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澈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要“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生动局面依托于在国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也离不开海外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边境民族具有地缘相邻、语言相通、习俗相似等便捷条件，更容易选择跨国就业、流动及迁移，因此成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关键点。如何通过利益共享、情感共融建立联系纽带，增强海外各族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及中华民族认同感，是人力资本全球流动背景下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中国朝鲜族劳动力在中韩之间的流动与归属感问题就属于此类典型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也亟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构架下重新解读。
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朝鲜族劳动力在中韩之间跨国流动的规模大、总量多，庞杂的数字背后凝结着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利益选择、价值认同及社会融入。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客观趋势，也是中国边境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朝鲜族在中韩之间的就业及安居选择，折射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家国情怀”与现实约束之间的复杂交错，其在就业国别和安居方式上的选择，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更是在族缘、家庭、人际互动、价值观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下，对更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福利、社会及文化环境的选择。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安全性优势更加显著，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如何让跨国劳工移民进一步深化国家认同感，画好中华儿女同心圆，是本文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关于跨国劳工移民的身份认同
在全球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的中心开始瓦解弥散，［1］劳动力跨国流动成为一种新的现象，并且伴随着“认同”上的不确定性与动态性。基于血缘纽带的“原生论”在解释身份认同的转变方面略显苍白，而“情境论”则认同社会及政治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力，也认同群体及个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多重认同感，因而更有说服力。［2］跨国主义学者同样认为，跨国移民是建立和维持跨界家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和政治联系的群体，他们会构建多重联系以克服流动中的障碍性因素，在流出地和流入地都有行为参与。［3］还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本质，而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国际移民的身份认同处于不断选择和再选择、塑造和重塑的动态过程中。［4］例如，在泰国的中国人群体并没有被简单“同化”，而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惯习实现了中泰文化的双向影响，并能够在不同的族群内完成行为转换。［5］荷兰中餐馆的非正规劳工移民体现为传统文化、社会关系与经济理性相融合的“道义经济”，兼顾了劳工移民与雇主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6］就在韩朝鲜族而言，其身份认同可能有三种：韩国的“韩民族”、中国朝鲜族以及介于两者之间，而中间取向身份选择的双边归属感都偏低。［7］
（二）关于中国边疆民族的认同感
