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承军
(南京师范大学 图情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7)
北平“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入河南后，焦作工学院学生率先响应，以通电、宣言、集会等方式声援，并组成“焦作工学院学生救国请愿团”南下请愿。他们途经新乡、郑州、开封、徐州和三铺等地，一路宣传抗日，对河南省“一二·九”运动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高宪锬等领导人回忆缺失，学界对焦作工学院(以下简称“焦工”)“一二·九”运动的整体叙述和重要细节至今不够全面清晰。如，运动前后焦工有无中共地下党组织或个人活动？运动骨干分子后来去向如何？有哪些人走上革命道路？ 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探究和补正。
焦工的前身是英国福公司与中原公司于1915年合办的河南福中矿务学校，为国内唯一矿业最高学府，又是河南省建立的第一所大学，颇受当局重视。
运动前两月，焦工尚处建校二十周年吉庆气氛中，汪兆铭、邹鲁、刘峙、翁文灏、梅贻琦等政、教界要人纷纷发来题词或贺函。同时，新一届学生会成立，推选土木工程系大三学生高宪锬担任主席。而此时，省城各校一律不准学生结社。相对而言，焦工环境宽松，师生关系融洽，学生思想活跃，有一定自主性。张清涟院长在纪念大会中说：“师生合作精神特别显著，均以学校为前提，毫无封建思想，总能造成朴实学风，故本院常有一种独立精神。”[1]
1934年，中福公司经营欠佳，焦工办学经费出现较大缺口，教学受到影响，以至1935年初竟无法开学。国民政府遂委派翁文灏为整理专员，联同孙越崎总经理对公司实施整顿。而学生们则尽其力与学校共克时艰：
趁河南主席刘峙出巡豫北之便，特于31日推举代表杜宗锬、牛葆德、张如宾、高宪锬等四人面恳救济。刘氏深认该校在国家工程教育上之重要，当允返汴后即令每月拨发补助费2 500元，并允与两矿整理专员翁文灏及省府妥筹有效办法。随谒翁专员，翁氏表示对该校经费绝对负责，即将增至某数，使教授薪给不至减低，设备不致简陋。[2]
在政府、中福公司和焦工师生共同努力下，加之翁、孙二人对公司卓有成效的改革，焦工的办学经费得到保障，焦工很快起死回生。期间，学生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轰轰烈烈的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中，焦工的“合作精神”与“独立精神”得以进一步体现。焦工有来自平津地区的同学20多名，焦工学生通过报纸及平津同学亲友的来信获知北平学生遭到军警严厉镇压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北平学生。
《豫北日报》于1935年12月17日首发快讯，报道“焦作工学院学生以我国垂亡，迫在眉睫，乃组织学生救国会，派代表牛葆德、高宪锬昨晚过新赴汴与省垣各校交换意见。”12月22日又进一步报道“牛、高二人到汴首先与与河大代表裴鸿泽、鲁建越等接洽，双方意见一致……进行各校联络工作，俾组织河南全省学生救亡会。”另外，《焦作工学院周刊》(1936年17—18期)上也有相同记载。
焦工学生运动于1935年12月16日发起后，学生会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召开全院学生大会，发表反对华北伪组织的宣言；
二是成立“焦作工学院学生救国会”，推选高宪锬担任救国会主席；
三是委派高宪锬、牛德葆二人当晚即赴开封与河南大学等校联络，商议组织成立“河南全省学生救亡会”。这表明，北平“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河南后，最先行动起来的是焦工学生。史料显示：12月18日，河南大学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12月21日，开封40余所大、中学校教职员生12 000余人在河南体育场集会反对华北伪自治；
12月23日，开封全市大中学校学生13 000余人齐集河南省政府门前，向省政府递交请愿书，并举行游行示威。这表明，开封学生的声援行动晚于焦工学生，运动伊始，焦工学运骨干就意识到，欲将河南学运深入开展下去，必须建立全省学生组织以便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遗憾的是，高、牛二人“此次卸任赴汴，结果甚微，省城各校学生爱国热诚甚高，惟学生内部缺乏组织，以致爱国热心不易表现”[3]。
学界一直以来都认为“一二·九爱国运动在河南正式展开是以开封各校学生声援北平受难青年为起点，在焦作、许昌等地引起巨大反响而波及到全省广大城乡的”[4]。此说与史实存在偏差。
