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雅娜
(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专业社会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恢复和重建以来，在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引导、自身持续性的专业研究与实践探索等基础上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诸多成绩，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农村社会工作领域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探索(1)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便开始了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探索，其中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开创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主要标志，笔者在这里提及的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主要指专业社会工作恢复和重建以来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探索。，从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救助帮扶逐渐转向增强农村社区的服务与发展能力[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社会工作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社会工作因其扎根本土的专业精神[2]、重在实践的专业特质以及高度的人文价值关怀[3]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
从制度层面来看，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为社会工作在农村场域的效能发挥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4]。2020年10月，民政部在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上作出“十四五”期间实现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的工作部署[5]。2021年6月，《“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鼓励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向乡村提供民政公共服务，共同推进乡村振兴[6]。可以预见，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将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场域[7]。
从社会工作层面来看，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后，如何在农村实践中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尤为重要[8]。这其中不仅包含基于农村实践的经验性知识生产，还包括有效的行动逻辑和策略[1]。而当前诸多实践及研究表明，社会工作行动主体的专业实践依然存在过度依赖政府资源[9]、成效不足[10]等问题。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背景，通过努力，使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得到认可，不仅有助于凸显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专业本质[11]，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工作在切实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向“实质性承认”(2)王思斌教授运用承认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时指出，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认可或承认，更需要社会工作群体的自我承认，从形式的承认走向实质性承认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基本发展方向。参见王思斌.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J].河北学刊,2013(6):108-113.的方向迈进。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情境层面探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问题(3)本文所探讨的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农村场域内通过有效实践来实现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价值的过程。当然，农村社会工作价值的实现有多种途径，本文仅从实践领域的情境层面展开探讨。，以期为社会工作在农村场域的价值实现提供可行路径。
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探讨，首先涉及实践场域的问题。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的生活世界转向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前提，而情境则成为实现农村社会工作价值的实践场域。
2.1 面向生活世界：社会工作实践的悖论破解
社会工作是一门讲良心的实践性学科，更是一项以实践为本的制度[12]。实践性乃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之一。对现实的关联性与回应性构成社会工作发展的主线，面向实践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3]。改革开放后，专业社会工作的重建以社会工作教育的恢复和重建为起点，并与国家的建设目标和宏大叙事紧密联结[14]。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专业社会工作“对上负责”的发展逻辑，呈现出“悬浮式发展”的困境。葛道顺在分析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问题时指出，国家层面对社会工作的迅速推动导致社会工作发展的表面成绩斐然，实则造成两大问题：一方面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难以落地；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职业不易被理解和接纳[12]。侯利文等学者认为，这种“悬浮式发展”困境主要体现为：作为一种制度构件，社会工作漂浮于既有的社会体制系统；
