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胜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关于海外苏轼心态与思想的评价，苏辙有两段经典言论：《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曰东坡先生“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蒣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①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0页。另一段话见《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②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1126页。过去多数学者受此影响，认为海外苏轼能消解“玉堂瘴海”之别，临危不惊、处困泰然，怀孔颜之乐。近来亦有文章认为苏轼对待贬所儋州的态度历经了由排斥、适应、接纳到留恋的过程。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展览苏轼的部分诗文，的确可读出作品中那份乐观、坦然与自信，但若结合海外时期苏轼包括书信在内的全部作品分析，则不难发现，作者的心灵空间，达观并不是他的全部情感。苏轼此间面临严重生存困境，虽尽量调整以适应环境而内心仍感焦虑、孤寂与苦恼。苏轼得到贬谪儋州的诰命后，对海南的心理预期在诗歌与书信两种不同文体中表现就迥然有别。其晚年心境之复杂，并不能用一条简单的“规律”来概括。本文拟主要依据苏轼海南时期的书信，辅之以相关诗文，对海外苏轼的生活困境及应对举措两个维度进行全面、细致阐释，进一步探讨作者丰富的精神需求与复杂的内心世界。
一
儋州僻处孤岛，北宋时还比较荒芜、闭塞，属于“蛮荒瘴炎之地”，若去京城，“鸟飞犹是半年程”③［唐］李德裕：《登崖州城作》，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03页。。由于这一特殊的文化空间与地理环境，苏轼贬居儋州后面临住房、生活与精神需求等诸多困难。他给内地友人写信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①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秀才三首其一》，第1628页。，又说“此间百事不类海北”②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罗秘校四首其四》，第1770页。。较之黄州、惠州时期，海外苏轼除了无瘴疾之扰外，其他困难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苏轼在儋州住房条件极差，仅有遮风避雨之所。他在贬所黄州、惠州与儋州三地，因无具体差遣，均曾遇到居无定所的尴尬，主要靠暂居官舍、借居寺院或买地筑屋等措施来解决。③按宋代官舍或称廨舍、廨宇、公署、官廨等，具有办公与供官员及家属居住的功能。一般而言，因京城官员多、官邸少，京官多自购或租赁居所；
地方官则多住在官邸。《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十七载：“自来官司廨宇，皆以所管职事为名，其下便为治所，未有无职事而得廨宇者。”④［清］徐松编：《宋会要辑稿》，刘琳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338页。可见宋代官员拥有廨宇的前提是有“职事”，否则就只能租赁、借居或自建房屋。苏轼的黄州、惠州与儋州之贬，均“不能签书公事”，没有政府免费提供的官邸，只能靠自己解决住宿问题。这并非特例，而是宋代官僚制度所致。
苏轼刚到儋州，便自赁房屋居住。昌化军知军张中绍圣四年八月初到任，因苏轼弟子、雷州知州张逢之介绍，很快与苏轼相识相知，也成为苏过的棋友。张中顶着袒护元祐旧臣的风险，安排作为罪臣的苏轼住在行衙，但官屋破漏，并不适合居住。苏轼《和陶怨诗示庞邓》诗云：“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⑤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71页。为苏轼安居计，张中又饬兵整修伦江驿。然甫一入住，苏轼很快就被到广西督察的湖南提举董必派来的使臣逐去官舍，再次落入居无定所的尴尬境地，所谓“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⑥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新居》，第2312页。，“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⑦陈宏天等点校：《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6页。，指的就是当时的遭遇。苏轼只得在城南的桄榔林购买薄地一块，自建居所。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落脚处，在《新居》诗中，颇欣赏于房屋周边环境的清幽雅致，然对“桄榔庵”的质量与功能并不满意。他在给程天侔、程儒父子的书信中反复大倒苦水：
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⑧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全父十二首其九》，第1626页。
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⑨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秀才三首其一》，第1628页。
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真蜒坞獠洞也。⑩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秀才三首其二》，第1628页。
可见新居实际仅茅屋数间⑪按关于“桄榔庵”房屋间数，兄弟两人说法有分歧。苏轼《与郑靖老四首》其一自述“近买地起屋五间一龟头”；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则载其“为屋三间”。，低洼狭窄、迷茫昏暗，仅能“免露”“庇风雨”，条件极其简陋，好比“蜒坞獠洞”，根本无法与黄州时的雪堂比，更没有在惠州时的白鹤新居气派。贬居儋州三年，是苏轼一生居住条件最差的时期。