国内学者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认同感具体化。郑宇、曾静以云南边疆地区的苗族家庭个案为例进行分析，发现边民在国籍选择中会倾向于历史变迁中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并且可分解为支系、族际、跨境区域、家族、文化等诸多亚层面的认同。［8］南日、陈纪发现中国的朝鲜族流动到韩国后，身份认同不宜笼统地被评判为对韩国认同的强化或弱化，而是由于业缘、趣缘等差异而呈现出多维度分化的表征。［9］席婷婷认为朝鲜族在赴韩就业后体现出“三重脱嵌”，即脱嵌于韩国、家乡城市和乡村。［10］在增强边疆各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具体路径方面，谢和均、李雅琳等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加强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福利认同，进而增强国家认同。［11］孙保全聚焦边民意识在边境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认为边民意识在边境场域中经由多重机制建构，它由领土意识、国民意识、跨国比较的“获得”意识、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构成，应跳出“跨界民族”的传统认识框架，通过机制创新实现边民意识的再建构。［12］赵刚、汪晶石主张中国应该用民族政策推进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其中解决身份认同是核心，推动政治制度认同是重点，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进步和文化发展是基本手段。［13］青觉、徐欣顺认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应以人民为中心，建立现代化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并拓宽人民性的行动路径。［14］
（三）关于中国朝鲜族的跨国流动及选择
学界意识到，在韩朝鲜族的流动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朴今海、姜哲荣发现大多数在韩朝鲜族对中国有强烈的归属感，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韩国政策及社会环境对其现实选择产生了复杂的共时影响，呈现为“现实的韩国，未来的中国”。［15］Kim Tae-Sik以韩国首尔的大林洞（Daerim-dong）华人聚居区为例，分析了中国文化在商业消费中的主导价值，以及低收入、不稳定生活给朝鲜族带来的边缘化的交错现象。［16］此外，相关研究还较多关注在韩朝鲜族的困境。崔佑吉、郑信哲从韩国的社会整合性入手，认为在外国人政策和国民意识存在排他性倾向的现状下，在韩中国朝鲜族会面临诸多困境及不公平。［17］而移居韩国前后的期望值与现实感之间的落差，大量就职于体力劳动行业且被边缘化，以及语言文化障碍、社会歧视等因素，导致在韩朝鲜族的中国认同感增加，原始的民族认同感削弱。［18］还有学者专门探析了朝鲜族跨国流动对个体及家庭的微观影响。李华认为在韩朝鲜族可能构建跨国家庭维持劳动力的持续跨国流动。［19］李梅花、殷方舟以生命周期为视角，发现已婚朝鲜族女性的跨国流动只是“正常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跨国流动改变了她们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并使她们处于跨国主义双重场景和生命历程连续性的交叉节点。［20］
（四）本文目标
现有文献清晰指出，跨国劳工移民的身份认同包括族群、国家、地域认同等内容，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增强国家认同需要建立情感、经济、福利等方面的获得感。但学术界并未对国家认同进行个体获得感的“落地化”解构，也暂未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增强国家认同的交叠效应。中国和韩国学者特别关注了朝鲜族在中韩流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社会属性特征，客观评价了在韩朝鲜族的跨国动机、影响因素和现实困境，但尚未从过程论的角度，分析朝鲜族流动的初始动机与最终安居决策之间的双重权衡比较；
也没有从个人获得感入手，深入探析国家认同感的解构方式及对个人决策的影响路径。基于上述研究需求，本文通过对比朝鲜族赴韩务工者的初始意愿与当下决策，并将国家认同感解构为个体在家庭、经济、福利、社会及文化共同体中的综合获得感，来分析国家认同感的夯实路径，并就如何提升社会治理“软实力”提出对策建议。
对跨国劳工移民而言，对祖国的国家认同有多维度的表达：地缘上重归祖国、情感上认同国民身份、社会网络上与家乡紧密维系等。从国家认同角度分析，跨国劳工移民的初始流动动机即存在差别，有的只是将跨国就业视为财富积累的路径，且依然想要回到祖国；
有的则期待通过流动融入新的国家，完成身份再造。跨国就业有一个劳动周期，劳工移民需要在周期中接受新的内外部因素影响，面临全新的利益重组和社会重塑。在重塑过程中，劳工移民会对比祖国与他国之间的各类福利要素，权衡自我获得感。权衡后，劳工移民会根据不同因素间的推力及拉力，选择融入能给自身带来更强获得感的社会环境，进而坚持或改变最初的跨国动机，并终结跨国劳动周期。结果是，劳工移民可能坚持、强化国家认同，也可能削弱甚至改变，并重新对自己的国家归属做出决策。因此，跨国劳工移民的就业历程，也是通过自身的可及化因素，对国家认同的选择、夯实或重塑的过程。国家认同这一宏大概念在劳工移民个体身上微观化、具体化，可解构为不同社会环境对劳工移民自身生存、安全、发展、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家庭、经济、福利、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获得感对劳工移民的影响最大。跨国劳工移民对各类因素中归属感和获得感的综合考量评价，构成了国家认同及选择的决策轨迹。
（一）在韩朝鲜族的决策轨迹：50份访谈材料中的意愿变迁
