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贵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思想史可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为界，分成前后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这不仅因为“天人感应”在《春秋繁露》中表现出了“系统性”“普遍性”“政治性”等特点，而且构造了既有对原则的持守又有与时应变的承诺、既有同类相感的要求又有一阳至上的命令、既有徳刑并用的主张又有仁教优先的推崇之治政学说体系。这大概是我们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天人感应”观念的常识性认知。但我想读者肯定期待欣赏后董仲舒时代“天人感应”观念的情状。巧合的是，安庆师范大学的章林教授为读者准备好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章林教授的新著《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下称《章文》）正是系统研究后董仲舒时代“感应”思想的力作。那么，后董仲舒时代的“天人感应”观念经历了怎样的情状呢？是走向了解体？还是静水潜流？抑或波涛汹涌？如果读者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就请跟随我游览一番吧！《章文》的研究对象是“宋明儒学感应思想”，如果可以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比喻为“体”，那么其身后的“感应”思想姑称之为“用”。如此，我们便有理由追问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怎样发用流行的。《章文》正好向我们做了精彩纷呈的展示。
《章文》所展示的第一道景观，就是通过详细、深入的研究，将董仲舒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感应”思想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分析和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详细讨论宋明儒学感应思想之前，《章文》对汉唐时期感应思想的流变与特征也进行了精到的介绍，从而让读者进入宋明儒学感应思想非常舒适而毫无颠簸。在对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的讨论中，《章文》分别用“气之感应”“心之感应”“良知之感应”三章的篇幅展示了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的错综复杂与无穷魅力。比如，在讨论“气之感应”部分，分别由“本源之气与感应作用”“气化万物的感应作用”“作为天理的感应作用”三个方面，详细地展示了“气之感应”义理脉络的跌宕起伏；
在讨论“心之感应”部分，分别由“心与气感应”“心与物理之感应”“心与心之感应”三个方面，详细地展示了“心之感应”义理脉络的盘根错节；
在“良知之感应”部分，则分别由“良知的特质”“良知的寂感作用”“自然感应：良知寂感的原则与特质”三个方面，详细地展示了“良知之感应”义理脉络的变化莫测。令人兴奋的是，《章文》的讨论还表现出交叉性，也就是在讨论“气之感应”“心之感应”“良知之感应”的同时，会根据需要随时涉及中国哲学史上任何感应文献或感应观念，不仅使其分析研究显得广博厚重，从而凸显了宋明儒学感应思想与此前感应思想的逻辑，而且贯通了“气之感应”“心之感应”“良知之感应”三种感应思想的内在逻辑。不能不说，《章文》的这段演示让我们赏心悦目。
《章文》所展示的第二道景观，就是揭示了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的特点。《章文》不仅对“气之感应”“心之感应”“良知之感应”的特点分别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而且对宋明儒学感应思想总体特征作了高屋建瓴式的推演和概括。《章文》认为，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特点有二：一是“内感应”。《章文》认为，事物内部对立统一二端之间始终处于相互感应的作用关系中，因此天地之间唯有一个感与应；
感应是事物因其内部含有的各种对立统一的二端而必然发生的相互作用关系；
内在感应源于事物“先天”的存在结构，无需任何中介和条件而必然发生；
内在感应既指事物内部各种相互对立统一的、二端之间的屈伸相感作用，又指不同事物因其本性而相互感应。由此看出，宋明儒学感应思想之“内感应”与古代哲学中的变易思想完全是融为一体的。二是“生机主义”。《章文》认为，宋明儒学一方面反对天地能思虑、营为的目的论思想，另外一方面又提防着视天地为一物质世界的自然主义倾向，这种介于目的论和自然主义之间的自然-宇宙观，正是“生机主义”的具体特征。生机主义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质之一，《章文》的结论告诉我们，这个特质也“存活”在“感应”思想中。如此，相比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宋明儒学的感应思想更具“内向性”和“生机性”。因而可以说，《章文》关于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特点的演示，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天人感应”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变化，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对“天人感应”思想的再思考。
