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玲，黄 煜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实现了从“局外”到“局内”，从“旁观”到“参与”，从“建设”到“引领”的转变（黄少安和郭冉，2020）[1]。从相关政策主张来看，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及“全球治理”概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并详述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表明了中国参与多边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态度（朱旭，2021）[2]。随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及“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陈凤英，2017）[3]。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中国倡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为“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为“新开发银行”），作为由发展中国家组建的新型多边机构，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现阶段，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我国在深入分析全球治理演变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建立新型制度，开展全面、系统的治理行动，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推动全球治理的“增量”改革，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展望未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将更加成熟与自信，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将不断由理论落实到实践，以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赵洋，2021）[4]。
国际多边机构是推动全球治理持续演进的核心机制（张春，2021）[5]。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以来，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时代（赵若祯和张贵洪，2022）[6]。一方面是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为代表的传统多边机构的“存量”改革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则是以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为代表的新型多边机构的“增量”改革蓬勃兴起（胡海峰和王爱萍，2017）[7]。究其原因，主要是新型多边机构与传统多边机构在创设主体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传统多边机构大多是由发达国家所创设，而新型多边机构则是由发展中国家所创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传统多边机构的制度的不足。而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多边主义、合作共赢等全球治理理念使得新型多边机构的制度设计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与前瞻性。在推进全球治理持续演进的过程中，传统多边机构的“存量”困境与新型多边机构的“增量”补充，主要体现在民主治理和公共产品供应两方面（张春，2021）[5]。在民主治理方面，传统多边机构的出资结构与投票权安排上的不平等，使得各成员国难以实现共同发展与成果共享。而新型多边机构高度重视治理的平等性，重点在份额与投票权安排方面尝试做出创新，更加注重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发展。在公共产品供应方面，传统多边机构往往以公共产品供应的成本问题为由，要求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分担成本。而新型多边机构通过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联合发展、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形成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共产品供应的可持续性，推动对公共产品搭便车理论的反思，逐步改变公共产品供应的核心关注。
随着全球治理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新型多边机构的出现有助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但是，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公共基础设施等国际公共产品建设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而新型多边机构受制于自身资金能力和运营效率，可能无法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国际公共产品建设中的资金供给问题（田旭和徐秀军，2021）[8]，还需要引入更广泛的主体和更多元的资本进行投融资国际合作。而投融资国际合作的建立进程，很大程度上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等进程是相互交织的。当前，中国正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倡导多边主义在国际金融市场实践领域的延伸（王国刚，2019）[9]，构建多元联动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机制（冯玲等，2021）[10]，通过创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投融资国际合作提供中国方案。然而，为有效落实中国方案，尚须解决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所需巨额资金等实践难题（杜心蕾，2021）[11]。因此，本文将通过阐释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内涵，以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为例，探索与创新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为完善国际公共产品建设中的资金供给，推动多元投资者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做出边际贡献。
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加速变革、大国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变局、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需求”无法得到有效匹配的大背景下（任琳和彭博，2020）[12]，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中国把供给国际公共产品作为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张彬和胡晓珊，2020；
