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伟
老舍的《猫城记》是一部带有寓言性质和科幻色彩的讽刺小说，1932年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小说讲述“我”因飞机失事滞留火星，被火星上的猫国大地主大蝎俘获，因“外国人”身份被大蝎雇佣保护迷林。随后，“我”来到猫城，结识了大蝎的儿子小蝎、公使夫人、迷、大鹰等人，通过观察及与猫人对话，全方位揭示了猫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腐朽落后与无可救药，亲眼见证了猫国因外国入侵而亡国灭种的悲剧命运。
《猫城记》一出版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赞誉者称其为“近年来极难得的佳构”①，批评者指斥其“涂满了悲观的色调”②。值得玩味的是，老舍本人对《猫城记》的评价前后不一。在初版自序中，他自夸“写得不错”，“二姐和外甥都向我伸出了大拇指”③。1935年自评作品时他却说《猫城记》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显示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④。1947年改订本新序言中，老舍甚至贬称《猫城记》为其十来本长篇小说中“最‘软’的一本”⑤。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对《猫城记》基本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老舍本人也因此屡遭批判。在国外，《猫城记》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短短二十年间，《猫城记》不仅被译成“五种语言、八个译本”出版，在欧美及日本广为流传，还得到国外评论界的高度评价。在苏联，《猫城记》甚至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讽刺作品之一”⑥。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猫城记》。目前对《猫城记》的研究多体现在营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形象、文化批判、寓言性与社会性、艺术特色与文体特征、悲剧意识、古今中外类似作品之间的比较等方面，鲜有从作品本身对民族国家观念建构的角度认识《猫城记》的思想和文化价值。既有研究虽注意到《猫城记》中国家主权、人格即国格、知识救国、感时忧国、战争卫国等意识的表达⑦，但未能深入文本结构辨析《猫城记》中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过程，对其内在的动因也缺乏深入探讨。《猫城记》充分展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真实图景，在文化批判的背后寄寓着作者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根植于民族情感之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建立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好祈愿，同时也为日后老舍创作充满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的《四世同堂》《谁先到了重庆》等一系列作品作了准备和铺垫。
科幻类小说作为“国家想象的产物”⑧，往往指向真实的现实世界，或者说是现实世界扭曲变形后的文学再现。《猫城记》中的猫国与旧中国，猫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同旧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小说中的猫国社会，俨然是半殖民中国的真实再现。半殖民中国主要指殖民势力对中国的入侵和扩张，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有限性和非自主性⑨。《猫城记》从头至尾充斥着猫人与外国人、猫国与外国的喻指关系，小说表面讲述的是发生在猫国的虚拟故事，实则讽喻的是半殖民中国面对殖民入侵时的诸多乱象，以及对“国将不国”的忧虑和悲哀。
首先，小说以迷叶喻指鸦片，以猫国人吃迷叶、种迷树、请外国人保护迷林，指代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扶持鸦片贸易、施行经济掠夺、划分势力范围，实现中国的殖民地化。小说中被猫国定为“国食”、带有麻醉性质的迷叶，是外国人带入猫国的，并导致猫人食用成瘾，身体素质下降，厌恶劳动，越吃越懒。这与十九世纪欧洲列强通过鸦片贸易掠夺中国财富，摧残国人体格之间的相似性，是不言自明的。列强不仅倚仗船坚炮利强行打开国门，还借助鸦片来削弱、奴役中国。作为中国殖民地化的象征物，鸦片不断以武力为自己开辟销售渠道，以经济入侵的方式，一步步打开了中国殖民地化的大门。小说以迷叶喻指鸦片，滑稽搞笑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深刻的讽刺意味，既批判了吸鸦片烟的堕落国民，也表达了对西方列强将鸦片输入中国的愤恨。《猫城记》中猫国全民食用迷叶，迷叶由此成为权力的象征物，拥有迷林就等于掌握了权力。猫人不种迷树，就会失去一切权势。政治上需要迷叶，不然皇帝的面都见不到；
军事上需要迷叶，因为它是军饷；
艺术上需要迷叶，因为它能让人做白日梦。总之，迷叶在猫国是万能的，“有了它便可以横行一世”。迷叶严重破坏了猫国既有的社会秩序，猫兵勇于内斗而惧洋如虎，“外国人咳嗽一声，吓倒猫国五百兵”，于是猫国大地主们不得不将保护迷林的任务交给外国人。在猫国，“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因为“敬畏外国人”是他们的天性，他们勇于自相残杀而完全忘掉了打外国人，不经过外国人之手，“他们的皇帝连迷叶也吃不到”。可见，小说中的猫国早已成了外国人控制下的半殖民地，猫国大地主的“迷林”成了外国人的势力范围。这与清末及民国时期，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干预内政，中国人崇洋媚外、畏洋如虎的情形何其相似。