由《豫北日报》1935年12月18日刊登的一则《焦作学联致宋哲元保障爱国运动》的电文推断，焦作学联成立日期为12月16日或17日。而从“愿率三千学生为后盾效死疆场”可知，以焦工学联为主体的焦作学联能够动员起全市各校三千学生共同开展爱国救亡运动，这是河南“一二·九”运动不容忽视的一支生力军。
12月22日上午9时，焦工学生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第二次全院学生大会：
讨论响应北平爱国运动之有效办法，结果议决：1.通电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2.通电宋哲元保持抗日精神；
3.通电慰问北平受伤学生；
4.自本月23日开始罢课；
5.于23日上午9时假本市公园召集各校开会，并游行示威，以资唤起民众注意。[3]
这五项重要决议，有的已完成，有的在一两天内落实。
12月23日上午，焦作学联组织全市大、中、小学在中山公园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集会。
工学院学生自治会，为响应北平爱国运动，曾派代表赴汴与各校交换意见及召集本市各校开会并游行示威，业已造志本报。刻该自治会为贯彻始终达到救国目的起见，经大会决议，组织全体学生请愿团赴京请愿。[5]
23日，焦作市各校学生开救国大会，继以游行，并推本院学生赴京请愿[5]。
集会意义不仅限于焦工学生组织发起全市学生共同声援北平学生行动本身，更在于将组团赴京请愿的决定昭示社会。焦工学生通过报纸将焦工学生救国请愿团的请愿通电、请愿目的、组织机构和请愿条件一并公诸于世，以期达到扩大焦作学运影响和唤起民众之目的。《豫北日报》进一步报道：
请愿通电 ……国势阽危，于斯已极。本会恨于匹夫有责之义，抱誓死拥护领土完整之决心，爰决议全体晋京，作振臂之高呼，谋众志之成城。尚希我河南同胞，激义兴起，共此敌忾，使叛逆闻风而丧胆，狡谋知难而不进。[6]
请愿目的：北平学生，业已站在前线，竭尽心力，不惜性命，一次二次地在狂风怒吼中，拼死反对伪组织自治运动，其牺牲的精神，救国的勇敢，实可以表现一个大中国人！同胞们！河南是中原重地，我们同是中国人，唇亡齿寒，覆巢的痛苦，当不能忍受，爱国之心，报国之诚，更不会后于人的。我们请愿的目的，就是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并督促政府早定救国大计，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敌。[7]
组织机构(略)
请愿条件：一、全体总动员，一致救国；
二、请求政府取消华北伪组织；
三、要求保障学生之爱国运动；
四、请求政府惩罚此次北平残杀爱国青年之元凶；
五、请求政府保持领土与主权完整；
六、请政府公布外交大计；
七、请政府明令讨伐殷逆汝耕；
八、请求政府解放言论与集会结社之自由。[5]
从12月16日发起运动到23日进京请愿的8天内，焦工学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健全自身组织、联系外地学校、发动本地学校和通过报刊宣传造势诸方面行动迅捷。较之其他学校，考虑问题更全面，制定计划更周密，准备更充分。他们意识到组建河南省学联已不可能，只能依托焦工学生力量自主进行，也无需赴开封向省政府请愿，而应组团直接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向最高当局表达焦作广大学生和民众坚定不移的爱国救亡意愿，同时让全国人民知晓。
对比同时期开封、许昌、郑州等地学生的请愿要求，焦工所提条款更多，针对性更强。如，开封各校学生12月23日首次向省政府请愿时，因准备不足，临时提出的请愿要求仅有五条：呈请中央电慰北平同学、外交公开、严厉制裁宋哲元、提倡学生爱国运动、取消华北伪组织。直到29日第二次向当局正式递交请愿书时才进一步充实。这说明，焦工学生最早认识到，要想有力声援北平学生，须与北平学生在思想认知上保持一致，不能只提反对华北伪自治和要求政府抗日，还应提出开放民众运动、争取民主与自由的主张和诉求。
焦工学生请愿前后(12月16—28日)分别以焦工学联、焦作学联和焦工全体学生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发布的通电、宣言、告民众书等文告：《焦作市学生联合会电宋哲元保障爱国运动》《焦作市学生联合会电慰北平受伤同学》《焦作工学院学生晋京请愿通电》《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告民众书》《焦作工学院学生救国请愿团组织机构与请愿条件》和《焦作工学院学生告民众书》。这些文告多为公布后一两天内登报，数量居河南省各校之首。其突出表现引起国内多家报刊关注，例如，《豫北日报》《河南民报》《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上海《时报》和上海《民报》等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增加了焦工学生在全国学运中的分量。
