雄，披着佛、道外衣的关羽恰恰契合了统治者和社会心理需求。在朝廷崇祀、敕封关羽(20)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忠惠公”；
大观二年(1108年)，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次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敕封“壮缪义勇王”；
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再次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鼓吹关羽“肆璀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的同时，张飞也屡受皇封。北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五月，敕封张飞肃济侯；
政和二年(1112年)十二月，又加封武烈公[15]。在朝廷大肆鼓吹之下，张飞从众多历史名将中脱颖而出。南宋初年，金人南下主要攻宋方向由东南转向西北，企图先攻陕西，尔后入川东下，迂回灭宋[16]，历史情境与张飞镇守阆中抵御来自北方曹魏威胁相似。但张飞大破张郃“巴土获安”，而如今在金人强大攻势之下，南宋军队节节败退，巴蜀危在旦夕，统治者只能寄张飞“显圣”来麻痹自己和民众，以提振抗金信心。加之，“帝蜀寇魏”逐渐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与张飞并列的关羽早已神化，张飞登上神坛便顺理成章了。清初为了宣扬张献忠起义军不得天命，彰显政权的合法性，张飞显圣“助顺诛逆”的神话再次被叙述。清代中期，白莲教卷土重来，川中大乱，也亟需用正统神灵代表朝廷与异端邪神进行抗争，本就有着“助顺诛逆”渊源的张飞自然又成为官方寄托“御寇保蜀”的对象。所以，官方将张飞推向神坛掺杂了深刻的现实因素和政治考量，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张飞“神化”。
(二)民间祠庙意义重构
宋代以前，民间张飞祠庙可考者少。由于张飞“暴而无恩”“刑杀过差”，又死因可怖，在巴蜀民间“信鬼尚巫”之风盛行下，早期民间祭祀张飞带有飨鬼性质[17]，祠庙有明显“厉祀”色彩[2]。如梓州阳关神庙因“(张飞)灵应严暴，州人敬惮之”而得祀。《太平广记》还记载了一则传奇故事。龙州判官王延镐携美妓霞卿过阳关神祠时，霞卿暴卒。后霞卿传“灵语”，方知“为阳关神所录”[12]2805。
北宋时，民间张飞祠庙增多，虽神秘色彩依旧浓厚，但已变为“善祀”。《夷坚志》记载了一个老而无子之人“诣涪州谒王别庙，再拜以祷”，最终喜得贵子，从而“舍己田以为庙”的故事。两宋时民间祠庙功能呈现多样化特点，从“自然灾害”到“求子降福”咸请于张飞祠庙。清代，民间张飞形象成为地方保护神灵。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农民起义军蓝朝鼎部朱统领袭扰巴州；
同治元年(1862年)，江南散军(太平军的一支)郭刀刀又入川至巴州境内。当地居民为躲避兵荒，在插旗山上结砦自保。宣统末年，又有土匪围攻巴州城，团保芶敬、洪煊等率民团协助官兵攻盗贼，境内遂安。当地百姓经历战乱后，“益思侯之威烈”，“藉神威以靖锋镝”，于是重修桓侯祠(21)张仲孝等，《巴中县志》第一编《土地志》，民国十六年(1927年)石印本。。
可见，民间张飞祠庙实现了意义重构，从“厉祀”变为“善祀”，然后再成为地方保护神灵庙宇。这样的重构源于民间张飞形象的“善化”，这个过程始于两宋，成于明清。那么民间张飞形象为何“善化”呢？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官方有意识地对民间信仰进行干预，使带有“厉祀”怪异化特征的民间张飞祠庙被打击。北宋继五代十国而兴，长期的战乱与割据造成了各地文化习俗差异，推行礼制进行文化再造，变革与礼制不符的风俗信仰成为北宋一项重要的文化控制措施。自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开始，朝廷不断对不循教义，有亏礼法的“淫祀”予以打击，“左道乱法，谣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18]。一些地方官认为“擅立庙宇，妄塑形象……实祀淫昏之鬼，以惑民心，姑假正直之神，以为题号。若今所谓禹庙，齐名虽是，其实则非也。岂可堕于小人之奸哉？应非敕额，并仰焚毁，不问所祀是何鬼神。”[19]有的因禹庙不符礼制即被禁绝，那么带“厉祀”怪异特征的民间张飞祠庙自然也在此范围类。