《章文》所展示的第三道景观，就是中外思想的融合。章林教授充分发挥了其熟稔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长，在讨论宋明儒学感应思想时“肆无忌惮”地援引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从而打造出一副以宋明儒学感应思想为中心凝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高端作品。多年来，学术江湖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这大多出自哲学界朋友的自我调侃，都觉得“打通中西马”是一个笑话，吹吹牛而已。不过，如果对“打通”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打通中西马”未必不可能。假如要求阅读中哲、马哲、西哲所有文献，要求对中哲、西哲、马哲所有思想内容统统把握，要求对中哲、西哲、马哲做全面的会通，那么，的确没有人敢说自己能够“打通中西马”。但是，如果就一个学术问题，用中哲、西哲、马哲的思想资源一同来会诊、解释和论证，也算是“打通中西马”的话，那么，《章文》应该说在融会中哲、西哲、马哲的思想资源上做得很成功、很出彩。比如，讨论“巫术感应”时，《章文》不仅引用了泰勒、弗雷泽、布留尔等关于原始思维的理论，而且引用了荣格心理学思想，以说明“巫术”思维的性质。再如，讨论“感应作用具有运行不测之理”，《章文》既参照了现代西方哲学家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又引用了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指出形而上学同西方近代科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同时将尼采的相关思想引入，从而使中哲、西哲、马哲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交相辉映。当今社会，一方面要求实现学术本土化，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主张学术开放、鼓励吸收有益于本土学术成长的营养。不能不说，《章文》在这方面或许是一个可资参考的尝试。
《章文》所展示的第四道景观，就是运思行文的技巧。我们知道，如何叙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是一门技术活，用得好，事半功倍，用得不好，前功尽弃。《章文》叙述的方式并不是很特别，但它能让读者感觉很亲近、很舒服。《章文》非常注重讨论前对相关知识、理论的铺垫，从而使问题的理解变得容易。比如，阐述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的有机主义特点之前，《章文》就陈述了三种有机主义形式，即自然主义、目的论以及生机主义三种不同的形式，从而为读者理解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的有机主义特点提供了知识基础。再如，在讨论“气之感应”时，《章文》不仅引用了苏格拉底、阿那克西美尼、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相关观点，而且引用了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等的相关思想，并掺进了吉尔松、奥古斯丁等的神学世界观，从而为读者理解宋明儒“气之感应”思想提供了参照。再如，在讨论“心之感应”时，《章文》则向读者一一展示了舍勒、胡塞尔、梅洛·庞蒂、耿宁、罗蒂等相关观点，从而使读者在幸运地欣赏到这些西方著名哲学家的思想时，也为其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宋明儒学感应思想提供了一种坐标。显然，《章文》这种注重知识基础结构性叙述，不仅使研究本身显得气象恢宏，而且再次印证了“自他之耀，回照故林”（严复语）研究方法之价值。无疑，《章文》的这种运思安排对于人们理解其关于“感应”思想的任何一个结论、任何一个观点，都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章文》所展示的第五道景观，就是推出了一些崭新的学术观点。学术成果优秀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有没有学术创新。可以说，《章文》中的新观点虽然不能说比比皆是，但也是唾手可得，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创新的冲动自始至终贯注于《章文》的文字中。比如，《章文》对中国古代感应思想所做的总体概括：交感巫术——自然感应和天人感应——外在感应——内在感应（包括物感应、气感应、心感应和良知感应），认为良知感应是生成意义世界，是最高层次的感应。这个概括是前所未见的，令人耳目一新。再如，《章文》认为在宋明儒学中，感应已涵括气之本体状态、由气构成的具体事物之间、人心同外物之间以及人心与人心之间各种关系形态，完全突破了天人感应和自然感应的局限，成为表示事物之间最普遍的相互作用关系的范畴。这也是闻所未闻的判断。再如，《章文》认为天人感应自进入宋代，便开始了从外在感应到内在感应的转向，并指出这种由外感应转向内感应的过程，与儒家寻找形上根据的学术实践表现为同步性。这无疑是一个全新话题和启人深思的判断。还有，《章文》认为，感应之道一方面需要同义务之道相辅成，需要通过客观的、普遍的礼仪制度和身份义务来引导主观的、特殊的示范感动，另一方面需要同生产之道相辅成，推之艰难同生产之艰难紧密相关，因为感应之道是一种让事事物物各得其所的和平方式，而生产之道则需要改造自然，需要培育、驯服、加工、改造。这不仅揭示了传统感应思想的先天限制，而且为传统感应思想的突破找到了契机，以续其命。
浏览着这些独特而新颖的思考，读者朋友是否心有所感、情有所悦呢？
不过，这“五道景观”远没有穷尽《章文》所呈现的学术美景，因而读者朋友最好还是一册在手一睹为快。精而言之，这五道景观不仅为读者展示了后董仲舒时代“感应”思想的内容，而且详细地描述了其流变状况，揭示了其特点，从而实现了读者在“感应”知识上的延续，丰富了读者对“感应”思想的认识，深化了读者对“感应”观念的理解，为更加完整地认识、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拓展了新的视角。因此，仅就此“五道景观”言，《章文》的学术贡献是特殊、重大且值得肯定和称赞的。当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感应”思想极为深邃复杂，“感应”观念的社会历史根源、“感应”观念的地理自然环境、“感应”观念的种族基因、“感应”观念的哲学宗教意识、“感应”观念的载体及其关系、“感应”观念的文化效应、“感应”观念的消极影响，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课题。“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章林教授年富力强、勤学好思、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我由衷地期待他推出更多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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