作为一种专业和职业，社会工作脱嵌于既有的社会职业分工体系；
作为一种治理创新手段，社会工作“悬空”于既有的社区治理场域；
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社会工作错位于既有的社会需求结构[13]。徐选国认为，在“嵌入系统”的社会工作范式下，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立足点和落脚点错位导致其专业自主性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其治理的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彰显[15]。
针对专业社会工作“悬浮式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给出了解决方案。一部分学者强调重塑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在“找回社会”中改善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度。社会工作嵌入国家体制中获取合法性和资源，虽然是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现状的一种必要选择，但违背了其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机制的本质，因此，社会工作转型的核心在于恢复其保护社会的属性，在积极干预中促进社会进步[16]。从需要与结构视角来看，社会工作发展的合法性基础与内在动力是社会需要[17]，因此，我国社会工作服务供给必须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应坚持底层驱动[12]。从主体与行动视角来看，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是指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系性为目的和手段的特性[18]。社会工作要回归“社会性”，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努力创造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凝聚社会共识。此外，社会工作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当合力推动社会转型[19]。从重塑场域视角来看，有学者提出应当将“社区”带回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中心，重构“社区”的社会属性，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寻社会工作的社会性[20]。具体来看，专业社会工作者应当扎根基层社区，与其他力量一起在社区层面构建多元参与的整体性治理框架[21]。
重塑“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工作如何“落地”的问题，但并未有效解决如下困惑：社会工作“落地”到何处才能找到根基？对此，部分学者从生活世界的角度出发，强调社会工作通过扎根生活世界来摆脱“悬浮”困境。生活世界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词汇。当代西方学术界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现象学模式下对“生活”的理解和侧重，认为人的生活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生活世界是作为主体的人所赋予其意义的世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普遍性领域；
另一种是社会学模式下对“世界”的理解和侧重，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们通过交往而建构起来的活动背景，其本身是社会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总的来看，生活世界是人的生活所必须涉及的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统一体[22]。社会工作以增进个人和组织福祉为基本目标，而个人和组织福祉的实现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生活世界中来，因此生活世界才是社会工作的真实根基。社会工作应当立足于生活场域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满足服务对象在流变生活中的需求。从生活世界出发是社会工作摆脱“悬浮”困境的一种有效途径[23]。如果将社会工作纳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破解体系中来，那么社会工作可能需要从以往的嵌入系统转向嵌入生活，在助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建构中完成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15]。
2.2 联结情境：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再审视
农村社会工作作为我国社会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和发展不仅有利于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和发展难题，而且能够促进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创新。可以说，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探索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24]。但我国农村社会工作起步较晚，目前处于“初萌化”发展阶段，还只是一种多方利益主体的愿景性表达。社会工作主要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均集中于城市问题层面，农村场域的问题则被边缘化和淡化[25]。当前国家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建设，那么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发展中究竟如何介入和发挥作用？这个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因为其关系到社会工作在农村场域的价值实现。