其次，苏轼贬儋州后，不仅“食无肉”，连吃饭也成问题。苏轼的儋州之贬，诰命为“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其中“琼州别驾”为责授散官，无俸禄，但可以领取朝廷额外发放的各种实物或折支券⑫何忠礼：《宋代作为责授官的团练副使及其俸禄考》，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七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2-170页。。“安置”是宋朝对贬谪官员处罚手段之一，比被除名勒停的“编管”“羁管”要好，但没处罚较轻的“居住”自由，虽无需押解，但行动要被辖地官方限制。范祖禹元符元年（1098）去世，苏轼给其子范冲写信解释说“某谪籍所拘，莫由往吊”⑬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范元长十三首其一》，第1458页。，可见行动的确不自由。他自费营建桄榔庵后，“囊为一空”，实际生活之困难可以想见。他对程天侔说：“黎蜒杂居，无复人理，资养所给，求辄无有。”⑭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全父十二首其九》，第1626页。又说：“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⑮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和陶连雨独饮二首》，第2252页。好酒的作者通过变卖酒器以解决衣食问题，其生存之艰难，可见一斑。
海南粮食短缺，供不应求也是造成苏轼饮食困难的原因。儋州百姓不业耕稼，以贸香为主业，五谷、布、盐等都得从大陆输入。苏轼给他的一位远房亲戚写信诉苦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①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侄孙元老四首其一》，第1841页。其《和陶劝农六首》并引云：“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②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55页。又《记薯米》云：“南海以薯米为粮，几米之十六。”③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368页。以上谓北宋海南人田芜不治，以贸易香料为主，所种粳稻与糯稻根本不够吃，故以薯芋配以稻米煮粥食用。糜粥中薯芋的比例已占到十分之六，米粥实际已成薯粥。从大陆舶运粮食，并非每次顺风顺水，若船不能按时而至，就只得挨饿：“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④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纵笔三首其三》，第2328页。北来的粮船未到，米自然贵如珍珠。苏轼因半月不知饱和醉，渴慕享用东家祭灶神的宰鸡、烤肉与酒。他给弟子姜唐佐的书信说：“早来市中无肉，当共啜菜饭耳”⑤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姜唐佐秀才六首其三》，第1739页。，已吐露出自己生活之俭省朴素。
海南“土人”在宋代多生食，喜食薰鼠、蝙蝠等小动物，也导致苏轼在儋州饮食不便。苏轼尽量适应当地的饮食习俗，但仍有无法接受的食物品类。其《闻子由瘦》诗云：
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⑥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57-2258页。
花猪肉与黄鸡粥无法经常供应，当地“土人”以薯芋为主食，荤菜有薰鼠、蝙蝠、蜜唧及虾蟆等。苏轼“稍近虾蟆”，以入乡随俗，但却不敢吃蜜唧。此物岭南地区皆有，他在惠州时的诗曾云：“朝盘见蜜唧，夜枕闻鸺鹠。”⑦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第2142页。《闻子由瘦》诗回忆说“旧闻蜜唧尝呕吐”，看来在惠州就没敢吃。《朝野签载》卷二载：“岭南獠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筯夹取啖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⑧［唐］张鷟：《朝野佥载》，《隋唐嘉话·朝野佥载》，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页。苏轼出生巴蜀，长期在中原生活，要吃这种蜜唧，的确是件难事。
再次，苏轼贬居地医疗条件差，气候环境恶劣，他不仅要忍受“病无药”的痛苦，而且还要克服“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困难。张中到任时，顺途带来雷州知州张逢的书信。苏轼回函陈述自己的身体状况说：“久不上状，想察其衰疾多畏，非敢慢也”，“某到此数卧疾，今幸少间。”⑨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张逢六首其三》，第1766页。又在给惠州程天侔的信中说“此间举无有，得者即为希奇也。间或有粗药，以授病者，入口如神，盖未尝识尔。”⑩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二》，第1627页。由上可见，苏轼在儋州，水土不服，病了好几场，偶有“粗药”入口，多数情况却无药治病。海南当时医药卫生落后，较之惠州，“惟有一幸，无甚瘴也。”⑪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秀才三首其一》，第1628页。当地黎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
又以沉水香与内地的牛相交易，“黎人得牛，皆以祭鬼”⑫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均见书柳子厚〈牛赋〉后》，第2058页。。苏轼通医术，在内地常为自己或百姓治病，在儋州却苦于无药医病，常写信请求大陆朋友代购各类药材。
岭海夏季气候潮湿、闷热，冬季海风寒冷。《民国儋州志》记载：