中国朝鲜族赴韩劳工移民的就业总量大、持续时间长，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务工潮”，其“归国”或“留韩”也成为基于复杂因素的决策选择，具有研究的典型性。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并确保回访可及性，本文采用滚雪球抽样方式，选取了50位正在韩国务工或务工后返回中国不足两年的朝鲜族劳动者，进行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间为2021年2月至2022年7月。其中，男性19人，40岁及以上30人，高中及以上学历者45人，到韩国5年及以上者40人，从事体力劳动、服务行业者39人。为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障碍，访谈综合运用了多种方式：对正在韩国务工的访谈对象，第一种方式是先委托其在国内并参与安居决策的亲友按照提纲对务工者开展结构式访谈，再与亲友进行线下深度访谈，第二种方式是与务工者直接进行线上访谈；
对已经回国的务工者，则在其家乡展开线下访谈。访谈通过“最初赴韩就业的动机及回国意愿”“当下及未来的归国意愿及动机”等问题，来衡量访谈对象的国家认同感转变轨迹；
通过“个人经济收入及社会交往状况”“韩国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回到祖国最强烈的动因”等内容，来了解在韩朝鲜族的获得感偏好及权衡状况。根据访谈对象的安居地选择初始意愿、当前意愿及变化情况，其决策轨迹分类如下文所示。
1.最初的意愿：回到中国
在50位访谈对象中，有38人在赴韩之初预期在韩国达到既定目标后，回到中国定居或养老。其中，30人赴韩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5人为了与已经在韩国的亲友团聚，3人为了赴韩求学，且毕业后在韩就业。经过在韩就业历程后，这38人当前的安居意愿包括三类：依然回到中国（25人）、在韩国定居（3人）及在中韩之间流动（10人）。
一是始终坚持回到中国。在流动之初想要回到中国的38位访谈对象中，有25人仍然计划回到中国，其中13人近期有归国打算或已经回到中国，12人打算退休后回到中国。在全部50位访谈对象中，有50%始终将赴韩视为跨国的务工过程，体现了“韩国是过程，中国是归属”的安居决策。
2010年由于家庭变故，我需要一个人抚养儿子，自己没有什么特长，没有固定职业，在老家小县城靠打工赚钱比较难。为了获得高收入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也为了自己涨些见识，2013年3月我去了韩国，在韩国工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要好些。到2020年，儿子上了大学，父母年迈需要陪伴照顾，再加上韩国疫情控制的没有中国好，我就打算回国，于2020年11月正式入职了老家事业单位的外勤岗位，现在感觉挺好的，没有再去韩国的打算。［21］
二是从愿回中国到长期居留韩国。在38位访谈对象中，有3位在赴韩之初更想回到中国，但当下愿意留在韩国。其中，有2位与韩国人结婚生子；
1位最初赴韩的动机是“希望与在韩的亲友团聚”，到韩国后，事业发展稳定，就期望在韩国继续发展，但同时也希望“能常回祖国探望家乡的亲友”。
三是从愿回中国到在中韩间流动。在38位访谈对象中，有10位的安居意愿从赴韩之初的“回到中国”转变为希望在中国和韩国之间长期保持流动状态，他们中9人具有中国国籍，并希望继续保留，因为中国国籍“在国家间流动更方便”“更自豪”。他们不想在中国安居的原因是回到家乡后“找工作难”，或是“没有稳定工作”，但在中国仍存在稳定的社交网络，所以希望经常回到中国与亲友团聚。还有1人获得韩国国籍，但也希望能够定期到中国探望家人。
2.最初的意愿：在韩国定居
在访谈对象中，有9位最初赴韩时就希望将“他乡”转化为“我乡”，在韩长期居留。经过在韩国的工作生活后，他们当前的意愿分化为依然坚持在韩国定居（7人）、回到中国（1人）及在两国间流动（1人）。
一是始终想要在韩国定居。在最初赴韩国时希望在韩长期生活的9人中，有7人依然愿意长期留在韩国。其中，3人到韩国的目标就是与在韩的亲友团聚或与韩国恋人结婚，所以自然选择在韩国安居，但他们与中国依然存在深厚的情感基础及联系纽带。
我的父母先去的韩国。妹妹在大学毕业后，也到韩国跟父母团聚并从事自由翻译工作，后来跟一个韩国人结婚生子。妹妹曾经问过我，是否要加入韩国籍，我告诉她不要，要保留中国国籍，一定要做“大国公民”。［22］
二是从愿在韩国定居到回到中国或在两国间流动。在9人中，有1人在他乡愈发感觉到“中国是祖国”，因此希望近期回到中国；
1人愿意在中韩之间流动。
中国是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我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感情深厚，只是因为家人和女朋友等都在韩国，综合考量收入和生活状态才选择在韩国发展，未来考虑在中韩之间流动。［23］
3.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决策状态
在50位访谈对象中，有3人在赴韩之初就没有明确的安居决策，只是为了实现增加收入的目标而去韩国务工，并一直“随遇而安”，暂未做出最终的安居决策。
父亲一直在家乡做药品销售，2014年的时候感觉收入不高，就和母亲一起去了韩国。他们都不确定最后要在哪里定居，一直“走一步看一步”。但我在中国呀，我有信心劝他们回来陪我。［24］
（二）过程解构：意愿变迁背后的“拉力”与“推力”
1.韩国的“拉力”与中国的“推力”：经济—福利获得感是主导因素