其次，《猫城记》以外国人在猫国可以肆意犯法，所有外国人共享同等特权并集中居住在外国城，指代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秉持利益均沾原则，强行划分通商口岸和租界地，以丧失主权和领土完整来喻指旧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小说中的猫国，外国人可随意杀人，不必接受惩罚，本国大地主打死人，也只消赔几片迷叶，就可了事。“有迷叶，打死人也不算一回事。你打死人，没人管，猫国的法律管不着外国人，连一个迷叶也不用费；
我自恨不是个外国人。”从大蝎的话不难看出，在半殖民中国，外国人因享有治外法权可以在中国逍遥法外，本国封建大地主草菅人命之后，亦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只需赔钱了事。大地主们甚至对外国人身份充满欣羡，以及为自己不是外国人而深感懊悔。在猫人眼中，外国人和外国人“都是朋友”，所有外国人不分国籍都共享外国人身份及其特权。在大蝎收完迷叶回猫城的路上，大蝎带着自己的兵去抢别的地主的迷叶，遇到两个白猫外国人，这时的情形是双方讲和，罚了大蝎六包迷叶给两个白猫人还有作为叙述者的“我”。在猫人看来，他们“是打不过外人的”，外国人自相攻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但是外国人对此心知肚明，他们虽有利益冲突，但“他们绝不肯互相攻击”便宜猫国。这恰恰又与当时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秉持利益均沾的原则，合力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行为高度吻合。此外，为猫国地主看守迷林的外国人并不住在猫城，而是所有外国人不分国籍都住在猫城西边的外国城，大蝎也认为“我”住在猫城有失外国人的身份。外国城不像猫城那样污浊不堪，连医生都没有，且城里人不吃迷叶。从居住空间的分而置之，不难联想到旧中国的租界。当时的租界不仅提供了一种与传统中国城市灰暗、破败截然不同的现代性构想，同时又是帝国主义钳制半殖民中国的桥头堡，近距离压制、威胁着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再次，《猫城记》以矮子兵入侵致使猫国亡国灭种，喻指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殖民势力的武装入侵，以遭遇暴力殖民和亡国危机表征旧中国的半殖民性质。小说末尾，无可救药的猫国，在外国矮子兵的入侵之下亡国灭种。无论是作为觉醒者的大鹰，还是爱国者的小蝎、迷，抑或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大蝎，他们都在强大的殖民力量面前被毁灭。这与老舍写作《猫城记》的时代，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无疑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指涉关系。老舍本人曾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
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如何解除殖民危机，摆脱传统礼教的压迫，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自然成为《猫城记》应有的题中之义。
总之，《猫城记》充斥着大量猫国与半殖民中国的指涉关系。迷叶之于鸦片贸易，保护迷林、合力压迫之于势力范围，肆意犯法之于领事裁判权，外国城之于租界，矮子兵之于日本兵……种种喻指关系将小说中的猫国与半殖民地性质的旧中国画上了等号，小说中猫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和亡国危机，无疑也是现实中旧中国所要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小说在结构上建立的喻指体系，无形中也暗示了小说的主题所在，揭示半殖民中国的种种问题、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是一方面，如何解除殖民危机、救国保种、建设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另一方面。
与问题小说多“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不同，《猫城记》既探查社会弊病的根源所在，又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小说既通过对猫人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转喻对旧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又通过对文化中心观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提倡，试图修复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解除殖民危机，挽救国家危亡。
首先，小说以猫人喻指半封建性中国人，通过讽刺、批判猫人的劣根性，深刻批判了旧中国的国民劣根性。《猫城记》的时代环境是半殖民性的，但猫国人的个体属性是半封建性的。半封建意味着在外来势力的干预下，人们无法全然按照传统的方式维系既有秩序，但过往秩序没有全然崩塌。小说在火星构建了一个由猫人组成的反面乌托邦，老舍对生活其中的猫人民族性格中的崇洋媚外、欺软怕硬、虚伪冷漠、自私自利、自相残杀、无勇气无血性、无价值无操守，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讽刺和批评，这实质上是对半封建中国愚昧麻木的国民劣根性的讽刺和批判。