如果认同当前学界关于专业社会工作“落地”到生活世界的基本观点，则社会工作者可以扎根农村生活世界，满足农村社区需求并解决相关问题。如前文所述，将专业社会工作“落地”到生活世界有效解决了社会工作面临的“悬浮”困境。但仅停留在生活世界层面，似乎仍未解决如下问题：生活世界仍然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以实践性为本质属性的农村社会工作如何扎根纷繁多变的生活世界？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则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尚难实现。如此，则有必要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进行再沉淀。
如果追溯社会学理论发展历史，会发现不少学者关注和探讨“情境”问题。托马斯是社会学领域较早将“情境”一词抽离出来并单独探讨的学者，其结合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的理念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思想提出“情境定义”，即在任何自觉行为之前的审视和考虑阶段，人们的情境定义一旦确定下来，便会产生相应的客观行为[26]57。美国社会学家卡尔认为，社会情境是一个包括人、文化属性、特定意义、关系、时间和空间、动态过程等要素在内的紧急配置[27]；
吉登斯将“情境”界定为时空序列中各种在场和不在场的交织关系，社会生活则是由这种交织关系构成的[27]；
波普尔指出，情境是社会现象中人际互动的复杂网络[28]；
科林斯认为，只有通过微观世界的情境之间不断的衔接和重复，才有可能构成真实的宏观社会结构[27]。社会工作理论学者虽然并不直接探讨“情境”，但将“人在情境中”作为社会工作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模式和实务原则。在社会工作领域，“人在情境中”这一理论较早由玛丽·里士满和珍妮·亚当斯在20世纪初的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中推行。里士满主张通过社会诊断的方法检视个人需求与环境之间的互动问题，亚当斯则通过社区改革实践来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29]251-255。20世纪50年代，托尔正式提出“人在情境中”的概念，强调个人行为同时由其内在心理因素和外在社会因素构成[30]193-194。借助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理论对情境议题的探讨，笔者尝试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沉淀到“情境”层面。
2.3 情境解读：实现农村社会工作价值的实践场域
从情境层面探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相较于城市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情境性更强(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社会工作实践就不能用情境来表达。事实上，无论城市社会工作实践还是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都是在具体情境中展开的。。城市社区的日常生活空间和时间较为明确，甚至可以精确度量，而农村社区的日常生活时空具有绵延性、弥散性和非结构性[31]。社会工作者一旦进入农村，便意味着进入具有弥散性和绵延性的农村情境，社会工作者必须浸入情境，同时处理好自身与情境的关系，才可能有效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其二，当前学界已经有部分学者使用“情境”等相关词语来探讨社会工作问题。阮曾媛琪提出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处境化的[32]114-115。童敏等人认为中国社会工作走的是一条场景服务的专业化发展道路[33]。林顺利等人将精准扶贫领域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看作顶层、中层和情境多重嵌入的过程[34]。任敏等学者认为，强调实践的情境性议题具有一般性，其关系到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化[35]。这些研究为笔者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为方便后文探讨，笔者尝试对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情境”进行较为宽泛的界定。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情境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要素：其一，行动者，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农村社区生活的人、其他利益相关者等；
其二，特定的时空结构，诸如生产的时空、生活的时空，实际上就农村社区而言，生产和生活时空往往交叠在一起，其边界是模糊的；
其三，文化要素，包括语言规则、日常生产生活规则、正式制度等；
其四，关系，包括各种在场和不在场的关系；
其五，持续性的行动与互动，包括各类行动者自身的生产活动、生活活动以及与其他力量的互动。
当前学界在探讨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时，常常使用“碎片化”一词来形容社会工作实践推进体系中的实践理念、实践主体、服务内容与主要方法以及评估方式所呈现出的碎片化态势[36]，比如缺乏整合性的理论和实践框架[37]、服务供给的活动化和指标化[38]、实务的不连贯性[39]等。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情境转向，可能会有人质疑：单纯强调微观情境，是否可能导致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产生上述碎片化问题？在此，笔者想说明的是：情境化不等于碎片化。一方面，农村领域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情境化的，如果社会工作者无法浸入情境、做情境中的实践者，就难以据此展开行动从而有效回应农村社会需求；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所关涉的情境虽然微观且复杂，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仅停留在单个情境层面，而是可以将这些微观且复杂的情境实践串联起来，从而跳出单个情境实践可能导致的碎片化问题。事实上，社会工作者的有效实践一定不是单个情境中的单个行为，而是多个情境实践相互交织的结果。由此，情境化不仅不等同于碎片化，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情境化恰恰是社会工作实践摆脱碎片化困境的重要途径。质言之，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应当从“面向生活世界”转向“联结情境”。农村社会工作在实践层面的情境转向，有助于推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与机制的创新，从而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价值。