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
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燥湿之气郁而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在水，莫不有毒。
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肠胃、肺腑，其不病而死者几希矣。⑬［民国］彭元藻、曾友文修：《民国儋县志》（外一种），林冠群点校，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484页。
苏轼很不适应这种气候，经常在书信中对朋友说“余热”“乍热”而止笔，多次诅咒为“毒暑”。元符元年（1098）九月，秋霖不止，苏轼的帏账满是白蚁，皆已腐烂。他作《书海南风土》曰：“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①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275页。海南夏季气温较高，“海气郁蒸”，度日如年，故作者感叹“夏无泉”以消暑。儋州所在的海南西北部冬季寒冷，特别是有海风时。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其九曰：“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②均见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66页。作者在儋州偶遇一位素不相识的黎族人，虽然“问答了不通”，交流不便，但通过肢体语言可猜知其谓今年海风特别寒冷，要送苏轼“吉贝布”以御寒。
最后，作为曾经的“万人迷”，苏轼在儋州“出无友”，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他贬居惠州尚有朝云、苏过、两女佣及众多亲友、朋友前来看望。过海居儋后，仅苏过陪伺在侧。他给张逢写信，多次发出时空疏离与心情寂寞的感叹，如谓“回望逾远，后会未涯”，“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久逃空谷，日就灰槁”，“岛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③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张逢书其一、二、三、五》，第1765-1766页。，等等。他反思在惠州时对友朋聚会不甚珍惜，“去岁僧舍屡会，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梦见。”④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秀才三首其一》，第1627页。故在儋州偶有友人来访，则甚为欣慰，“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⑤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姜唐佐秀才六首其二》，第2266页。，甚至出现“海州穷独，见人即喜”⑥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周文之四首其四》，第1761页。的奇特心态。
苏轼的这种精神寂寞伴随他度过了儋州三年的贬谪生活。他的《与张逢六首》其二曰：“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765页。其《夜梦并引》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馀日矣，澹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夜梦如此，不免以书自怡。”⑧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51页。以上两段话反映的是苏轼刚来儋州，张中尚未到任时的心境。他的《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一云：“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一》，第2272页。此诗写作时间，清查慎行系于元符三年（1100）离开儋州前，⑩［清］查慎行补注：《苏诗补注》，王友胜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302页。足见苏轼居儋三年，一直都处在精神寂寞的状态中，不过他多在书信这类私人话语中与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说，在广为人知的公共叙述文体诗歌中一般不常提及。书信具有私秘性，受众有限，指向单一，无需掩饰。如对好友郑嘉会云：“此中枯寂，殆非人世。”⑪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郑靖老四首其一》，第1674页。又对程儒自陈曰：“仆既病倦不出，出亦无与往还者，阖门面壁而已。”⑫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秀才三首其二》，第1628页。程天侔是苏轼在惠州的旧友，绍圣间任广南东路罗阳郡推官，富有文才。他在苏轼居儋后多次用海船从内地送来米酒糖药，传送苏轼家书，并照料其留在惠州的子孙，故苏轼常在书信中对其倾吐衷肠。如曰：“别遽逾年，海外穷独，人事断绝，莫由通问。”⑬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全父十二首其九》，第1626页。曰：“流转海外，如逃深谷，既无与晤语者。”⑭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一》，第1627页。又曰：“某与小儿亦粗遣，困穷日甚，亲友皆疏绝矣。公独收恤加旧，此古人所难也。”⑮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一》，第1627页。从“人事断绝”“无与晤语”“亲友疏绝”等语词来看，海外苏轼的确存在着强烈的精神寂寞之感。