在“我”身陷猫国之初，大蝎原本是想请“我”这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的。一开始他们十分害怕，可是一见“我”那么老实，便决定由“请”改成“捉”了。猫人贵族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狡黠可见一斑。在收获迷叶时，下属偷吃一片迷叶梗，大蝎都要用棍子将其打死，这显然暗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当大蝎减少了“我”的晚饭供应，“我”把饭和家伙全摔了，“第二天我的饭食又照常丰满了”。作为猫国地主代表的大蝎在外国人面前欺软怕硬，也讽喻了中国旧统治阶级面对外国势力时的曲意逢迎与奴颜婢膝。大蝎在收完迷叶回猫城的路上，事先派人写满给自己歌功颂德的标语，半路瞧见其他地主的迷林，就来和“我”商议抢劫一番，回到猫城后对“我”不闻不问。这无疑充分体现了旧中国大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虚伪好名、贪婪无度、自私自利、冷酷无情。
来到猫城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文明快要灭绝了”。这里只有污浊、丑陋、缺乏色彩、四面高墙没有门窗的房屋；
只有老实愚笨、贫苦可怜、随遇而安的民众；
只有欺软怕硬，强抢迷叶和妇女的士兵；
只有自私自利，对社会漠不关心的政客。在猫城，青年没有血性；
女人忙着擦粉；
旧人物忙着纳妾，新人物忙着娶妻；
没有教育，却有着上一天学就毕业的火星上最多的大学生；
没有医院和外交；
学校发不出工资，于是倒卖校产；
国家没有经济收入，于是卖光博物馆里的古物；
外国入侵后，军队不抵抗，皇帝带头逃亡，大地主们抢着投降……种种光怪陆离的景象都烘托出了旧中国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在民族性格上的低劣，叙事者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和批判。
其次，小说具有极鲜明的文化民主主义观念，认为知识和文化不仅是救国的有效手段，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浊秽，疾病，乱七八糟，糊涂，黑暗”是小说中猫国文明的特征。老舍对猫人社会所象征的半封建中国的讽刺和批判是直白的。但作者并未一味对毫无希望的社会进行鞭挞和批驳，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为什么要教育？救国。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在老舍看来，教育的目的是拯救国家的危亡，而实现的路径是让国民拥有知识和人格。可见，老舍将中华文明再造的希望，寄托于通过教育传递知识与文化上，并未将希望寄托给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老舍本人曾说：“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一个作家。”可见在《猫城记》中，老舍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体现了他知识救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
文化主义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根深蒂固的一种传统，“夷夏之辨”也并未将焦点关注于人种的差别和有无共同血缘的民族差异上，其辨别的依据和标准是文明的先进性和文化的发展程度。章太炎曾说，中华这一名词，并不是国名和种名的统称，而是“文化之族名”，“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威尔·金利卡也认为，文化认同给予了人们“清晰明了的选择背景”，提供了“可靠的认同和归属意识”，当人们遇到问题时可以调用这种意识。可见文化不仅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种族、血缘乃至地域的身份认同，还揭示了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事实上的多民族国家的聚合体，其内在凝聚力是基于共同文化的一种想象，而这与近代民族国家运动的观念不谋而合。这里所谓的共同，不是所有民族都拥有同一种文化，而是不同民族在同一种文化的影响下，共享同样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国家观念的紧密联系，在老舍身上十分明显，从《茶馆》中常四爷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旗人也是中国人”即可看出，老舍眼里的中国与中国人越过了血缘和族裔的界限，成为同一文化之国与共享同一文化身份之族群的代称。
在此，《猫城记》的历史遗留问题，诸如是否用采用“大家夫斯基”“马祖大仙”“红绳军”等讽刺革命，就容易理解了。在老舍眼中意识形态似乎不那么重要，某种意义上是文化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这或许一方面显示出老舍相对缺乏政治敏锐度和革命意识，一方面恰恰说明老舍始终秉持传统的文化中心观。他始终希冀通过文化复兴的方式，完成对旧中国的拯救和重构。老舍小说中的文化批判只是一种显在的表象，其真正期望的乃是对堕落的旧中国进行文化重塑，缔造以文化身份为纽带的现代民族国家。