大多数朝鲜族选择到韩国就业，是出于就业竞争小、收入高的考量。到韩国工作一段时间后，“经济收入高”依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在回答“韩国最具有吸引力的领域”时，32名访谈对象提到此因素。除经济收入高外，其他韩国的吸引力因素包括“语言环境熟悉”（28人）、“能够与在韩亲人团聚”（14人）、“交通及居住环境好”（16人）、“医疗及社会福利好”（12人）。可见，部分跨国劳工移民认为，韩国的经济、社会福利、居住环境具有比较优势，他们能从中得到更强的获得感。同时，语言环境和家庭团聚是吸引务工人员赴韩的关键因素。
2.中国的“拉力”与韩国的“推力”：家庭与文化是血脉联系
在50位访谈对象中，目前共有26位希望回到中国，这成为在韩朝鲜族劳工移民的主导性选择。其中，14人已经回国或计划在近期回中国就业，做出选择的主要原因包括“家人或亲友在中国”（5人）、“更喜欢中国的文化”（4人）、“在中国个人的发展空间大”（2人）、“自己是中国人”（3人）；
还有12人计划在退休后回到中国定居，其理由包括“尽量多攒钱帮助子女完成学业”（2人）、“为自己攒钱养老不给子女添麻烦”（5人）、“中国是故乡所以迟早要回去”（5人）。总体来看，朝鲜族到韩国务工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财富积累选择，回到中国是根植于国家认同、家庭血缘、文化归属的“本能”选择。例如，虽然超过半数的访谈对象认为在韩国“语言环境熟悉”，但只有3人主动提到了喜欢韩国文化，而4人主动提出“更喜欢中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语言的熟悉感并不代表文化的认同感与融入感。对在韩朝鲜族劳工移民而言，熟悉的语言能带来便捷的生活方式，但文化认同根植于原生环境中的惯习养成。
饮食上我们保留了朝鲜族的特点，还大量融合了中国其他菜系，这使得我更加容易接受中国的饮食文化，虽然一直在努力适应韩国的饮食，但是始终无法完全接受。语言方面，我在国内使用的朝鲜语和在韩国使用的韩语有些差别，这对我造成一定困难。并且有些词汇表达，我觉得中文会更容易且形象。而且，中国的建筑群比较“大方”，而韩国比较“拥挤”，会让我感到十分压抑。［25］
通过访谈材料综合分析，在韩朝鲜族劳工移民对中国的认同感处于明显的优先次序。这也印证了从始至今朝鲜族赴韩只出现了“务工潮”，［26］而没有出现大规模“移民潮”。对中国的认同感体现为对回到祖国的预期及行动，也包括留在韩国后对中国国籍的保留及情感羁绊。
在他国就业、生活过程中，经济、福利、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个体获得感，并产生推力与拉力，对祖国的国家认同可能强化或弱化，也可能体现为“情怀上的祖国归属感、现实上的他国安居感”的二元选择。跨国劳工移民会在祖国与住在国的家庭、经济、社交等方面的获得感之间进行比较判别，且不同的获得感可能产生叠加效应，并演绎出最终决策。
（一）在韩朝鲜族的获得感来源
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的跨国劳工移民而言，国家认同是家国情怀，也是在特定生活环境当中的切实获得感。以在韩朝鲜族的流动为例，国家认同可以具象化为家庭—血缘、经济—福利、文化—社会及应急—安全等因素中的获得感。跨国劳工移民在中韩之间流动，实质上是对不同的获得感进行比较选择及综合判别，进而做出最终的安居决策。
1.家庭—血缘因素中的获得感：最具决策稳定性
家庭对在韩朝鲜族的最终安居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这与朝鲜族乃至中华民族家庭至上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朝鲜族赴韩就业后，家庭不再处于传统的同一地缘内，成员散居并形成了网络空间化的跨国家庭。［27］在韩朝鲜族以货币、礼品的方式对家庭进行远程支持，也改善了家庭的经济境遇，但家庭成员的沟通及情感支持成本显著提高。家庭维系模式从传统的同一地域空间内的综合支持，转化为以情感为基础、以务工者经济支援为输出的模式。当在韩务工的朝鲜族实现了家庭经济改善目标，或网络家庭模式的维系成本远高于成员间的情感承受能力时，大部分务工者会选择回到中国，少部分则选择让亲友也流动至韩国，在他乡延续传统的同一地缘家庭。家庭导向型的安居决策最具稳定性，难以因其他因素而改变。因此，在韩务工超过20年的朝鲜族劳动者会因为“父母及子女在中国”而返回家乡，初到韩国2年的青年也可能因为在他乡组建家庭而定居。一个人的安居选择受制于家庭意愿，也可能带动一个家庭的群体决策。家国情怀是“家”与“国”的交织，“家”是安居国别选择的重要导向型因素。
2.经济—福利因素中的获得感：最具现实工具性
生存利益是切身利益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跨国劳工移民的首要权益。韩国经济曾经创造了“汉江奇迹”，且韩国劳动力稀缺，远超中国的薪资水平对朝鲜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中国的“下岗潮”和城市化进程中，部分朝鲜族选择了赴韩就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及汇率变化，当前在韩就业的收入优势已有所缩减，但仍高于在国内朝鲜族聚居地区的务工收入。因此，赴韩务工对朝鲜族仍具有较为明显的吸引力，在韩国完成财富积累仍然是朝鲜族跨国流动的实用性驱动力。但是，经济收益只是朝鲜族在韩国的过程性、工具性融入目标。高收入并不是吸引劳工移民安居的因素，稳定的收入、有前景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尊重感才能对其安居决策产生影响。在访谈对象中，有10人在韩国从事公司文员、律师、翻译等社会评价较高的工作，其中只有2人期待回到中国。