苏轼在儋州“出无友”，主要缘由在与大陆物理空间的疏离及罪臣的特殊政治身份。他自称“海外孤老”、“海外老人”、“苦行僧”，多次与友人书信表达通讯不畅、信息迟滞的烦恼。其《和陶停云四首》并引云：“自立冬以来，风雨无虚日，海道断绝，不得子由书。”⑯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69页。《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二云：“久不得毗陵信，如闻浙中去岁不甚熟，曾得家信否？”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627页。《与范元长十三首》其二亦云：“今兹书问，亦未必达，且略致区区耳。”⑱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458页。这种交通与通讯的极度不畅，导致类似杜甫笔下的“家书抵万金”现象。苏轼为有罪之臣，怕连累他人而主动“回避”，也是造成精神寂寞的部分原因。他平安渡过海峡上岸后，①按苏轼的具体登陆点，他未留有诗文提及，究竟在澄迈还是海口，至今仍有争议。参王友胜：《苏轼南贬儋州经行路线考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接连给琼州守官张景温写了两封信：“某罪大责薄，复窜海南，知舟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谒，愧负深矣。”“某垂老投荒，岂有复见之期，深欲一拜左右。自以罪废之馀，当自屏远，故不敢扶病造前，伏冀垂察。②均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763页。苏轼强调自己“老人”“罪人”与“病人”的身份，阐明当时未接受对方迎候和没去前往拜见的原因。他在居儋三年的诗文里也没有再提到与张景温的交往。范祖禹因反对朝廷进用权相章惇而被贬，死于贬所，苏轼给其子范冲的信函云：“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③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范元长十三首其四》，第1458-1459页。又，他在给郑嘉会的信函中也说：“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可往，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④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郑靖老四首其一》，第1674页。苏轼在元丰年间发生的“乌台诗案”连累亲友、同党数十人，这一畏祸心理即使在晚年依然强烈而鲜明。
二
海外苏轼僻处遐荒，生无还期，面临气候潮湿闷热，生活与医药物质匮乏，居住条件简陋，通讯不畅，语言难通等诸多实际困难，兼之谪官薄俸，远不能满足生活之需，有时甚至连书写的纸、墨都难以满足。为应对以上生存困境，苏轼延续在黄州、惠州时期的生存自救模式，即物质上依靠亲友资助与自主生产经营，精神上将交游对象身份下沉，做到与民同乐，甘当亲民作家。
第一，苏轼通过同友朋的感情联络与热情赞助，解决自己在贬所生活与医用物质的短缺与不足。基于苏轼的人格魅力，仍然有人远道来访或通过各种途径给予苏轼生活帮助。其中慕名远道来访者，如郑清叟自惠州渡海拜访苏轼，向苏轼请教仁义之道，带来循州知州周彦质所送的粟米；
吴子野两次渡海来儋州探望苏轼，带来苏轼遇赦内迁的大好消息，陪伴苏轼同归大陆。《史记·汲郑列传》载：“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⑤［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14页。正是这些人的无私襄助与深情慰问，让处在黑暗中的苏轼能够看到光明、感到欣慰。他给程天侔写信，请求予以帮助时说：“寄贶佳酒，岂惟海南所无，殆二广未尝见也。副以糖冰、精面等物，一一铭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间纸不堪覆瓿，携来者已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⑥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第1626页。又问“彼土出药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为寄少许。”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二》，第1627页。对于朋友的物质帮助，作者感念不忘、惶恐惭愧；
如有需求，即直接开口，字里行间，全无客套，足见双方关系非同一般。郑嘉会甚至“欲于海舶载书千余卷见借”⑧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81页。，故苏轼在《和陶赠羊长史》诗中说：“我非皇甫谧，门人如挚虞。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81页。苏轼在儋州能完成《书传》十三卷的写作，也多赖郑嘉会两次借书。⑩按苏轼《与郑靖老四首》其三曰：“《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见《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第1675页。这样的事例在他海南时期的书信等文体中不胜枚举，如：
《与杨济甫十首》其十：“远蒙厚惠蜀纸、药物等，一一如数领讫，感怍之至。”⑪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811页。
《与周文之四首》其三：“惠粟极佳，梨，无则已，不烦远致也。惠米五硕，可得醇酒三十斗。”⑫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760页。
《与程秀才三首》其二：“惠酒佳绝”；
其三：“纸、茗佳惠，感忭，感忭。丈夫惠药、米、酱、姜、糖等，皆已拜赐矣。”⑬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629-1629页。
《与姜唐佐秀才六首》其二：“奇荈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
其四：“酒、面等承佳惠，感愧，感愧。”①均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739页。
《与罗秘校四首》其四：“彼中有粗药可治病者，为致少许。此间有苍术、橘皮之类，皆不可得，但不论粗贱，为相度致数品。”②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770页。
