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杰，姬安婧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行记之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其萌芽则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已带有纪行因素之《穆天子传》《山海经》，以及汉代西域诸书所存人物西行事迹。笔者所述“行记”指以行之所见、所闻、所历为叙述对象，主要以散笔为文，具有纪实性的纪行著述。“西域”则取清代《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所定界限，指东起嘉峪关，西至葱岭，辐射天山南北的广大新疆地区。清代统一西域后，西域与内地交流较之前代更加频繁，清代西域行记不仅在作品数量上超过此前历代西域行记数量之总和，且著作中官员、废员身份凸显，以及行记文风体式发展等方面变化均使清代西域行记较之前代展现出新风貌。
西域与内地间的交流渊源甚早，记载此间行旅之作自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先秦纪行文本如《穆天子传》《山海经》中所存之西域记载神话色彩较浓，纪实性较弱，涉及西域的空间书写充满想象色彩。汉代外交使臣奉命西行，对于西域的空间认知较之先秦更为客观具象，西域行记书写亦多依据作者出使西域的现场经历，纪实性大大提升，原书虽多已亡佚，但内容多被采入史书。而魏晋至唐代，随着佛教自西域传入内地，西行求法运动兴起，西行僧侣于西域行记书写中构建宗教求法的心理空间。这一时期西域僧侣行记如《佛国记》《宋云行记》《大唐西域记》空间书写多与作者宗教经验相结合。唐宋以降，行记一体逐渐成熟并受到文人群体重视，但直至清初，西域题材之文人行记作品数量尚少。
据统计，目前所见清前西域行记共计22部①据康继亚《清人新疆行记中所载碑刻整理与研究》所统计，清以前西域行记共有22部，清代西域行记33部。据王中敏《清代西域行记分类及研究》所统计，清代西域行记共有31部，未记入佚名《使准噶尔行程记》和黄濬《红山碎叶》。，所记行程多仅为过境天山以南的狭义“西域”地区，步履所及之西限则远至今南亚、中亚、西亚诸国，行记空间书写亦多聚焦于域外见闻。如张骞《出关志》佚文所记远至大宛、安息等地，《佛国记》正文共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余字，其中，约一万余字用以记述“五天竺”之见闻经历，《大唐西域记》主要篇幅亦用于记载古天竺各国之事。而已整理统计的清代西域文献中，有清一代西域行记共33部，数量超过此前历代之总和。且清代完成西域统一，并建立伊犁将军府对西域进行长期有效统治，清代西域行记空间书写多以嘉峪关作为东限，以西域诸城如伊犁、乌鲁木齐、莎车等为行程之出发点或目的地，空间书写聚焦于天山南北之广大新疆地区。
在清代西域统一背景之下，清代西域行记创作群体身份与行旅心态较之前代有所改变。清前西域行记以使臣、僧侣为主要创作群体。西域使臣行记以汉代张骞《出关志》为滥觞，现存有唐高居诲《使于阗记》、北宋王延德《使高昌记》、金刘祁《北使记》等作品。僧侣行记则多出现于晋唐，如晋法显《佛国记》、北魏宋云和惠生的《宋云行记》、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玄奘《大唐西域记》等。而随着佛教取经活动消歇、中西外交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以及清代西域统一背景下的治疆需要，清代西域行记的主要创作群体由僧侣、使臣转变为官员、流人。
清代西域官员行记的创作群体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清代统一西域以及平定西域大小叛乱过程中因战事进入西域的随军官员。康雍两朝，清廷多次率师西征，殷化行、宋大业、张寅、方承观等文人随军进入西域，均有行记传世。
随军官员行记中可见康雍两朝入疆官员投身战事，报效朝廷之热情，以及对西域物阜民丰之激情书写。如殷化行《西征纪略》中自言“自念昔在台湾，长愿边疆自效，今既得请，岂徒固封守幸无事已哉”[1]829，又载战事之后边疆安定，国威远扬“三十七年戊寅，狂寇即灭，禁旅悉归……内外无事，年丰物阜，民大和乐”[1]839。宋大业《北征日记》记其自请运粮“今值六龙时迈亲临绝塞，挽运军糈正资群力。臣年力方壮，不及此时图报更待何时”[2]93张。寅《西征纪略》记作者书生受命“闻命之夕，众以余书生有难色。余曰：‘王事也，何敢辞。’趣装遂行”[2]49又载西域统一、声教远扬之盛景，自言撰写行记之意图“是编载西陲风土、山川疆域，以志车书万里一统无外之盛”[3]63。