情境转向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面向生活世界”的新的解释视角。从情境层面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重在阐述“何以可为”的问题。总体来看，情境视角下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过程逻辑涉及社会工作者如何进入并辨识情境、如何处理情境并展开实践行动，以及如何衡量“改变的发生”。
3.1 情境辨识
所谓情境辨识，是指社会工作者与情境要素建立关系的过程。社会工作者一旦进入农村，便意味着进入具有较强时空特性的各类农村情境中来，这些情境是杂乱而模糊的，甚至是千头万绪的[40]。社会工作者展开具体的社会工作行动之前，需要有一个情境辨识与解读的过程，也就是厘清农村的社会现状、社会结构、社会问题在具体情境中的体现、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在复杂关系中的体现等。社会工作者只有经历这种情境辨识与解读，才能真实地浸入农村情境。
首先，以何种身份和态度进入情境至关重要。在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将自己作为情境的学习者而非干预者。社会工作者应当避免带着问题进入情境，否则很容易将农村社区的某一细节问题进行夸大，从而影响对社区的整体判断。作为一名学习者，社会工作者应当秉持对“未知世界与知识”的好奇心和探索力，需要清楚地知道农村社区之所以如此，是受特殊的物理环境、历史和社会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而成；
即使事先已经知晓村庄的部分基本情况，也不要大胆预测，因为手头拿到的字面材料或接收到的语言信息远不能等同于现实。
其次，明确身份和态度之后，社会工作者需要面对的是以何种行动方式与情境建立关系。对此，张和清等人提出的扎根农村社区的方法尤为重要，他们认为社会工作者要在村中建立据点，并长期居住和生活在村里，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41]121。这一方法强调社会工作者通过深度参与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从而全面深入地理解和体会“当地”的人及其文化生活方式。当然，“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一种总结性的行动，具体来看，在情境辨识阶段，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至少涉及如下内容：第一，以“此情此景”[42]为切入点，与村民自然地接触，比如在田间地头一边帮助村民劳作一边与村民谈论庄稼收成，到村民家中喝茶聊天，路遇村民随即闲谈，参与村庄的各类仪式等；
第二，遵循当地的时空结构，由于在农村场域中与生产劳作相关联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城市“朝九晚五”的工作规律，所以社会工作者必须按照村民的作息规律来安排自身的工作；
第三，理解和学会使用当地的话语，初进农村，社会工作者应当学会使用村庄的语言与村民交流，避免产生因村民“听不懂”而导致的尴尬；
第四，将村民作为“田野中的报道者”，在村民的讲述中探寻乡村要素。通过深入乡村和农民生活，社会工作者应当在生计、社会、生态、文化层面对村庄情况有相对清楚的了解，具体包括：生计层面的生产方式、经济收入与支出、村民的生产技能等；
社会层面的村民角色、村民关系维护平台、组织制度等；
生态层面的自然景观及物种的保护、环境污染等；
文化层面的建筑、节日和仪式、信仰、行为规范等(5)昆明市呈贡区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在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方面秉持如下理念：理想的社区可持续发展应该是经济上具有可行性、社会上具有公平性、文化上具有适用性、生态上具有安全性，并认为应当从生计、社会、文化、生态四个层面来整体性地理解社区。。
在情境辨识阶段需要把握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对情境的辨识应当达到何种程度？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可以作为参考。
第一，话语体系的对接。社会工作在追求高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专业性的话语体系[43]，这一专业话语体系与农村的情境性话语体系显然是不同的话语世界。作为“村庄外来者”的社会工作者带着这种专业话语体系进入农村场景时，如果不能与农村情境中的话语体系对接，则很容易导致社会工作者与村民无法在同一语境中沟通，使得社会工作者难以被村民接纳和理解。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将专业话语进行调整，使其适合于情境话语体系。专业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只有基于“共同语言”[44]，才可能展开持续性的关系建构。
第二，情感的建立。社会工作强调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明确的契约性和边界性，而在农村场景中，这种专业关系则根本行不通。社会工作是一项道德实践[45]，在实践性的道德介入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工作是否真的造福了受助者呢？我们如何确保我们所理解的福祉于受助者而言就是真的福祉而不是社会工作一厢情愿的想法呢？”[45]这要求社会工作者必须对其所在的农村情境有深入的了解和体会，与此同时，应当和农村情境要素建立情感联结，其中不仅包括与村民之间建立熟人关系，还包括与农村情境中的其他要素建立情感纽带，比如一处美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一段令人难忘的村落记忆、一套独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服饰、一场富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活动等。如果不以情感为基础，社会工作者就很难对农村情境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笔者曾与多位农村社会工作者接触，发现他们对所在村庄的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且很享受这种关系状态。此外，关系的建构具有双向性，社会工作者主动融入村庄情境的同时，村民也逐渐了解和接受作为“村庄外来者”的社会工作者，并将其看作村庄一员。