总之，《猫城记》在建构半殖民中国的隐射关系之后，对半封建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殖民列强的侵略和国民性的丧失导致了近现代中国的生灵涂炭与亡国危机，而拯救民族危亡的途径是以知识和人格为基础重构国民性，通过文化认同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提倡，强化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猫城记》在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上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表述，作者不仅强调了民族认同对个体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国家观念对个体的极大影响，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结合起来，而这就触及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内在实质。在中国，民族认同是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潜在心理，而民族国家观念则建构在共同心理基础之上。
首先，《猫城记》中充斥着许多与民族认同有关的内容，这与作品创作的外部环境正值现代民族国家运动此起彼伏的时代有关，面对殖民入侵和亡国危机，民族主义精神在国家和种族对抗中被激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的德意志、奥地利、沙皇俄国这三大帝国，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亦遭到削弱，殖民体系遭遇严峻挑战，世界范围内陆续有新兴民族国家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旧殖民帝国几乎彻底瓦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并最终建立了许多民族自决的独立国家。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称1918—1950年期间为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最高峰。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世界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述形式。杜赞奇认为：“民族主义独特和新颖的地方不在于认同形式或意识形态等认识论的范畴，而在于全球性的体制革命。此种革命产生出极强有力的国家表述。”《猫城记》的创作时间恰恰处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既是以国家和社会为对象的讽刺小说，自然与时代环境紧密联系的民族国家运动有关。可以说，老舍在《猫城记》中完成猫国与半殖民中国的指涉，试图通过文化民族主义来完成对国民人格的重塑后，进一步要表达的，难以脱离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正风起云涌的民族国家运动。戴维·米勒认为：“民族认同经常形成于与其他某个特定民族的对抗之中，那个民族被视为提出了威胁，其性质与自己国家的性质全然对立。”小说中，大蝎组织猫人贵族参观“我”洗澡时，他表现出不怕“我”的样子，并示意“我”往河里跳，这样他在同胞面前就会大有面子；
“我”对此的感受是“我不能受这个，我生平最恨假外人势力而欺侮自家人的”。显然，在叙述者眼中大蝎应该与自己的同胞有同属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对于叙述者来说也有着自家人和外人之间的区分，在外人与自家人的对抗当中，民族认同就自然得到生发。文中“我”与小蝎谈论“马祖大仙”与革命时，小蝎认为，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方面的缺陷足以导致亡国，但“大家糊涂足以亡种”，“世界上没有人以人对待糊涂像畜类的人的”。这里，糊涂成了猫人的一种低劣的族性特征，人和糊涂像畜类的人形成了一种对立，并引发了各自的身份归属和行为选择。猫国灭亡后，迷和小蝎自杀。对于迷的死，“我”的感触是“民族的罪恶惩罚到他们的姊妹妻母”，就算身为上帝，“我”也后悔“为这不争气的民族造了女子”。作为叙述者的“我”不留情面地对猫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并将灾难的降临归结为民族的罪恶。此外，作者塑造的猫国唯一的悲剧英雄大鹰，觉醒又无可奈何的小蝎、迷等人，在面对矮子兵入侵时试图唤醒猫人的民族意识，进行武力抵抗，均表现出对猫民族身份的认同感，而这实际象喻的无疑是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不断激化。
其次，小说还用十分浓厚的笔调描摹了十分清晰的国家观念，这主要体现在爱国精神与国民意识上。如矮子兵入侵猫国时，大鹰打算舍身报国，小蝎问大鹰儿子怎么办时，大鹰表示“国家将亡，还顾得儿子”。“我”和小蝎在谈论红绳军及猫国的希望时，小蝎认为狡猾可以得政权，却不一定能强国，“真正爱国的是向敌人洒热血的”，就充分体现了猫国觉醒者诚挚的爱国精神。可以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没有国哪有家，不正是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么？然而，徒有爱国精神、一腔热血，或可以救国，却并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富强与长治久安，如若外部威胁消失，人民身陷柴米油盐的生存困境，爱国精神就难以为继，这时就不得不借助国民意识的塑造。文中“我”身陷火星，即将被猫人捕获的时候，“我落下泪来，不是怕，是想起故乡。光明的中国，伟大的中国”。虽然“光明”“伟大”可能与当时的民国政治极不协调，但“我”在遭遇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故乡和国家，无疑是家国情怀的真实体现。在猫城，外国白猫人说：“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去国格。没有人愿意与没有国格的国合作的。”这里，作者强调了国民的人格对国家的重要性，拥有国民意识并保证人格的光辉，方能为祖国在世界大国之林中赢得一席之地。此外，“我”在猫城大街上看到猫人男女学生傲慢得意，“我”的感受是他们“丝毫没觉到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丢脸的国家”。作家想表明一国之民，应当有自尊心，国家的形象往往通过个体形象直观呈现，不能做有损国家形象的事。种种迹象都表明了作者对爱国精神与国民意识的倡导。