习近平，2020）[13-14]。特别是针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旺盛的公共基础设施等国际公共产品建设需求与自身的金融体系发展不均衡、金融服务获取成本较高、融资难和投资不足等问题相矛盾。因此，加强投融资国际合作是必行之路。而以公共基础设施等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是一个集中、庞大的资本动员进程（田旭和徐秀军，2021；
袁东，2018）[8，15]，只有充分理解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内涵，才能更加行之有效地探索与创新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模式，进而帮助解决国际公共产品建设中的资金供给难题，带领全球经济走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田旭和徐秀军，2021）[8]。
（一）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概念
基础设施、矿产资源、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建设不仅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诉求，更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无论基于何种视角和方法的预测，全球发展融资市场都存在巨大的融资缺口，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产品建设急需庞大的资金支持。这意味着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是一个集中、庞大的资本动员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需要加强各种相关机制的建设及机制间的相互配套协作，才会产生预期效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不论是当年美国东西部的大连通，还是二战后以“马歇尔计划”为主要名义的欧洲重建，抑或中国几十年持续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无不是规模巨大而高效的资本动员导入进程。为此，各种资本动员机制应运而生。这包括由国家主权信用支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通过债券与股票发行进行融资的中长期资本市场体系。现阶段，各类商业性金融与非金融资本，也直接或间接地被动员和引导进入国际公共产品建设领域，通过投融资国际合作，寻求适合各自的投资机会。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优势互补，确保区域乃至全球的投融资便利化，真正起到推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作用。可见，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是一个大规模资本动员过程，而这一大规模资本动员过程就是投融资国际合作。
（二）投融资国际合作的中国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正是凭借着大规模持续投资与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促进产业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工业化与城市化才得以快速推进，从而取得了全球瞩目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成就。与此同时，在项目建设的相应资本动员引导过程中，开发性金融连同商业性金融以及中长期资本市场的培育发展，共同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式资本支持机制。中国凭借着快速发展的丰富经验，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所共享，为投融资国际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为此，中国倡导创立的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机构，希望与传统多边机构以及各国单边开发机构一道，作为融合政府与市场作用的机制，试图通过对国际公共产品投融资风险的先期缓释，为各类多元化资本的引入发挥“先期性”与“引领性”作用。这是在投融资国际合作领域，中国经验走出国门，开展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有益尝试。
（三）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趋势
201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正式生效，与之前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相比，其内容更深、范围更广。在内容上，更加关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气候的复杂变化等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驱动因素。在范围上，不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诉求，而且还考虑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新目标的出现，催生着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机构的涌现，以应对全球发展新的需求。在过去的千年发展目标阶段，传统多边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凭借其重点关注中长期目标和逆周期调节等特点，在寻找资金、应对危机等方面做出了众多贡献。然而，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传统多边机构的总体资本规模及其可能的贷款投资极其有限。如果多边机构的贷款投资不能起到广泛动员各类多元化资本的作用，其意义将大打折扣。因此，新型多边机构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为数有限的具体项目予以贷款或股权投资，而是必须为各类多元化资本大规模持续进入国际公共产品建设领域，起到“搭桥铺路”的作用。实际上，这可能不仅是新型多边机构成败的关键，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所在，更是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趋势。
（四）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力量
新型多边机构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生力量，凭借其多边治理优势，努力解决区域乃至全球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这是新型多边机构的份内职责，也是各成员国的共同期待，更是其在投融资国际合作中的历史性担当。在融资端，新型多边机构充分发挥其成员国主权信用优势，建立债券发行机制，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和市场形势变化，在全球、区域和国别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持续筹集到低成本、中长期的资金，以此丰富其负债资金来源，优化负债结构，有效管理负债成本。