第三，对专业与情境的初步反思。社会工作者进入农村，在对农村情境要素进行辨识与解读时，必须保持对专业与情境关系的初步反思。如果没有这种反思意识，社会工作者与情境要素相遇时，很可能出现仅秉持专业性而与情境格格不入或者完全陷入情境而忘却专业性的情况。如果社会工作者仅遵循专业逻辑与自身的判断和偏好，就容易忽略农村情境中的逻辑和知识，那么之后的工作很可能是一种盲动[46]。同时，社会工作者与农村情境要素建立关系，并不意味着摒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专业性知识与情境性知识的契合点。当然，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技术方法渗透到农村情境中是一个具有较长时间的持续性过程，仅在情境辨识阶段恐难达成，但社会工作者只有在这一阶段树立反思意识，才能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3.2 情境处理
所谓情境处理，是指基于对农村情境的辨识与解读，发展出行动经验，以促进社会工作与农村情境要素的融合并实现农村情境改善的过程。社会工作者对情境进行辨识与解读的目的在于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面临的情境千差万别，社会工作者很难按照特定的程序或统一的规范采取行动，因此，应当从具体情境出发，基于对情境的定义和理解，融入情境中去强调介入的有效性[35]。同时，社会工作者一般是带着项目指标进入农村情境的，这些项目指标与农村社区的问题和需求相联系，社会工作者必须学会将项目指标揉碎，进入农村情境并与其相融合，才可能生发出有效的行动。虽然农村情境本身是复杂而多变的，但社会工作者并非无从下手，而是可以坚持这样的行动逻辑，即在情境中激发主体性、建构公共性并促进发展性。在实践操作中，三种行动逻辑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先次序，因为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结且融于具体情境的，因此哪方面的条件成熟就可以从哪里开始，同时需要注意三种逻辑的相互关联性。
第一，在情境中激发主体性。首先，这里的主体性主要指农村情境中的“人”的主体性，不仅包括单个的人，还包括组织起来的人。归根结底，社会工作是一项为了“人”的工作，社会工作者只有激发出农村情境中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坚信改变的力量来自村庄内部，才可能产生有效的行动。从个体层面来看，激发主体性和能动性，需要在客观看待村民个人、家庭能力以及所处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发掘村民个人的潜能，调动其积极性，使其在摆脱个人及家庭困境、实现个体发展中扮演主体角色[47]。从社区层面来看，社区人才的挖掘和本土组织的培育是实现服务在地化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会工作者培育的社区骨干和社区组织不仅能够作为协作者确保外来项目融入农村情境，统筹各类资源从而使基础服务和社区治理工作落到实处，还能作为引导者激发其他村民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工作者离开农村社区之后，这些社区骨干和社区组织能够继续开展工作，从而真正实现服务的在地化。其次，主体性还包括农村情境中的其他有利于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因素，比如社会文化资源。实践证明，地方性社会文化资源的挖掘往往能够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48]。
第二，在情境中建构公共性。与其说在情境中建构公共性，不如说利用原有情境要素创设新的蕴含公共性的情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社区缺乏公共性的问题凸显出来，如何建构农村社区的公共性、促进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有效联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议题[2]。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其一，打造兼具文化性、社会性、经济性和生态性的公共空间。部分学者在谈及构建社区公共性的问题时提出应当通过建设硬件和软件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来提高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49]。其中，打造和活化社区公共空间是推动社区发展、巩固社会资本、培育社区公共性的重要策略[50]。笔者认为，可以在农村情境中建构公共性，即农村场景中的行动者利用社区原有的情境要素，比如闲置的民宅、废弃的材料、陈旧的物件等，共同打造兼具文化性、社会性、经济性和生态性的公共空间，以此来培养社区集体意识、增强社区公共性。笔者在广东从化仙娘溪村调研时发现，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和村民一起使用当地材料铺设活动广场，利用废弃材料建设社区厨房，还将一处闲置的民宅改造为村民会议室。以社区厨房为例，公共空间的社会性体现在村民将社区厨房用于村里的老年人聚会、妇女跳舞以及村民聊天等；
将乡村废弃的各种材料重新利用起来，则不仅具有节约成本的经济意义，也具有倡导村民减少浪费的教育意义，更体现了保护环境的生态意义。其二，以公共性议题激发村民做出改变。如果说打造公共空间是为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搭建平台，那么公共性议题的提炼和解决则直接塑造了社区公共性。比如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社区会议等与村民一起找到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让这些问题成为社区公共议题，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增强村民的自主意识和民主决策能力。用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一位社会工作者的话来说，其工作就是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中创造各种机会促进大家互动、合作与反思。