表1 随军官员行记
另一类为赴任、调任官员及随员。清政府为加强对西域实施有效治理，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府，其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职，大部分治疆官员由朝廷自内地派发。此行实属关内文人难遇之壮游机遇，遂有清代官员将其往返西域行程所历记述以成行记，如庆林《奉使库车琐记》记其入疆任库车办事大臣行程、倭仁《莎车行记》记其赴叶尔羌任帮办大臣行程等。除此之外亦有部分西域官员于疆内调任，将跨越天山南北之行程所历述成行记，如景廉《冰岭纪程》记其在伊犁参赞大臣任内前往阿克苏查办事件之行程，王廷襄《叶柝纪程》记其自乌鲁木齐出发，调任叶尔羌典史所历行程；
又或有部分清代西域行记作者为入疆随员、幕宾，如《西征日记》《东归日记》作者吴恢傑、《西征续录》作者方希孟、《辛卯侍行记》作者陶保廉。
表2 赴任、调任官员及随员行记
表3 流人行记
此类行记创作时间跨度大，且内容繁简有别，既有简要纪程者，如庆林《奉使库车琐记》、吴恢傑《西征日记》《东归日记》，又有记叙翔实、内容广泛者，如景廉《冰岭纪程》、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但总体而言，行记大多体现出作者文章经济、经世致用意识。如景廉《冰岭纪程自序》自言“俾后之往来冰岭者持此为老马之导，或者不无稗益”[4]518。丁振铎言王廷襄《叶柝纪程》“援古以证今，订讹而辨谬，至为翔实，足以备指南矣”[5]847。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自序》言其为刘藜仙先生所劝“方今政府执政诸公，留心边务，先生更宜付印，俾资索考，不宜自秘也”[6]4。徐翔采《书涡阳袁中丞公〈抚新纪程〉后》言袁大化《抚新纪程》“崇论宏议，俨然合政治实业”“据实直书，切近事功”[7]1319。
除西域官员外，清代西域行记另一创作群体是西域流人。清代西域流人行记的出现与清代流放制度相关。据统计，仅《三州辑略·流寓》门所载自乾隆二十五年(l760)至嘉庆十二年(1807)，47年间流放乌鲁木齐的各级官员有372名。大量遣戍官员、文人进入西域将西域行踪记述以成行记。
清代西域流人行记作者以遣员为主，身具“官”与“犯”之双重身份，且多为加恩流放，行旅心态较之西域官员更为复杂。流人洪亮吉因言获罪，本“拟以大不敬律斩立决”[8]2345，后得嘉庆帝谕旨“洪亮吉著从宽免死，发往伊犁，交予将军保宁严行管束”[9]642。洪亮吉于《天山客话》中自言“不知余自经忧患后，夙有戒心，断除笔墨已久，终日危坐”[10]379，表现出畏祸之情。流人祁韵士亦为加恩免罪“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示法外施仁至意”[11]917。《万里行程记》中显露作者豁达乐生之人生态度，如记六盘山遇大风雪之事，“晚无枕寝，独坐达旦，此岂天之所以窘余也耶？然亦殆矣幸矣”[12]10。流人裴景福本任南海知县，因被控婪索而革职，畏罪潜逃后于澳门坐罪，“拟请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13]854。《河海昆仑录》卷首详述其流放伊犁始末，流露出蒙冤受诬之不平，但仍自宽自勉以“仆以疏远小臣，躬蹈大咎，乃荷朝廷始终矜恤，得全要领，犬马馀生，莫非出自再造，即使终老塞上，饮冰茹雪，固所甘也”[14]12。
考据之风在清代发展壮大，成为风靡社会的学术思潮。由于清代重考据、重学问之风气盛行，学重于文成为清人普遍的文化价值取向。故清代文人多以精研经史为尚，好以学者自居，文人群体与学人群体间高度渗透，清代学术与文学之联系较前代更为紧密。