其二，三国题材的话本、杂剧等广泛传播，对三国人物形象进行文学塑造。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市井文化繁荣，出现了专门满足市民阶层文化生活需要的瓦舍勾栏。“说三国事”是其中重要节目之一，三国历史故事随着曲艺得到广泛传播，“尊刘抑曹”逐渐成为下层民众普遍的社会心理。“闻刘玄德败，顰蹙有出涕者。”[20]元代平话、杂剧对张飞形象进行了着力塑造。《全相三国志平话》中“写得最有生气，最可爱的人物却是张飞……几乎全部《三国志平话》中，乃是以张飞的活跃为中心。”[21]元杂剧里也以张飞最为突出，如“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张翼德单战吕布”“莽张飞大闹石榴园”等，将张飞塑造成粗犷、豪放的英雄。有学者指出，“以张飞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通俗文艺作品，按照市民阶层的意识，将张飞‘勇而暴’的性格特色，改造为‘勇而莽’的性格特色”[22]，使得民间怪异化的张飞形象接受度降低。
其三，官方祠庙价值取向与民间祠庙功能交互。宋代民间张飞祠庙带有狭义的功利性特征“旱乾、霖溢、螟蝗、疾疠有请则应”[13]1517，还不具备地方保护神灵的特征。清代，受官方祠庙价值取向的影响，民间祠庙也去除了赋予在张飞身上的种种神职，地方保护神的形象则被大力彰显，可以说，“藉神威以靖锋镝”与“助顺诛逆”“御寇保蜀”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三)帮会祠庙功能附加
因三国故事广泛传播，张飞“买酒屠猪”的形象深入人心，至迟雍正年间，巴蜀屠沽行业就祀张飞为祖师，为张飞信仰打上了行业神信仰的“烙印”。作为祖师的张飞，即是行业保护神，又是行业所应遵守道德行为规范的精神监督力量，也是团结、约束从业人员的精神表征。而由屠沽行业帮会集资修建的张飞祠庙，是一种带有会馆性质的，与传统张飞祠庙不同的新形态。
首先，祠庙修建主导力量从官方转向行业帮会。从上文论述可知，官方一直是张飞祠庙新建或培修的主导力量，民间毕竟不是主流。而行业会馆性质的张飞祠庙均为当地屠沽行业集资修建。自贡《重建桓侯宫碑序》碑文后附录有出资“花户”259家，均为周围屠宰店面，集资达13899吊635文。此外，笔者统计过清代巴蜀地区新建张飞祠庙的数量在94处以上，由屠沽帮会出资修建至少70处，占比约74%。
其次，祠庙挣脱墓祠与行经、戍守地纪念祠的分布范围，在川南、川东长江沿岸的贸易、运输集镇普遍出现，折射出清代中、后期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其中以盐、茶等商品生产、转运、行销地或沿线集镇最为普遍。如自贡桓侯宫兴建就与川盐生产、贸易相关，自贡是清代五大产盐区之“富义厂”所在地，咸、同年间是川盐生产的中心，“富庶甲于蜀中”。从自贡桓侯宫沿革考证，其创修年代为乾隆时期，恰是自贡盐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同治四年商议重修时，却因“(盐)厂市废滞，暂停诸工”，至同治十一年“盐市稍畅”方才成行。又如石柱西沱桓侯宫所在地西沱镇，地处长江东岸，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四川、陕西、贵州、湖北的枢纽，清乾隆《石砫厅志》云：“西界沱(即西沱)水陆贸易，烟火繁盛，俨然一邑也”。此外，宜宾李庄桓侯宫、南溪桓侯宫、江津张爷庙、福宝张爷庙等所在地，都处在入滇、入黔或川渝等交通节点上。
再次，与传统张飞祠庙相较，行业帮会张飞祠庙在功能、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被更多的赋予了会馆功能，成为“迎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23]的社交场所。从周围建筑配套观察，祠庙大多脱离了官方祀典系统，不再与武庙、城隍庙、火神庙等官方祠庙相邻，如西沱镇桓侯宫所在场镇，与桓侯宫邻近的也是带有会馆性质的祠庙，如万天宫、川主庙、王爷庙、禹王宫等。此外，在建筑布局与空间构建上，祠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祭祀空间。以阆中桓侯祠和自贡桓侯宫为例。阆中桓侯祠为中轴线布局，由南而北分别由山门、敌万楼、牌坊、大殿、后殿、墓亭、墓冢等部分构成，整个建筑以大殿、墓冢为中心展开，从而构建出一个神圣的祭祀空间。而自贡桓侯宫，主要由戏台、大殿、钟楼、鼓楼、左右廊庑组成，戏台占据了整个建筑面积的1/5，祭祀性功能削弱，公共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功能偏向于共同利益社团议事、决事的场所。
综上所述，从张飞祠庙兴建历史看，官方、民间、行业帮会共同推动了巴蜀地区张飞祠庙的新建与培修，他们根据各自需要，不断地对张飞形象进行“重构”或“塑造”，其中官方政治意识、民间故事想象、文学虚构演义对张飞形象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三者之间相互交融，一方面使得不同类型祠庙在各自的轨迹上发生性质、功能的演变；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祠庙功能又相互影响。这应是巴蜀地区张飞祠庙得以生存及延续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