第三，在情境中构筑发展性。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已经由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不能将农村社会工作仅仅理解为单一的人群聚焦和服务供给，而应将促进乡村全面发展作为基本导向。社会工作者在农村情境中，无论是激发主体性还是建构公共性，其目的都在于促进发展性，其中主体性是发展的动力、公共性是发展的保障。社会工作者在依托主体性和公共性促进社区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基础服务与发展的关系。张和清指出，减贫、发展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使命，针对困难群众的个案救助只能治标，只有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才能治本[51]。因此，社会工作者应始终明白，基础服务是策略，发展才是目标。如果说在开展基础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和服务对象是村民，那么社区发展则是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共同推进农村社区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与发展的过程。其次，应充分激活农村情境中的各种要素。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在内的乡村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工作者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当将农村情境中的要素视为资源，充分激活并有效利用。在对农村情境中的各种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发展计划，进行市场调研，在帮助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传承和创新乡村文化，实现乡村的产业和文化振兴；
在主体性和公共性建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挖掘和培育本土人才和组织是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的重要手段；
社会工作者要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社区发展过程中与乡村其他力量一起注重保护自然景观与物种，避免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浪费，从而实现乡村生态振兴。
3.3 情境转变
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情境转变是指在社会工作者深刻的情境辨识和细腻的情境处理的基础上农村情境要素产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既可能是单项情境要素的变化，也可能是多项情境要素整合性的变化;既可能是短期内较为明显的变化，也可能是较长时期的缓慢变化。社会工作者应当明白，任何单项的外部资源输入或项目执行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问题并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其工作重心应该是充分激活农村情境要素，使其在时间的沉淀下发挥效能。
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情境转变，首先可能是“人”的转变。村民从独自生产和生活的场景中走出来，进入具有公共性的情境中，彼此独立的个体被连接起来，在此过程中，村民个体开始关心村庄里的其他成员，并关注村庄层面的发展。伴随而来的可能是某些群体的自力更生和互帮互助意识被激活，从而在想法和行动方面产生变化。这种转变既来自社会工作者的“软磨硬泡”，也来自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在思想上的激荡和行动中的“摸爬滚打”。无论如何，大家通过生活在一起，重新找回了对村庄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这既成为村庄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更是社会工作者衡量情境转变的重要方面。
其次，其他情境要素的变化。从情境的时空结构要素来看，村民的行动空间拓展情况成为重要参考指标。社会工作者进驻农村之前，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农村场域的村民虽然有着比较固定的日常生活规律和行为规则，但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村民往往会拓展原有的行动空间。比如村民对其与社会工作者共同打造的公共空间的利用、公共性议题的探讨与行动方案的设计往往由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在公共空间内完成，公共空间的利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行动者的互动状况。再如村民走出自己所在的村庄，与周围村庄产生联系，共同扩大某种农产品的生产规模，或者村民自发组织到更远的地方参观学习。在文化要素方面，村民因与社会工作者长时间接触，对社会工作专业逐渐了解和认可，并将社会工作的专业术语适当融入地方性语言中；
在村民与社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某项沉寂的文化资源开始“活”起来。
在衡量农村情境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至少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反思。其一，社会工作者一般是带着项目任务进入农村情境的，在情境转变方面，社会工作者必须不断反思，如何将项目任务的完成情况与情境要素的转变相结合，从而既能完成短期性的项目指标，又能促进情境要素的持续性改变。其二，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转变。社会工作者进入农村情境，便意味着其成为农村情境中的一个要素，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不断辨识和处理农村情境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改变，这种改变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社会工作服务能力的提升，还包括与农村情境中其他要素的情感联结，同时更包括社会工作者自身在语言、生活习惯、处事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王思斌教授曾使用“嵌合”一词来分析和概括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机制问题，并将“嵌合”的概念界定为不同事物之间的嵌入或互嵌，结合形成新的嵌合体，能较好地合作、协同、整合和一体化行动的现象(6)2020年11月22日，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举办第57期社会工作系列沙龙，王思斌教授主讲的题目为“中国社会工作：从嵌入性发展到嵌合发展”，其中提出“嵌合”的概念。。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农村社会工作的情境嵌合是指社会工作者进入农村情境，在不断反思和行动中与农村情境互嵌，从而达到一体化行动的过程。农村场域内的社会工作应当立足于情境实践，并通过情境交织实现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情境嵌合，进而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价值。