同时，新型多边机构正努力联合各成员国相关力量，通过自身机制建设以及更广泛的努力探索，协助建立区域性债券市场，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进入中长期资本市场，获取应有融资能力，汇集更加广泛的资金以支持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建设。在投资端，新型多边机构充分发挥其“批发性银行”优势，积极采取平行融资、联合投资及其他合作方式，与那些投融资经验更丰富、规模更大、发展速度更快、机制更加灵活的传统多边机构、各国单边开发机构、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及那些积累了巨额商业资本的保险公司和拥有社会保障性资本的养老保险资金管理机构进行投融资合作，特别注重对国际公共产品中具有较强外部性的主权类项目的优先建设与运营，借此吸引各类多元化资本进入具有相应预期回报的配套性项目。
（五）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尝试
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是一个大规模资本动员过程，需要全球各类资本的共同投入。现实中，不同来源资本的特性和周转规律各异，这就需要在明确各类资本特性的基础上，建立相应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不同作用。在确保符合各类资本运行规律的同时，又能将资本融合到相互支撑、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框架内，才可做到源源不断地将各类多元化资本引导到国际公共产品建设领域，投入到不同项目、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中。理论与逻辑固然如此，但在实践中，能否起到大规模、广泛而持续动员资本的作用，仍须对新型多边机构的投融资模式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与创新，为投融资国际合作实践做出新尝试。
在充分理解投融资国际合作新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将采用定量分析法（Wilfried B和Christian，1999；
张晓涛等，2020）[16-17]，以亚投行官方公开项目库中所记录的147个投融资项目和新开发银行官方公开项目库中所记录的79个投融资项目为线索（信息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并以官方项目资料为文本资料来源，探索投融资国际合作模式（数据库样例见表1），提出三点战略定位。
表1 新型多边机构的投融资项目数据库样例
（一）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
成立至今，新型多边机构所参与投融资项目的数量与出资额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递增趋势（见图1和图2），使其快速积累起参与国际公共产品建设的项目经验，为其长期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新型多边机构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建设的实际诉求，通过精简战略使命，将投融资业务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能源、可持续发展、危机援助以及金融等五大领域（见图3），从而实现高效配置资源，提升运营效率。同时，新型多边机构也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投融资决策以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全球发展导向为主要考量标准，在投融资设置中摒弃与项目经济活动无关的附加条款，增强合作国与新型多边机构之间的互信，不仅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诉求，又能为新型多边机构赢得更多的合作伙伴。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新型多边机构在第一时间调整了资金计划，采取了相应的危机援助机制，拨付大量资金用以支持和补充受援国的有限资源，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其中，亚投行向18个成员国26个项目拨付出了68.2亿美元，占其2020年全年参与投融资项目总额的68.6%；
新开发银行则向5个成员国6个项目拨付了60.85亿美元，占其2020年全年参与投融资项目总额的65.6%。可见，在危难时期，新型多边机构义不容辞，勇于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与责任，为区域及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图1 新型多边机构参与投融资项目的数量（单位：个）
图2 新型多边机构参与投融资项目的出资额（单位：亿美元）
图3 新型多边机构参与
（二）强调财务可持续性
作为以服务发展中国家为己任的新型多边机构，需要保证其自身的财务可持续性，方能为全球治理做出长效贡献。据统计，新型多边机构的工作重心仍在主权类项目（见图4）。这主要是因为，主权类项目大多属于东道国所迫切需要资金支持的相关发展领域，且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通常伴随着东道国的政府背书。
图4 新型多边机构参与
一方面，由于具有东道国政府对资金安全的承诺，新型多边机构支持此类项目，可以有效地管控风险，确保收益，使其平稳起步，迅速在现有多边治理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通过此类项目的优先建设与运营，可以吸引更多的多元化资本进入具有相应预期回报的配套性项目。但是，长期且大量依赖主权类项目，将会导致新型多边机构自身收益较低、资产规模难以放大、风险相对集中、无法与各类多元化资本进行良性互动等一系列问题，进而无法发挥出开发性金融先行先导的作用。从新型多边机构的可持续性发展来看，需要将目光转移至更多的非主权类项目，通过产品、工具、模式的创新，寻求风险与收益的再平衡。
（三）开展国际多元主体合作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成员和补充力量，新型多边机构应该充分发挥其多边治理优势，进一步拓展成员国数量，扩充资本金，吸收更多合作资源，并将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与传统多边机构、各国单边开发机构、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养老基金等各类机构的合作中，通过打造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新模式，将自身具有的开发性金融特点同商业性金融、社会保障性资本等各类性质资金的特点相结合，共同合作出资，支持更多的投融资项目。从现阶段合作项目的结构中可以看出（见图5），新型多边机构与传统多边机构合作最为紧密。究其原因，主要是新型多边机构与传统多边机构的主营业务和资金性质具有相似性特征。在发展的起步阶段，新型多边机构与传统多边机构展开各方面的合作，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新型多边机构扩大资金规模、扩充项目标的池，而且可以从传统多边机构成熟的业务模式、内部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学习到丰富经验。同时，传统多边机构的合作意愿也将被新型多边机构所带来的新增资金供给以及其所具有的高效运转模式进一步激发。在此基础上，新型多边机构应该充分发挥其治理模式上的优势，积极与各类机构展开不同形式的合作，联合全球的公共与私人资本，整合资源，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优秀合作者，通过相互协作来促进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