再次，《猫城记》综合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将二者混而为一，从而具有深刻、鲜明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猫国灭亡前夕，“我”的感受是在亡国之时，才能体会到“一个‘人’与一个‘国民’相互的关系是多么重大”，“国家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在此，作者将个人与国民并提，将灭国与民族愚钝相联系，充分体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才是新的历史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此外，对小蝎坚持与国家共存亡，“我”的感受是“民族与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管辖生命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消失便是死亡”。这深刻说明了民族国家对个体生命的重大意义，国家和民族存在一天，这种深埋心中的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就永不磨灭。在论及矮子与猫人文化上的差距时，“我”认为矮子与猫人相比文化要高一点，矮子有一定的国家观念，虽然“国家观念不过是扩大的自私，可是它到底是‘扩大’的，猫人只知道自己”。作者不厌其烦地强调了民族国家观念对个人的重要性，并以幻想的方式为猫国勾勒出一幅与故事结局截然相反的美好图景。小说结尾，“我”幻想猫城改建成一座花园城市，充满“音乐、雕刻、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在此，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不是作者借由小说所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最高理想，就不言自明了。
总之，《猫城记》充斥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小说试图通过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挽救因殖民入侵和国民性丧失带来的亡国危机。这种深嵌入故事结构和文章主旨的观念表达不全是以对白、叙述为主的口号式的说教，而是与小说整个的故事结构、隐射关系、叙事声音结合在一起的。民族认同兴盛于殖民危机到来的时代，个体命运与国家存亡紧紧维系在一起。只有个人转变为国民，并深刻认识到国家和民族之于个体的意义，不断去自立、自强，国家才能由毁灭的边缘走向再次伟大。
与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声誉卓著的作品相比，《猫城记》作为一部“失败的作品”，长期为国内学术界所忽视。但该小说艺术性的欠缺，并不能掩盖其思想性的深邃与丰足。作为一部具有浓厚寓言性质和科幻色彩的讽刺小说，《猫城记》深刻表达了老舍对半殖民中国生存困境与亡国危机的关注和担忧，凸显了他希望通过知识启蒙、文化复兴的方式，来完成对堕落朽坏国民性的改塑，宣告了他的爱国热诚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祈愿。该小说炽热的爱国情怀和真诚的民族主义思想值得肯定，尽管因种种原因老舍并未及时认清革命的历史贡献，但《猫城记》仍不失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难得的长篇讽刺小说，其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与重评。
注释：
①谐庭：《猫城记》，《文学周刊》1933年第43期。
②王淑明：《猫城记》，《现代》1934年第4卷第3期。
③老舍：《猫城记》，《老舍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以下有关《猫城记》的引文，都见此版本，不再一一标注。
④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宇宙风》1935年第1期。
⑤老舍：《猫城记新序》，《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1页。
⑥A.A.安基波夫斯基著，宋永毅译：《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⑦范庆超：《老舍〈猫城记〉的民族国家意识》，《牡丹江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⑧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⑨李永东：《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⑨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上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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