4.1 在情境交织中迈向情境嵌合
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情境是多元且复杂的，社会工作者如果仅仅聚焦于单个散乱的情境，则其实践往往呈现碎片化状态，这无益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向情境嵌合迈进。因此，农村社会工作的情境实践需要经历情境交织的过程，才可能实现情境嵌合的目标。所谓情境交织，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农村情境中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的同时，秉持反思与开放的精神，打破针对单个情境展开行动的思维定式，运用关系思维不断地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情境相关联的过程。通过情境交织来实现情境嵌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实践中以情境交织实现情境嵌合。聚焦于情境视角，社会工作者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一方面需要处理单个情境中的细节问题，因为农村场域的问题首先体现在日常琐碎的生产生活中。社会工作者与农村情境要素建立关联，开展基础性服务以解决个人、家庭或群体问题，都是基于特定的农村情境。这种情境性、细节性问题的解决，考验的是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和基础服务能力。但仅有单个情境中的具体实践，还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工作的情境嵌合，因为农村情境中的具体问题往往包含历史性、结构性因素。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具体实践的同时，还必须将这些琐碎的情境串联起来，在整合性地看待农村问题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同时以关系思维构筑农村社会工作情境交织的“点线面体”(7)何雪松教授曾结合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的研究，提出城乡社会学研究的“点线面体”框架。笔者受此启发，提出“以关系思维构筑农村社会工作情境交织的点线面体”的基本观点，用来说明农村社会工作者实现知识生产的一条基本路径。参见何雪松.城乡社会学：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19(1):83-88.。所谓“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者如何看待单个情境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
二是社会工作者如何把握自身与情境之间的关联性，这涉及如何处理社会工作者自身在不同情境中的角色发挥等问题。所谓“线”，即农村实践场域内不同情境之间的关联性，社会工作者不仅要面对单个情境中的具体问题，还要将不同情境中的问题串联在一起，整合性地看待农村场域内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所谓“面”，即农村情境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的关联性，社会工作者需要明白，农村呈现出的“如是”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宏观社会结构的影响，所以必须跳出农村情境来认识农村问题。所谓“体”，即在情境交织中引入历史思维，思考农村问题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我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在自我反思中以情境交织实现情境嵌合。作为情境中的实践者，社会工作者首先应当具备在单个情境中进行自我反思的能力。当然，即使面对同一情境，不同的社会工作者也会有不同的问题思考和处理方式，所以在单个情境实践中进行反思，社会工作者并不一定要说明其是在何种理论基础上使用了哪些具体方法，因为其往往是在“此时此地”采取的即时性行动。社会工作者需要思考的是，为何会在此情境下形成这种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社会工作者的反思不仅包括对单个情境中具体行动的反思以及对基于情境交织的更大范围行动的系统性反思，还包括对社会工作者自身的省思。社会工作说到底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情境中，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因素至关重要，其应当在自我剖析中增强行动力并不断成长。社会工作者往往与其他团队成员一起在农村情境中开展社会工作实践，团队成员之间的对话对社会工作者进行自我剖析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团队其他成员的不断追问，社会工作者逐渐对自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并深刻反思自身为何会形成特定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这种模式会给自身及社会工作实践带来哪些影响等。这种对自我的探究过程也是自身与情境之间不断交织的过程。
4.2 在迈向情境嵌合中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
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价值，离不开社会工作者基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与反思所形成的对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具体来看，包括以下三个层面：其一，研究力，即社会工作者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运用研究式思维识别情境，并在持续性行动中改善情境的能力，这种研究力主要指向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贡献；
其二，现实回应力，主要指向解决农村社会问题、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实践贡献；