从时间上来看，清代西域行记务实考据之风始自乾隆嘉庆时期。康雍以降，西域行记所记行程安排更为宽松，行记叙事重心由主体活动转向沿途见闻，而创作意图由述功立传转向经世致用，考据内容亦随之增加。从创作者来看，清代西域行记创作群体呈现出学者化。王大枢、祁韵士、林则徐、陶保廉等人皆博通经传，长于考据，身兼文人与学者之双重身份，加之清代文人所能获取的西域文献较前代更为丰富。不仅历代典籍，如《山海经》《尚书·禹贡》《汉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等保存有西域记述，且由于清廷对于西域之重视及西北边疆史地学之兴盛，有清一代亦出现大量西域文献可资清人查考。务实考据风气对于清代西域行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清代西域行记考据内容增加，且常运用考据体例。乾隆嘉庆时期，文网渐密而“学术一趋训诂考订”[15]2，学人“移学术于笔记”开拓考辨杂记之笔记创作路径。清代西域行记多以笔记体为文，杂录行程诸事诸感，内容体式呈现学者化倾向。内容方面，在清学“博证”之方法与“不可袭为己说”之引据规范影响下，清代西域行记记述沿途见闻，好参以佐证，征引之丰富，考证之翔实远甚于前代。清代西域行记之中常征引大量典籍以证行途见闻，如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记“黑风川”一则，记作者亲历见闻外又引《明史》证行途险阻。林则徐《荷戈纪程》记赤金湖，则引高居诲《使于阗记》《元和郡县志》《十三州志》考“赤金”之名。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中记吐鲁番，引《史书》《汉书》《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御览》等书考其地，又引《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汉书·元帝纪》等书，以考官制流变。此外，当朝西域行记亦是重要征引材料。概因清代以前虽已有大量有关西域记载，但多年代久远，又杂以想象与讹误，而清代西域行记受考据之风影响，行文严谨翔实，所记更为具体可信。且清代文人进入西域路线多有重合，前人西域行记成为清代入疆文人了解西域的重要参考，于清代入疆文人之中传播广泛。如林则徐《荷戈纪程》时有“阅鹤皋先生日记”等语，方希孟《西征续录》时引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对沿途情况进行补充说明，常有“事详载裴伯谦《昆仑河海录》”等语。
清代西域行记体式变化，在于在行文之中大量运用自注、按语等考据体例。清代西域行记作者相较于前代而言更加熟悉注释的体例、功能和作注方法，在西域行记创作中更加自觉地运用自注、按语对正文本进行补充。清代西域行记之中的自注除被用以标注引证之文献外，亦注沿途城市、路途里程、人物身份等等信息，内容丰富翔实。如方士淦《东归日记》自注中对所经之地补充介绍，过绥来城注“绥来城乡富庶，地产金银、玉石”[17]344，过肃州注“关城至此七十里。汉之酒泉也”[17]353。倭仁《莎车行记》运用自注记每日行途里程，如“十二日，连木沁宿”注“七十里”，“十四日宿吐鲁番”注“百一十里中有七十里戈壁”[18]497。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记哈密，“哈密，古称昆吾，后转为伊吾”注“见元和志”，又记哈密王“罕慎”下注人物身份信息“巴塔木儿子”。顾氏《利病书》云：“王母外甥，畏兀儿种”[19]365-368。而按语则为史地考辨之内容，多为作者考证所得之结论，如林则徐《荷戈纪程》中考“赤金峡”，“按：延寿属古酒泉郡，则此地自是出金之峡矣”[20]387。
第二，清人西域行记常引入学者视角与舆地学方法记述沿途史地考察。随着王朝大一统以及西域与内地之人员往来愈发紧密，清代学者面对西域“幅员式阔，既感周知之必须，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16]346。乾嘉西域行记书写中已呈现出对沿途史地之关注，至道咸年间，西北史地学者更反思“考证于不必考之地”的学术风气，更加重视实地考察。故清代西域行记不再停留于实录山川风土，而引入史地学者视角，重视现地材料。一是清代西域行记常基于目验与实地考察补正前人观点，文中有某某“非虚”，某某“谬也”“误也”等语。如林则徐《荷戈纪程》对明岨山非花果山进行考证，“士人误信西游小说，谓其山即花果山者，谬也”[20]379。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记豫让桥之地点“王阮亭谓在赵城，误也”[12]3。二是清代西域行记常以“土人言”“土人曰”等形式展示作者大量田野访察而获取的颇具有史地学价值的民间知识和民间故事。