广义的福利因素不仅包括经济收入，更源于公众在社会保障、生活环境、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当中的获得感。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韩国的公共服务质量不再是主要的吸引力因素，但相对舒适的生活及交通环境仍提升了在韩朝鲜族的生活质量。在社会保障方面，有25位访谈对象在中国参加社保并通过缴费保留权益，这是回到祖国后的风险应对措施，也是与中国以福利共同体形式保持的联系纽带。总体而言，广义的福利因素对跨国劳工移民的决策起到“锦上添花”的促进、增强作用。
3.文化（语言）—社会因素中的获得感：中国的“认同”与韩国的“认异”
因为语言方面的便利条件，部分朝鲜族在外出务工时，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选择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而是选择了韩国。但是，发音风格和口音是生活背景、生活方式的重要反映，朝鲜语与韩语的差异成为务工的朝鲜族与韩国社会之间的原始身份隔阂。同时，随着中国国家通用语的有效普及，朝鲜族融入中国其他地区城市文明的路径更加丰富。语言接近不代表文化的天然融入，文化共同体是基于长期的行为惯习、环境培育而形成的价值认同，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安居的归属感。国籍不同、地缘差异、复杂的现实因素都阻滞了中国朝鲜族在韩国的社会融入，文化差异和国民身份差异成为其融入韩国社会的主要障碍。［28］中国朝鲜族与韩国的韩民族都经过各自国家长期的文化塑造，自我特征显化，彼此的族裔认同及血缘联系呈淡化趋势。受益于中国成功的民族政策和中华文化的包容力，朝鲜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归属感更加明显，在韩国的就业过程，突出了与韩国的“认异”，也强化了对中国的认同。
作为中国朝鲜族，我首先对中国有国家认同，其次是朝鲜族的认同感。对我来说，中国朝鲜族不同于韩国的“韩民族”。两者虽然有很多相似点，但是经过长时间中国文化与教育的熏陶，又有别于“韩民族”。［29］
4.应急—安全因素中的获得感：公共危机突发下的中国优势
重大突发公共安全风险会对现有社会环境的产生整体性冲击，一个国家能否建立起牢固的应急管理共同体，关系到公众安全及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形象及责任，进而影响跨国劳工移民的流动选择。2020年初全球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通过多维度主体协同形成全社会动员力和全资源整合力，最终彰显了民族凝聚力，实现了疫情常态防控和经济稳步复苏两个目标。这为海外中华儿女提供了安全网，部分在韩务工朝鲜族认为回到中国会收获更大的安全感，因此对安居地做出新的选择。
我在韩国从事美妆业，觉得医美行业发展前景良好且上升空间大。但近年，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蓬勃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发展迅速，所以今年想回国发展，凭借在韩国化妆品牌线上渠道的工作经验及优势，融入中国互联网（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30］
（二）不同获得感的交叠与损益
跨国劳工移民的最终安居选择，是对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及安全等方面的成本及收益进行权衡后的综合决策。在朝鲜族跨国就业的现实维度下，劳动者为了将阶段化目标最优化，可能会因为不同获得感叠加效应而做出流动决策，也可能为了首位目标而暂时牺牲其他方面的获得感。个人获得感的替代或叠加效应，最终影响其国家认同感。
1.经济—福利因素与家庭—血缘因素的交叠作用
跨国劳工移民在就业周期内，经济收益与家庭团聚之间存在损益互补。朝鲜族劳工移民需要完成自我或家庭的财富积累时，可能需先暂时降低自己与家庭的紧密度，而选择融入陌生的社会以求得经济收益。当财富积累到自己预期后，在韩朝鲜族大部分会选择归国，重新回归中国的家庭及社会网络。但在韩就业期间，“跨国分离家庭”并非是消极的，劳工移民借助血缘情感、远程联络、现金支持、礼品赠送等工具性纽带，多元而弹性地维系着家庭成员间的积极互动。［31］劳工移民赴韩就业并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后，也可能牵动整个家庭的跨国流动，在他国重新巩固家庭共同体。而回到中国定居的朝鲜族劳动者通过在韩务工夯实了个人储蓄，完成了养老资本及子女教育资本的积累，不仅提高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助于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实际上，这是跨国就业期间的经济收益对家庭乃至社会的增益效应。
2.经济—福利因素与文化—社会因素的交叠作用
在朝鲜族劳工移民跨国就业期间，文化—社会因素容易在中韩之间形成推力与拉力，但其推拉作用不足以超越经济收益而成为主导因素，而是会影响在韩朝鲜族的融入感和获得感。当在中国无法寻找可替代工作或未完成财富积累目标时，在韩朝鲜族会尽量接纳、容忍当下的文化—社会障碍，或在中国的务工同伴之间形成内向性的交往模式。如果在韩朝鲜族能够适应当地的文化及社会网络，则可能会与稳定的职业发展、家庭团聚、经济福利等因素形成叠加合力，促成其在韩国安居。
我的亲哥哥、堂哥堂嫂都在韩国，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很大，交际圈子也几乎都是中国人。虽然平时忙忙碌碌，但每到中国传统节日，他们一定会互相走动聚一下。［32］