图5 新型多边机构参与
目前，新型多边机构的合作项目中，极少有跨国公司、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投资者等私营部门的参与。而私营部门参与国际公共产品建设可以在增加投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与提高资本回报率等方面发挥巨大优势（杨天宇，2020）[18]。对此，新型多边机构亟须创新涵盖私营部门在内的多元化投融资模式，鼓励包括私人投资者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资金发挥更大作用，为面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提供更多的合作选择。鉴于此，下文将以亚投行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为例，通过总结资产证券化在投融资国际合作中的预期优势，进一步对基于资产证券化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展开讨论。
（一）资产证券化在新型多边机构中的有益尝试
亚投行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平台业务，该业务将从金融机构购买基础设施贷款，并通过证券化向投资者进行分销。该新型模式是将基础设施贷款作为一种资产类别，通过创建以基础设施贷款为资产标的的债务证券，出售给更多投资者，为基础设施建设筹集更多资金，以起到充分动员更多资本参与国际公共产品建设的作用。按计划，该平台业务的建设规模约1.8亿美元，其中，亚投行将投资5400万美元作为股本，其他投资者及合作伙伴将投资1.26亿美元。预计5年内，该项目可筹集到总额不低于18亿美元的债务融资，而所得款项将主要用于贷款和投资，以及支持平台的运营。
该模式的优点：由于基础设施贷款本质上是定制的、缺乏流动性的非标准化资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基础设施项目一般都集中在次级投资级别的司法管辖区。因此，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而该模式可以让投资者购买到以基础设施贷款为资产标的的债务证券获取收益。另外，通过售卖以基础设施贷款为资产标的的债务证券，可以使金融机构迅速回收资金，进而发放更多的基础设施贷款。
总体而言，该模式能够以机构资本的形式调动私营部门的资金支持，有助于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融资缺口，起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部门发展的作用，从而推动地区的经济增长。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亚投行在新加坡资本市场进行了资产证券化模式的首次尝试，进而为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拓展了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
（二）资产证券化在投融资国际合作中的预期优势
1.缓解信贷配给问题
对新型多边机构而言，资产证券化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筹资来源方式，有效缓解其信贷配给问题。通过将国际公共产品贷款进行证券化，新型多边机构可以迅速回收资金并发放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贷款。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间，商业性金融普遍将减少对国际公共产品建设的资金支持。这将使得原有支持国际公共产品建设的部分资金来源受阻，新型多边机构的资金供应压力加大。如果新型多边机构对国际公共产品贷款进行证券化，那么这种信贷配给的问题将会大大得到缓解。
2.吸引多元投资者
对投资者而言，资产证券化使得原本非标准化资产变成了易于交易与流通的标准化资产，便于吸引多元投资者参与。通过将国际公共产品贷款进行证券化，不仅实现了单一项目风险的分散化，也使得证券化资产的交易成本低于异质性的单笔贷款。尤其是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来选择具有结构化特征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比如养老基金可能会选择预期收益相对较低但安全性较强的优先级证券化产品，而对冲基金则会选择预期收益较高但风险较大的权益级证券化产品。
3.平抑信用周期波动
对整体投融资国际合作市场而言，国际公共产品建设项目在融资方面高度依赖信贷市场，而资产证券化则为国际公共产品建设项目提供了一种依靠资本市场融资的方式，以平抑信用周期波动，使整体投融资国际合作市场变得更加稳定。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市场中的多元投资者与信贷市场中的新型多边机构具有不同的信用周期。
例如，以国际公共产品贷款为标的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对资本市场上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等具有不同特点的投资者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些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证券化产品，来为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提供增量资金。尤其是在信用周期下行阶段，信贷市场对国际公共产品建设的资金支持减少，而资本市场上的多元投资者往往将起到补充增量资金及市场稳定器的作用。
（三）基于资产证券化的投融资国际合作的模式创新
基于资产证券化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主要是将资产证券化模式嵌入到不同载体或平台中，然后作用于新型多边机构的单个项目、批量项目和任何项目的投融资业务中，以期发挥资产证券化缓解信贷配给问题、吸引多元投资者、平抑信用周期波动等作用。
1.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
该模式是将新型多边机构参与的单个项目进行资产证券化，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的投融资业务。其主要借助资产证券化中CDO的运作模式，引入期权和风险机构投资者，通过“投贷合作”，连接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以有效权衡风险和收益，疏通投融资渠道，改变现阶段重大项目偏重单一债权融资，导致其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失衡，以及由银行或者担保机构等单方面承担高风险等状况（见图6）。
图6 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