如祁韵士《万里行程记》中记灞桥无桥之缘由“土人曰：浊流迅驰，曾为桥辄圮，不能成也”[12]6。林则徐《荷戈纪程》中记小红柳园“仍不见所谓红柳者，询之土人，谓皆伐以为薪，遂若彼濯濯矣”[20]389。三是清代西域行记中亦常引入对比视角，将现地所见与前人行记相较，以补充前人之阙，并见事物变迁、风俗日移。如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记果子沟春夏之景“满山顶趾，绣错罕隙，如入万花谷中”[12]25。37年之后，林则徐《荷戈纪程》记果子沟冬景亦引祁韵士行记相较“祁鹤皋先生《行记》称奇绝仙境，如入万花谷中。值冬，浓碧嫣红不可得见，而沿山松树重叠，不可计数”[20]394。又如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记肃州夏日之繁华热闹景象“人民浩盛，百货输贯，俗尚繁奢，邻郡莫比”[12]15。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则记肃州冬景与之相参，“住肃州，寒甚。祁韵士《万里行程记》极言宿州繁华，令人动今昔之慨”[19]318。陶保廉之行与祁韵士相距86年，所见所感与祁韵士有别，而引其文以见繁华更迭。
第三，晚清以道咸为限，西域行记书写展现出作者之社会关注与世界意识。嘉庆道光之际，世运渐衰，而文人思想与言论相对自由，清学之风随之一变，经世济民、致力实务之思想复兴，士人学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15]3。随着中外局势之严峻与塞防论兴起，晚清西域行记中体现出西域文人对于社会时事、西北边防，与中外政局等方面之关注。如方希孟《西征续录》开篇记郑州启程，即以此为端论及陕甘新三省边防修建铁路之急迫，“练兵备患，故非铁路运掉不灵……此路实有不能再缓之势”[27]91-93。方希孟亦关注到西北禁烟之事，行记书写流露出对清政府签订禁烟条约而西北边吏奉行不利等事的忧患意识“天下事须毅力坚持，况此区区毒卉为天地所不容，万国所同恶，岂有不能禁绝之理？若延至十年不净，使彼有辞，索赔如此巨款，中国将何以应之哉？”[27]137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之中以千余字论舆地学之重要“舆地之学，大同之始基也……”[14]56-59论国际、国内之局势纵横捭阖，“欲万国太平恃公法，欲一国太平恃宪法”[14]60-61而随着晚清西学东渐，西方科学理论之传播，亦令清代西域文人受科学精神熏陶，西域行记如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屡论及哥白尼日心说、子午线、地轴等，可见其对于恒心、行星运动已有科学认知。
“文体功能”是在特定场合、条件下文类之体要承担的具体功用，有实用与非实用两个层面[21]3。清前西域行记文体功能偏向于实用层面，以散笔实录行程经历以及个人事迹，颇具“史”之价值，而文学意味并不突出。但随着清代西域行记创作群体、创作环境、读者群体的变化，清代西域行记受文人化与学者化影响，其文体功能则较前代更趋多元化。
第一，清代西域行记创作意图较之前代呈现出自娱性与个人化倾向。清前西域行记大多要提交朝廷，如汉代班勇《西域风土记》为“安帝命班勇所记”[22]6664。又如《慈恩传》卷6载玄奘奉太宗之命而作《大唐西域记》，“帝又谓法师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23]81。清前西域行记有备于“补史”之功能，如司马迁《史记·大宛传》采张骞《出关志》，范晔《后汉书·西域传》改编班勇《西域风土记》，《新五代史》录高居诲《使于阗记》。傅乐焕先生在《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中亦就宋代语录体使臣行记提出：“如果《语录》不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必须上奏，大家绝不会来作这些无聊的东西”[24]4。有鉴于此，清代之前行记中较少记述个人情感活动、生命感悟等内容，更具“史”之性质。随着清代西域行记创作群体身份的转变，西域行程多出于赴任、贬谪等个人目的，尤其是西域流人成为行记主要创作群体之一，西域行记多不再承担上呈朝廷之任务。清代西域行记创作意识转变，呈现出个人化发展趋势，较清前西域行记更具“文”之性质。如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序》自言“抵戍后，暇日无事，或愁风苦雨，独坐无聊，偶检零缣碎片，集而省阅，以寄情怀”[12]1。杨炳堃《西行纪程序》自言西行纪程撰述“亦闲居之遣兴也”[25]471。裴景福《书河海昆仑录后》曰：“若予此录，长途无聊，肆意涂抹，借以自娱”[14]420。