建构国家认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与高速发展的根本保障。国家认同是价值认同，更要“落地”为个体在利益、情感、安全等方面的获得感。影响朝鲜族在中韩之间流动的因素从来都是“双方的”，韩国一直以自身利益为导向而调整“海外同胞”政策，将“同胞”的意义工具化。［33］对中国而言，应该将天然的国家认同感外化为具有治理优势的公共政策工具，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的吸引力、吸纳力及包容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应持续夯实国家荣誉感与整体观。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安居工程、确保人口承载量是夯实国家认同的根本保障，关键点是在安全、民生、经济、文化、情感认同等方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区位优势，也提高国家的“硬性”竞争力及“柔性”影响力。
（一）以经济社会安全感强化国民身份认同感
国家安全共同体在平顺时期容易被淡化，但在公共危机中意义重大。它包括国内经济的平稳增长、稳定的安居环境和应急管理中的国家凝聚力，也包括中国国籍给海外公民带来的安全感及获得感。中国应继续提升对海外中国公民的国际公共服务可及性，并在他国突发公共危机时为中国公民提供定向安全保障，以中国国籍的优势提升国家认同。同时，坚持以经济稳定增长和疫情科学防控这两条安全线，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居吸引力。
（二）全面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安居工程
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居感应立足于县域—城镇发展模式，核心优势是家门口的稳定就业岗位、安居的舒适度及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感，即公共服务便利可及、社会网络共融畅通。中国应推动社会公共服务“横向到边”，大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民生以及社会事业发展，在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提升服务质量，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注重精细化和便捷性，全方位提高边疆群众的获得感。应注重归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权益的转移接续，以服务的便携性提升各族群众的安居感。应提升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安居感，促进教育、医疗、养老服务资源向边疆地区倾斜。应继续普及国家通用语，夯实文化同源性，降低边疆各族群众的信息获取成本和国内务工成本。总之，应通过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语言文化的系统性建设，实现各族群众的生活、交往、精神家园等方面的全方位安居。
（三）以就业机遇保障多重获得感
就业可以带来薪资收入、积极的社会融入、稳定的职业规划和养老财富自我积累。因此，稳岗就业可以实现安全、家庭、经济和福利等多重获得感的正向叠加效应。中国应持续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岗就业政策，形成创业友好型政策环境，让边境城镇夯实灵活而持续的财富创造力、就业吸纳力。同时，应发展传统文化产业，特别是发展各民族濒危文化遗产传承相关产业，以文化共同体实现经济共同体，对海外劳动力形成回国就业创业的示范效应，鼓励海外劳动力回到家乡创业并带动就业。
（四）塑造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中国认同
在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大格局下，国家认同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中国公民的国家归属感与荣誉感，也包括海外中华儿女的情感认同。中国曾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并衍生出“家国天下”社会责任的精神格局。至今，“家”依然是中华儿女的情感依托，其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34］中国应充分发挥家庭共同体的情感联系与纽带作用，构建海外中华儿女的多层次中国认同。首先，应继续传承并发挥中华文化的辐射力，使其和合共生的包容力转化为认同感；
其次，通过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系列民生建设，提高海外中华儿女家庭成员在中国的安居感和生活质量，进而夯实他们对中国的情感认同；
最后，以文化自信营造“润物细无声”的国家情感认同，夯实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与行动联结。
［注释］
［1］［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59页。
［2］George M. Scott， “A Resynthesis of the Primordial and Circumstantial Approaches to Ethnic Group Solidarity：