由上可见，朋友馈赠的物质丰富、品类多样，其中有酒、纸、药、粟、米、茗、荈、酱、姜、糖、面等生活与医用物质，极大地缓解了苏轼父子在儋州“食有并日，衣无御冬”③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移廉州谢上表》，第716页。等生活困难。
苏轼营建桄榔庵，在劳务上得到朋友，特别是本地百姓的大力支持。其《与郑靖老四首》其一曰：“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④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第1674页。王介石为潮州人，过去曾与许珏赠送苏轼一种米酒⑤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参苏轼酒子赋》，第14页。，来到儋州又助力建房，勤苦肯干，甚于家隶。苏轼很感动，夸他有君子之风，并将其介绍给郑嘉会，请其关照。至于本土士人、学子，在苏轼建房这件事上，更是帮助尤多。其《与程秀才三首》其一曰：“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⑥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秀才三首其一》，第1628页。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得更详细：“（苏轼）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⑦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1126页。学生“躬泥水之役”，当地百姓则用畚箕担土运砖，足见其功高心诚。
第二，苏轼在儋州仍继续保持与大陆旧友的联络，又主张黎、汉一家，积极融入黎族同胞生活，爱民亲民，和谐共处，以消解内心的寂寞情绪。苏轼平生好交游，尝自言交友之道：“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⑧［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在他看来，无论达官显宦还是平民百姓，同样值得信赖与交往。但受地域限制，苏轼在儋州的朋友圈相对在大陆时要小很多，其中有书信联系者近20人，书信约50首，只有黄州时期书信的六分之一⑨据马明玉《苏轼贬谪期间书信研究》（延边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统计，苏轼黄州时期书信311首、惠州时期书信196首，而贬居儋州时期书信仅48首。。仅有的交游者中，主要以当地及周边学子、百姓与惠州旧友为多，兼有远道而来的求教者，其中多为崇尚苏轼文名与人格的铁粉。据初步统计，苏轼在海南有交游或书信往来者38人：即杨济甫、张景温、张逢、苏辙、秦观、黎子云、黎子明、程天侔、程儒、程德孺、周彦质、王古、吴子野、张中、郑嘉会、王介石、许珏、苏元老、赵梦得、黎威、黎徽、黎先觉、潘衡、游嗣立、罗秘校、陆承议、姜唐佐、李彦威、符林、郑清叟、范冲、葛延之、刘沔、杨道士、王公辅、何德顺、参寥（道潜）、僧惟德等。这是这份不长名单中的人充实了海外苏轼的精神世界。
苏轼在儋州的朋友中，昌化军知军张中是其中联络多、感情深者。张中为开封人，曾任明州象山尉，因与高丽贡使书信往来，被朝廷责授昌化军使，绍圣四年（1097）八月到任，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北归，与苏轼共同相处两年又五个月。他曾邀约苏轼至黎子云家客访，提议募捐修建载酒堂供苏轼开坛讲学，整修官署让苏轼父子居住而被有司追责丢官。苏轼曾作诗三送张中北归，如《和陶与殷晋安别》诗：“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⑩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321页。赞其为“奇士”，深情回忆彼此饮酒及与苏过下棋通宵达旦的难忘经历。
苏轼在儋州，交游对象身份下沉，这是由他的交友之道与当时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决定的。本土或邻近州郡学子，如黎子云兄弟、姜唐佐、符林及赵梦得等，均曾拜访或帮助过苏轼，是他在儋州时期的生活帮助者与感情依托者。苏轼在儋州期间，赵梦得曾前往开封、成都、许州等地，去看望其家人。黎子云、黎子明兄弟居儋州城东南，屋旁有水塘，水木幽茂，环境优美。众人醵钱而建，以便苏轼“设帐授徒”、“敷扬文教”的“载酒堂”就在黎家旁。在儋期间，苏轼与黎家兄弟结下深厚情谊。他们经常邀请苏轼一起游玩，苏轼也向张中推介黎子云的学问和为人。苏轼《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其一曰：“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反。”诗中“两黎子”，指的就是黎子云兄弟。该诗其二又云：“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①均见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81页。指的就是黎家腾地建载酒堂之事。从苏轼《与黎子云一首》的书简来看，黎子云曾请苏轼赐赠墨宝，可见双方关系非常融洽。
苏轼与当地黎民百姓也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其《将至广州，用过韵，寄迈迨二子》回忆在海南的见闻，“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②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390页。，宋代海南百姓遇到重大节日载歌载舞，作者能融入其中，与民同乐。苏轼《书上元夜游》曰：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
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③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275-2276页。