第二，清代西域行记内容书写亦呈现出个人化转向。清前西域行记中，汉代西域行记多记风土见闻，体式偏向于风土记，魏晋至唐代西域行记则多为记事中写人、以“传”名篇的行传体。汉唐行记皆以记叙、描写为主。宋代以降日记体行记创作繁荣，行记于叙事之外多以第一视角议论、抒情，但由于宋元明西域行记作者仍以使臣为主，行记创作目的性强，或有提交朝廷之需，西域行记创作仍以实录见闻为主。清代西域行记上承宋代以降行记体式内容之变，多以行程为线索，以第一人称杂记读书、交游等等活动，书写个人生活、日常感触。如倭仁《莎车行记》记作者途中读书之事与内心感触，“是日读韩邦靖传古人友爱之情何其笃也……一字一泪，令人鼻酸衷裂，如闻其哀痛之声”[18]491。王大枢《西征纪程》记作者中秋夜于三间房渴酒不得，恰与陌生路人相识如故，遂传杯同饮、煮黄羊、舞剑、弹琵琶、唱歌之趣事“相与喧阗攘袂，比晓而勇弁径去，越哉竟未询其姓字也”[26]216，展现西北豪放热情之风土人情，及与陌生行者共度中秋之乐。方希孟《西征续录》记“古弹筝峡”月夜听流水所感，“大抵人之哀乐，因境而生，孤臣孽子，怨夫思妇，最易感触。虫啼鸟鸣，絮飞花落，物本无情，自人遇之，皆为天地间牢愁，极不堪之境”[27]103。
清代西域行记杂录行程之所遇所见外，亦常论文学之事。如洪亮吉《天山客话》随笔漫书，纵论田园诗派“田家诗除陶靖节外，惟王右丞有天然之致”[10]376。又如裴景福于遣戍途中著《河海昆仑录》除记录行程所遇、见闻经历之事外，亦好谈论文学。如“论文须自出手眼，勿为己见所蔽，勿为昔人盛名所厌”[14]66论评论文章一事要自出心裁，勿人云亦云。“成周雅颂即乐府也，汉以后大祀乐章亦雅颂之遗……今废八股并废试帖可也，因而废韵不可也。而今而后，不学诗者将不知韵书为何物”[14]158-160纵论古今诗文体式、用韵之变，及清末废废韵之失。
第三，清代西域行记之文体包容性增强。清前西域行记多经弟子后人整理，内容经过删减编纂，叙事性强，突出作者途中经历。而清代西域行记多由作者本人编订，叙事意图减弱，将记言记事记程与抒情议论相结合，且按照路程或日程线索分条叙事，不拘于篇幅长短、内容繁简，有随笔杂录之性质。故清代西域行记成书过程中不仅没有删去途中杂记随感，还收录诗词、考据文章、游记等创作。以诗作为例，多部清代西域行记之中录有入疆文人之稀见自撰诗词，如王大枢《西征纪程》中存诗70首，方希孟《西征续录》上卷存诗91首，下卷存诗44首，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仅卷5、卷6，两卷中即有诗作47首。且行记中所录诗作与散笔记述之间相辅相成，宛如诗话，如王大枢《西征纪程》“八十四声六十调”一诗，前以散笔所记“有逆旅老人，同吾姓，字宗英者，长安人也，吹笛娱客……率成一律，即以赠老人”[26]215，既是行记，亦是诗序。又如洪亮吉《天山客话》记其句“万余里外寻乡郡，三十年前梦玉关”之由来，为作者于行途之中复见其二十余岁时梦中所见边关之景“所见山及松皆前梦中景也。益信事皆前定，此行已兆在三十年前矣”[10]376。
西域行记作为记录内地与西域间人员往来行程之重要文类，因其“亦文亦史”之文体特征，具有重要的史地学与文学价值。清代西域行记较此前行记呈现诸多变化，不仅作品数量大幅增加、空间书写更为聚焦，且作者身份由僧侣、使臣转变为官员、流人。故清代西域行记作者多身兼文人与学者之双重身份，在行文风格、著录范式等方面亦呈现出学者化、多元化之创作倾向。清代学风影响下，清代西域行记书写亦引入学者视角，将“记”与“考”相结合，旁征博引，引据浩繁，且关注社会时事与内外政局，体现出经世济民之忧患意识与社会关注。此外清代西域行记，创作意识转变，文本内容体式包容性增强，创作个人化倾向凸显，文体功能较之前代更为多元。清代西域行记受清代文人“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28]2660创作之风影响，实现由“史”到“文”创作理路的重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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