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运动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自此，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党的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革命时期——延安时期。这一时期，为配合党的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大规模政治宣传教育。特别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予以高度重视，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顺利完成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党和国家储备了一批先锋队伍和中坚力量。延安时期为开展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的宝贵财富，为新时代开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一）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了必须要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延安时期开展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彼时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形势需要。从政治形势看，自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集团虽继续主张抗战，但逐渐表现出动摇性，革命重心由抗日救国偏向内战独裁。一方面，消极抗日情绪滋长，将抗日希望寄托于以英、美、苏等大国；
另一方面积极反共情绪猛进，逐渐由联共政策转向反共政策，加紧削弱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全面抗日的大旗。为赢得战争胜利，我党亟需团结动员各个阶层，尤其是要积聚抗日的青年力量，构筑坚固统一战线。从经济形势看，在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对我党施行经济封锁的双重危机下，陕甘宁边区在财政上面对困难，而连年自然灾害，更是让边区经济问题雪上加霜。为保障前线物资供给和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状况，我党积极发起生产自救运动。青年人群是运动的重点发动对象，不仅是考虑到青年人群拥有年龄优势和体力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发动青年知识分子向广大群众进行更大范围的动员和教育工作，调动民众积极性以推动经济建设。从文化发展看，毛泽东强调“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1]，将文化与政治、经济挂钩，以文化助力政治、经济和军事，推动革命事业进程。红军在建立起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为巩固统一战线，克服党内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发挥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实行抗战教育政策，规定教育要为长期战争服务，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先后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一批革命院校，并在全国各地广泛宣传，积极招收革命青年入延安赴学。
（二）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重视态度决定了必须要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青年是革命事业接班人和未来国家建设者，是我党迫切需要团结和培养的对象。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2]，后又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肯定了青年的“先锋队”带头作用，称赞青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3]。我党始终对青年知识分子持“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的重视态度，将知识分子定位于影响革命成败的关键位置。1939年我党发布《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指示要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入军队、学校、政府工作，为爱国青年广开救国大门。青年知识分子或联系各地共产党组织或自行结成团体，突破国统区国民党和沦陷区日军设置的重重阻碍，相继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一时间形成上万青年奔赴延安的热烈景象。
大批青年落脚延安后，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构成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就来源地看，既有来自革命区的青年，也有来自国统区、沦陷区以及海外的华侨青年；
就阶级背景看，既有出身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青年，也有出身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青年；
就文化水平看，既有小、中、高学历不等的受教育者，也有海外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差别导致了青年们在思想和政治观念上也存在巨大差异。要想将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为革命锻造先锋部队和中坚支撑，首先需要通过开展集中的文化教育，从思想源头上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教育的重点是要对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青年知识分子解除原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奴化思想的精神桎梏，提升思想素质和革命觉悟，建立共产主义信仰，树立科学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有志青年培养为真正的革命青年，为革命提供优秀的党员干部和坚强的红军战士储备。
思想观念是一切实际行动的前提。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由于接受过一定基础教育，有自行思考和独立辨别的能力，有能力落定思想归属，继而开展实践活动。但由于青年知识分子在心智上未完全定型，思想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片面性，容易受到反动思想的蛊惑侵蚀。但也正是因为尚未定型，思想的可塑性较强，可以通过后期正确的思想教育来纠偏。延安时期，我党创造性开展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采用多种教育方法，顺利完成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改造，为党和国家培育出一批拥有坚定信仰和坚强意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一）灌输教育法