12月24日10时，焦工请愿团144人登上赴京请愿的列车。焦作中小学学生千余人到焦作火车站欢送。下午2时抵新乡，在新乡第一小学召开市民大会。据随行的《豫北日报》报道：
下午4时，假一小，计到各校及市民一万余人。会场秩序十分沉静，莫不义形于色，显出悲愤填胸，满腔热血情形。如议开会后，由大会主席夏子修报告开会意义，继有焦工学院代表高宪锬讲演，旋高呼口号，即开始游行。计经小东街、大东街、西北大街、石榴园、中山街，全队长约二里许，沿途高呼口号。大队抵车站后，向平汉路要求乘车赴京请愿，结果圆满。四区专员闻讯后即派秘书张田民、科长何磬斋、新乡教育局长张慎修，至站劝留。该团以国势日非，不达救国目的不止，决不半途而返。[5]
之后，焦工学生：
8时，乘平汉车南下，深夜一时到郑。25日自晨至午，鹄立站台，候车东行。郑州各中小学同学携慰劳品到站赠送，情绪热烈，精神振奋……午后1时，车轮于高呼口号声中东驶。过汴时稍停10分钟，开封各校代表莅站候送。”[8]
《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6日)报道：
焦工院学生赴京请愿团，一行144人，于昨日(25日)下午5时随陇海74次抵汴，事前并有省立高中、女师、联合、东岳四校学生百余人在站整队鹄候。车到站时，并由高中学生张葆和代表致欢迎之意，当有工院高宪锬、任藻辰二人演讲，表示谢意，并致鼓励之词。据任君语记者，该团此行请愿，目的正如该团告民众所云：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并督促政府早定救国大计，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敌。成败在所不计。谈至此，车已开行。汴校各生与该团共呼“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而别。闻过郑时，一区专员阮潘侪劝阻无效。[9]
焦工请愿团从24日上午出发，于25日下午到达开封为请愿第一阶段。每站都受到当地学生热烈欢迎，请愿团则即刻召集当地学生和市民举行集会、演讲和游行等宣传活动。沿途各地当局均派出官员进行“劝阻”，但均无效。
对于焦工学生而言，真正考验是到达徐州之后。
26日晨，抵徐州车站。车辆之交涉较前更难，军政当局之劝导亦更烈。同学等旋一致决议，徒步南下。午后4时半动身，天色乌黑，始底距徐二十余里之三铺车站。晚风凛凛，细雨蒙蒙，即宿于候车室。27日黎明，道路泥泞，未能继续南行。忽接徐州转到教育部来电，电云：“略，诸君结队来京请愿，爱国热诚，至深感动。惟政府求贯通青年意志，已经定期召集各地学生代表来京会见，此时结队南来，殊非必要。务希速返原校，以表示工学院有纪律之精神。且南京本日起，军警实行戒严，结队请愿，应在禁止之列，特电知照。”10时顷，雨仍未止。教育部特派秘书周淦先生北上，驻徐黄师长南下，同抵三铺，竭力劝导，并表示全力转达一切，俟电政府最高领袖答复。且告以南京已经颁布戒严令，禁止结队请愿，并政府定于1月15日召集各校代表来京商讨一切。同学等势难再行南下，不得不忍痛返徐候复。[8]
从下午四点开始，全体同学冒着寒风和雨雪，沿津浦铁路手拉手肩并肩，在茫茫黑夜中踏着铁路的枕木，一步步地摸索前进。因为路滑，行走艰难，到三铺车站，虽然只走了26公里，却被汗水浸透，不少人腿肿脚胀，有人还发高烧，但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叫苦……三铺是个小车站，附近农民也不过十来户人家。当我们叫开他们的大门时，请愿团的爱国行动深深感动了他们。在站长的带动下，纷纷把我们请进家门，烧火做饭。其他人家也都有啥拿啥，全力支援……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对焦工学生请愿团的爱国行动也是支持的。如中福煤矿公司总经理孙越琦先生等。甚至一些国民党的军政官员表面上也表示支持。如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黄杰也对学生说：“同学们的行动，我完全支持，我如果不抗日，同学们可以枪毙我。”[10]
结合报刊记载，可大致还原焦工学生到达徐州后占轨请愿及当局处置情况。
黄杰奉命停开经徐州至南京的客货列车，说明当局早就作出在此阻止学生南下的决定。但焦工学生不甘示弱，徒步南下，占轨拦车，导致“305次、201次等车停徐，陇海西上快车开兰封，东下车抵郑，两路交通同阻”[11]，津浦铁路交通中断一整天，引发舆论关注、民众同情和高层重视，此为请愿第二阶段特点。