Towards an Explanatory Model”，Ethnic＆Racial Studies， Vol.13， No.2， 1990， p.147.
［3］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eds.），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92， p.58.
［4］黎相宜、周敏：《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美国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的田野调查与分析》，《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5］Chan Kwok Bun， Chee kiong Tong，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and Ethnicity：
The Chinese in Thailand”，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27， No.1， 1993， pp.140-168.
［6］陈肖英：
《非正规劳工移民的“道义经济”研究——以荷兰中餐馆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
［7］Inseo Son， Hwajin Shin， “Decentered Identity Negotiation and Dilemmas among Korean-Chinese Immigrants in South Korea”，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Vol.29， Issue.4， 2020， pp.469-491.
［8］郑宇、曾静：《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9］南日、陈纪：《在韩中国朝鲜族跨国民族认同的困境及其转向》，《当代韩国》2020年第3期。
［10］席婷婷：《“三重脱嵌”：流动的朝鲜族——基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农村地区的实地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1］谢和均、李雅琳、李艳华：《经济福利、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保障的实证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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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刚、汪晶石：《民族政策与我国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中国朝鲜族为例》，《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4］青觉、徐欣顺：《新时代多民族国家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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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21年2月13日访谈吉林延吉人XFY04于吉林延吉。
［22］2021年10月1日访谈黑龙江鸡西人MSF于北京
［23］2021年7月10日访谈吉林延吉人HJ03于线上。
［24］2022年6月19日访谈黑龙江牡丹江人XCW于北京。
［25］2021年7月11日访谈吉林延边人HJ02于线上。
［26］席婷婷：《“三重脱嵌”：流动的朝鲜族——基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农村地区的实地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7］朴光星：《“跨国打工者”——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心与边缘”的联结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8］周建新、黄超：《跨国民族劳务输出中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龙井市龙山村S屯朝鲜族劳务输出韩国为例》，《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29］2021年7月11日访谈吉林延边人HJ02于线上。
［30］2021年2月16日访谈吉林延吉人XFY01于吉林延吉。
［31］李梅花：《跨国流动与个人生活的变迁——以朝鲜族跨国群体与留守家庭的生活体验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2］2021年4月16日访谈黑龙江牡丹江人JXH01于北京。
［33］朴光星：《在“同胞”中建构新“族群”——韩国“在外同胞”政策实践与中国朝鲜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4］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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