描绘了自己与“老书生数人”欢度上元节的情景，看到汉族、黎族同胞和睦共处，卖肉的、卖酒的混杂一起，十分热闹，这应该就是前揭所谓“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的情形。苏轼有诗抒写自己与黎家儿童的友情，如“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④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第2323页。《劝和农》六诗中，苏轼关注民生，倡导黎汉一家、民族平等，劝说乡民们重视农耕、改进农具，带领他们垦荒，种植水稻，改变“不麦不稷”的状况，故《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曰：“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⑤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325页。足见其民族观之前卫、通达。送别张中的诗《和陶与殷晋安别》曰：“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⑥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321页。雕题，在额头上刺绣花纹，也称“文面”，是海南黎族的一种习俗。作者已从与黎族同胞的交往中消解寂寞，得到快乐。
第三，苏轼在儋州能延续过去自产自给自消的良好传统，能逐步适应海南的饮食习惯。宋代官员被贬后，生活物质部分靠自产自给自足，传统由来已久。王禹偁“贬商州团练副使，无禄，种蔬自给”⑦［宋］司马光：《涑水记闻》，邓广铭、张希清校点，北京：中华书局，第42-43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苏轼早在黄州时期，因生活困窘，朋友马正卿为其申请黄州城东一块撂荒的营地，是为东坡。苏轼辟畦耕种，并营建“雪堂”。贬惠州期间尝种菜自给。其《撷菜并引》曰：“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饫。夜半饮酔，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⑧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02页。按［民国］彭元藻、曾友文修《民国儋县志》卷十《居儋录》，将此诗系于苏轼贬谪儋州时期，误。苏轼到达儋州，发现集市所卖粮食供不应求，即向新任知军张中献诗《籴米》，表示愿意自食其力：“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春秧几时花，夏稗忽已穟。怅焉抚耒耜，谁复识此意。”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254页。“邦君”指张中；
“一廛地”，古时一夫所居之地，泛指一块土地。“夏稗忽已穟”指庄稼没有收成，一片杂草。诗写耕种的艰辛及歉收后的无望。《和陶西田获早稻并引》又谓：“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干。”⑩《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315页。“非意干”，违心地去拜求别人，指在官场屈己干人。此表达了退隐天园，自食其力，追求农圃之乐的志趣。
苏轼感受到当地物质的匮乏，也发现并记录了许多之前从未见过的美食。其《食蠔》诗云：
乙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蠔，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又益〇煮者。海国食〇蟹〇螺八足鱼，岂有献〇。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⑪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592页。
指出对生蚝煮与炙的两种饮食方法，一蠔二吃，丰富食物品类，夸赞海南生蚝味道鲜美，幽默地告诫苏过不要将生蚝的美味外泄，免得北方人扎堆地贬谪而来，分其美食。苏过自创了一道以山芋糁米饭做成的美食“玉糁羹”。苏轼特爱吃并有诗记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①《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苏轼诗集》，第2316-2317页。他的《食槟榔》诗介绍海南槟榔，称其“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这些事例均为苏轼在应对晚年生活困境而采取的不得以的举措，对开发古代饮食文化，促进海南与内地的交流与融通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苏轼在儋州时期存在着来自住房、饮食、医疗、气候及情感等各方面的生存困境，也在努力寻找应对诸多困难的措施，以消解其痛苦。他没有放弃生活，更没有泯灭理想。在元符三年（1100）初作诗曰：“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②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其一》，第2365页。足见儒学仍是苏轼思想的底色。他一生从未归隐，即使晚年仍存恋阙之心。作者在诗文中经常彰显面对挫折的旷达心态，“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③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第2367页。“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④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别海南黎民表》，第2363页。“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⑤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试笔自书》，第2549页。然旷达并不能涵纳作者晚年的全部心态，他仍然充满矛盾与痛苦。我们认为，海外苏轼既可亲可敬，亦可悲可怜。苏轼内心强大，在诗歌等公共话语领域中能够正视人生厄运，保持达观心态；
然在具有私秘性的书信中却真诚直率，敢于向友人表达生存困境，展露真实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