黄杰见强制命令难以阻挡焦工学生，于次日晨赶到三铺站向学生表示，徐州军政当局完全理解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将大家的请愿要求全力转达俟电政府最高领袖答复。这天，被雨雪困在三铺站的焦工请愿团，先是清早接到教育部来电，10时许又有黄、周二人赶来“劝导”，均告南京已实行戒严，政府拟定1月15日召集各地学生代表赴京共商国是。高宪锬等人意识到再坚持占轨已无实际意义。请愿团还收到张清涟院长和焦工教职员会的来电，得知学校全体教职人员于25日晨开会捐款，并推举王蕴三教授携款百元追往慰问，恳望请愿学生速回从长计议。经请愿团负责人研究，决定中午停止占轨，暂返徐州。同时，以焦工学生会名义致电行政院、教育部：
生等徒步至三堡，经教部周秘书、驻徐黄师长劝导回徐，住师部。请愿文已由周、黄转电呈，候复圆满即返。[12]
“请愿文”即前述八条请愿要求，而“候复圆满即返”言外之意，即若无满意答复，则继续留徐抗争。
28日上午，黄杰、周淦会同铜山区专员邵汉元及徐州各中学校长，召集全市中学生代表和焦工请愿团在益智剧院开会，“计到12校千余学生，先由焦工代表任藻辰、高宪锬等报告，继有周、黄、邵三氏劝慰，词意恳挚，全体学生均为感动”[13]。是日，请愿团先后收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俭电。蒋电由黄、周当晚转交，全文如下：
铜山黄师长杰、周秘书淦转焦作工学院学生公鉴：
诸君请愿各点，均已聆悉，爱国热诚，曷胜佩慰。政府前已电令各校推定代表来京谈话，并宣示外交方针，以期同心努力，同赴国难。盼遵照前令，届时推定代表来京，万勿跋涉道途，荒废学业，使国家个人皆蒙损失。此电到时，务须即日安心返校，以负厚望，至深系盼。
蒋中正院俭[14]
从27日晨至28日晚，焦工学生相继收到教育部、翁文灏和蒋介石三封电报。尤以蒋电代表最高当局正式答复，是请愿最后阶段特点。
29日中午，徐埠军政当局暨教育界在民众草堂公宴招待焦工请愿团。午后，请愿团与前往开封处理学生占轨请愿的教育部官员谢树英、徐逸樵、周淦同乘陇海路专车返豫，黄杰等与各校师生代表到车站欢送。晚21时抵汴。31日下午2时许，请愿团返校。
始于1935年12月16日至31日的焦工学生爱国运动，南下请愿是重中之重，焦工学生对此作了反思：
这次敝团工作，事实与理想相去太远，实在有些辜负同学们的期望，鼓起民众为国家国防建设的后盾，原为出发之大动机。而结果因时间及人力之关系，未得普及于乡村间，仅能达于各大车站附近等地。决定之南京终点，复因政府之派员与明令，未能完成行程，益见工作之不彻底。然各地民众及学生，闻风兴起之精神，足证明大中华人心未死，国事尚可有为。只要我们能团结一致，努力的工作罢了。同胞们，我们在河南焦作求学，为什么长途跋涉地跑出来请愿呢？语云：“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我们更可说：“求学为的是救国。”在现状的中国，我们还不起来救亡吗？还容你顾忌着什么吗？[8]
这段话表明焦工学生对请愿有着中肯、清醒的体认。他们特别认识到，搞学生运动，不能单靠向政府请愿，必须唤起广大民众救国热情，方能挽救国家危亡。
焦工学运以一校之力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当时没几所大学能做到。究其因，除独具“合作精神”与“独立精神”外，领导人思想水平高和工作能力强亦为重要因素。如学生会主席高宪锬，曾在校刊《焦作工学生》上发表《建筑基础》等四篇论文，不但社会活动能力强，专业水平也很高。
另一方面，从请愿与被请愿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来看，与后者处置方式不无关系。蒋介石获悉河南学生请愿后相当重视，特派徐逸樵、谢树英和周淦三位中央大员赴豫处理，由徐、谢负责开封，周淦负责焦作，并于28日同时给两地学生发来劝慰电。致开封学生电为：“诸君滞留车站，已历昼夜，爱国情深，甚为感动。兹派徐科长、谢督学前来慰问，望迅即返校。国事诚极严重，然中央必负责匡救，以慰国人。”[15]对照致焦工学生电，显然后者多花笔墨。而蒋之有所偏重，则与翁文灏有关。
翁文灏虽时为政府高官，但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地质学家，他更清楚焦工为国家开发资源而培养地质和油矿人才的重要性，故一直兼任校董，对该校关照有加。得知焦工请愿团在三铺占轨后，他及时致电，表达对学生“远行甚念”，告知“政府已定期召集学生代表来京，诸君意见应以书面见告，或推代表届期来京”，希望“此时即请返校求学”。[16]专给焦工学生发电，是翁在“一二·九”运动初期处理各地学生赴京请愿过程中的特例，从某种程度讲，焦工学生不可能不顾及到翁校董面子。而翁文灏从中斡旋，使得蒋电有“候复圆满”之效，不能不说“御前总管”的作用亦为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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