其三，行动力，即社会工作者通过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与反思，寻找到改变的方向和行动的力量，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社会工作者只有增强这三种力，才可能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而社会工作者只有不断迈向情境嵌合，才可能增强这三种力。质言之，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和反思的基础上迈向情境嵌合，从而在增强研究力、现实回应力和行动力的过程中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价值。
第一，在迈向情境嵌合中增强研究力。关于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当前学界普遍认同“研究者即为实践者，实践者即为研究者”的观点。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体系。有学者提出应当从知识运用转向知识创生，从而促进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与专业化提升[52]。延续这一思路，笔者认为，从农村社会工作价值实现的角度来看，知识创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迈向情境嵌合的过程。社会工作者在有效联结单个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情境的基础上实现情境的脉络化，在改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情境的同时促进知识创生，从而为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在迈向情境嵌合中增强现实回应力。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与解决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问题密切相关，由此，社会工作被赋予了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实现服务型治理[53]、增进社会和谐、促进共同富裕等多重价值内涵，这要求社会工作必须增强对现实的回应力。从农村社会工作角度来看，这种现实回应力不仅体现在对农村情境中具体问题的解决，还体现在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推动农村发展。此外，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重心已经由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村发展的扶持政策，社会工作者应当及时关注相关政策文件，深入解读农村发展的顶层设计方案，并在农村社会工作的情境性实践中落实相关精神，才能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和时代使命。总之，社会工作者通过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和反思迈向情境嵌合，在此基础上增强社会工作对现实的回应力，从而为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提供实践基础。
第三，在迈向情境嵌合中增强行动力。唐纳德·A.舍恩指出，实践本身是行动与反思的连续系统，专业实践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实践者在面对模糊性的实践情景时，需要通过反思行动来解决实际问题，并不断形成新的认知[54]42-43。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情境视角来看，社会工作者通过单个情境中的行动反思来增强具体行动力，同时通过情境交织过程中的行动反思以增强系统性行动力。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可以从对自我的反思中寻找到改变的方向。质言之，社会工作者在对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系统性反思的同时，保持对自我的觉察和反思，由此才能在承接历史和前人的经验中寻找到行动的力量[55]。这种行动力的增强为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奠定了行动根基。
当前，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以及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受到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的生活化转向的启发，借助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理论对情境议题的探讨，本文从情境嵌合视角对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情境嵌合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承接社会工作“面向生活世界”的议题，将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场域沉淀到情境层面。社会工作者从辨识情境到处理情境再到衡量情境转变的一系列情境实践，回应了社会工作者在农村情境中“何以可为”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并非仅仅停留在单个情境中的碎片化行动层面，而是通过不断地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情境相互交织，从而实现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情境嵌合，并通过情境嵌合来增强研究力、回应力和行动力，最终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价值。
本文意在从情境层面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问题，囿于研究议题而存在以下两方面局限。其一，本文所提及的社会工作者主要指外来的社会工作者，本地培养的社会工作者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对于本地社会工作者而言，更多的可能在于如何更好地处理村民与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问题。其二，本文着重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问题，对于其他力量在农村社会工作价值实现方面的行动着墨不多。此外，农村情境内部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对社会工作者的影响，需依据具体情况另行单独构思与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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