具体而言，新型多边机构可根据不同业务模块、经营区域等特点，将重大项目划分为若干个子项目。同时，引入担保或保险机构对各子项目进行信用支持，同时引入风险投资机构与各子项目签订相关期权合约。在此基础上，将这一系列子项目的运营权、矿产资源等可变现的有形或无形资产向新型多边机构进行抵押贷款。然后，新型多边机构将这一系列贷款打包转移给SPV进行证券化，经过评级机构分级后，通过债券市场进行发售。根据所承担风险的大小，优先级以担保/保险机构进行优先认购，次优先级以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者进行优先认购，权益级以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优先认购。当某个子项目出现风险时，则将该项目暂时剔除出资产池，并由风险投资机构根据期权所签订的认购价格，购买该项目的股权，注入资金，经过并购或重组等运作，待其恢复正常运营时再纳入SPV资产池。
2.以境外合作园区为平台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
该模式是以境外合作园区为平台，适用于园区内大中小批量项目的投融资业务。其主要借鉴资产证券化的结构性概念中“优先、夹层、劣后”的分层设计，通过让利与相适应的风险承担，凝聚各类不同风险偏好的国际多元资本，集结于合作园区，以满足特定区域内各类型项目的投融资需求，同时充分发挥股权投资的引导性，以起到杠杆撬动作用（见图7）。
图7 以境外合作园区为平台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
具体来说，新型多边机构可以设立境外合作园区运营投资管理公司，再借鉴信托产品结构化概念，根据境外合作园区拥有相对稳定的管理运营收益与浮动水平较高的投资收益的特点，设计“固定”收益形式、“固定+浮动”收益形式及“浮动”收益形式等三类具有不同收益分配方式的股权，并通过让利，设计相对应的风险承担次序，划分出优先、夹层、劣后的三层股权合作结构。
这样有利于吸引积累了巨额商业资本的保险公司和拥有社会保障性资本的养老保险资金管理机构，投融资经验更丰富、规模更大、发展速度更快、机制更加灵活的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单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风险承受能力更高的风险投资基金和东道国政府资金等各类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或资本进入合作园区，促进各方面国际资本在特定区域内开展稳定的合作。
3.以互联网投融资平台为依托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
该模式是以互联网投融资平台为依托，适用于任何项目的投融资业务。
其主要通过构建互联网投融资平台，使得资产证券化后的项目可以统一置于开放的平台上，供多元投资者进行交易，同时借鉴ISDA的成功经验，通过设计投融资合作的主协议和相关文件，降低投资者在互联网投融资平台上交易的信用和法律风险，从而为国际多元投资者提供一个标准化交易平台（见图8）。
图8 以互联网投融资平台为依托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
具体来说，根据国际公共产品项目的资金缺口，新型多边机构可设计相对应的股权类、债权类、资产证券化类等项目包，经过担保、保险、评级公司等机构的增信服务，投放到互联网投融资平台上。然后，通过券商、商业银行等相关机构的销售服务，使各国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投融资平台进行认购。在投融资合作机制上，设计一份投融资参与各方都认可并能贯彻执行的主协议。然后，考虑不同业务、不同机构等差异化问题，制定各类附件模板。同时，以互联网投融资平台为基础，设立一个类似ISDA的国际互联网投融资组织，用来规范该平台上的所有投融资活动。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而国际公共产品建设则是一个集中、庞大的资本动员进程，中国仍须在投融资国际合作领域持续求索，推动多元投资者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为世界贡献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国际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勇于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国际义务，倡导创立的新型多边机构，强调在尊重和维护各方权益的基础上，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理念，以合作共赢为基本点，以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诉求为契机，以解决基础设施等国际公共产品建设为先导内容，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
然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地区亟须解决基础设施等国际公共产品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等实践难题。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大部分国际公共产品建设项目，普遍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长期性等特点，巨额债务性资金的到期还本付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自己的储蓄积累和筹资努力所能提供的资本性资金又十分有限。而新型多边机构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产品建设提供了增量资金支持，但在规模上仍然有限，还须通过投融资国际合作来撬动更多资金支持。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新型多边机构的投融资合作模式，更加偏重于与债务性资金相关的融资模式，较少涉及与资本性资金相连接的投资模式。而为了确保投融资国际合作可以起到大规模广泛而持续地动员资本的作用，需要充分发挥资本性资金与债务性资金的特性，建立相应机制，对新型多边机构的投融资模式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与创新。不仅如此，从构建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资本的结构机制有着凝聚各方投资者利益、发挥他们群体性化解风险的功能。因此，为了有效落实中国方案，在金融实践层面上解决好巨额资金来源的难题，可以充分参考亚投行的资产证券化模式，进一步创新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以境外合作园区为平台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以及以互联网投融资平台为依托的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
而要创新投融资国际合作新模式，仍需要有效解决好三个问题。
第一，形成合作共识理念。只有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将投资眼界扩展到长期效益和资产的长期价值增长，投资者才可能将投资资金聚焦于具体项目（或运作机构），推进多元化资本结构的形成。
第二，践行平等合作机制。在投融资国际合作中，平等合作具体地通过股权平等表现出来，它既强调多元投资者的一股一权或同股同权，也强调多元投资者的收益与风险相适应和匹配。保障投资者权益，是吸引多元投资者参与国际公共产品建设的重要机制。
第三，完善资本权益交易机制。在投融资国际合作中，投资者对资本退出机制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对投资风险的关注程度。完善资本权益交易机制，不仅有利于盘活沉淀资本，而且有利于引入新增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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