列宁早在同经济派作斗争时，就引用考茨基的“灌输”观点，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并且，考虑到青年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由于出身背景导致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问题以及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完整度和准确度问题，我党根据青年的思想特点和实际情况编纂一系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世界革命史、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教材，并由专业教员进行课程讲授，通过课堂理论灌输帮助学生构建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奠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经过较为系统的理论教育后，科学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正如成仿吾所说：“在灌输历史科学思想方面，我们也收到了相当的成绩，使青年们了解了社会进化的法则，和应该怎样来改造这个社会。”[5]
灌输的方法虽然是一种较为强硬的教育方法，但要想取得效果，还需以受教者主动接受为前提，特别是考虑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改造难度大。因此我党在采用灌输法进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时，特别注重将革命理论知识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解读，并且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进行融合讲解。通过理论学习，青年知识分子们认清了社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培养上有了质的飞跃，由民族视野逐渐开阔为世界视野，民族的觉醒逐渐升华到阶级的觉悟，民族主义意识逐渐上升至共产主义意识。
（二）实践教育法
青年知识分子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但要想达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不能只靠青年知识分子的单打独斗，还需要工农大众这支革命主力军的援助与配合，所以我党要求“全国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6]只有和工农大众联合起来，才能团结最广大的革命力量，彻底攻破敌人防线。为了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团结起来，同时也为了帮助青年知识分子克服自身弱点，我党制定了“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延安各校在理论教育之外，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来进行实践教育。各校积极响应我党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号召，组织全校师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仅1939年抗大师生就开荒17831亩，收获粮食100多万斤，并兴办纺织、种菜、养猪等副业，在生产自足的情况下还为前线提供一定经济支援。并且我党定期组织学生到前线战场、到敌军后方去接受实际锻炼，或是加入民团组织，帮助民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或是进入当地学堂，对工农大众开展普及教育；
或是成立宣传分队，通过墙报板报、文艺汇演等形式进行街头宣传教育。青年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与工农大众互动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关系从互不了解到相互了解最后发展为相互帮助、相互教育。一方面，工农大众在青年学生的宣传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愈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民众的指导帮助下从事劳动生产，革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腐旧思想。各方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都有了大跨步的提升，有效推动了工、农、商、兵、学、政、党的团结协作和共同进步。
（三）榜样教育法
我党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能取得傲人成绩，与积极树立模范典型进行精神激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树立类型选择上，我党总体采用正面模范和反面典型两种类型。正面模范的展示可分为领导表率和民众示范。如在领导表率方面，徐特立作为革命区“五老”之一，始终以身作则，年近花甲依旧全程参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边区后坚持奋斗在教育事业第一线，任职校长期间时刻关注师生学习生活状况，对学生们嘘寒问暖、聆听诉求，更是时常将自己的小灶食物送给弱、病学生，倾尽毕生之力为革命培养优秀人才；
在民众示范方面，我党树立了一批边区英雄模范和劳动模范。这些模范来自群众间，来自于身边一同工作战斗的同志战友。不论是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还是普通民众的无私奉献，这些正面榜样都极大激发了学生们效仿的热情。
反面典型的展示可分为积极的反面典型和消极的反面典型。在积极的反面典型方面，我党灵活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战略，积极任用原国民党官员就职教员。如1935年被俘的国民党陆军中将张振汉，在随军长征期间为我军所感化，后于延安红军大学任职军事战术教员，终身致力于为我党培养军事人才。曾经的敌人成为了今日的拥护者，为学生们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真人示范，无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性和革命性；
在消极的反面典型方面，最具有警示意义的当属黄克功案件。1937年我党在陕北公学操场上就黄克功杀人一案进行公开审判，没有因为黄克功革命功臣的身份而予以任何宽容优待，而是严格按照法律判决黄克功死刑。此后毛泽东在授课时还多次以黄克功案告诫学生们不要做有违党规党纪的坏事错事。我党对于纪律的遵守和对法律的奉行给青年学生上了一堂极具警示意义的纪律教育课，使青年学生对于共产党和党的纪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加由衷的信服，愈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四）批评教育法
青年知识分子奔入延安为我党注入了大批新鲜血液，1937至1940年间我党党员人数由4万余人激增至80余万人。但是在这批新晋青年党员、干部中仍部分残存着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存在对教条主义的盲目追崇问题。为在短时间内对全党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进行集中思想改造，廓清正确行动方向，凝心聚力开展革命，我党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此次整风我党吸取了苏区肃反时的教训，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行动总方针，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行动手段。一方面，针对犯错误的青年党员，我党进行慎重且深入的揭露批评。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究责惩戒，而是为了以批评求进步、以批评促团结。整风中，我党以循循善诱的态度，与犯错同志一道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内容及后果，帮助犯错同志对其错误进行全面清醒认知，最终引导同志主动改正错误；
另一方面，针对广大党员干部，我党定期组织民主生活会来集中学习党中央发布的“二十二个文件”，帮助青年党员在学习与讨论的过程中进行反思自省，通过在会上做自我批评以及与会人员做出的考察评判来进行党员间的自我教育与互相教育。特别是考虑到做自我批评难度较大，我党高层的领导干部带头做批评报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领导同志先后对过去工作历史作出认真且深刻的自我检讨，取得非常好的示范效果。
青年思维活跃、反应能力快、接受能力强，在领导干部自我革命的意识、认真诚恳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深刻纠错的行动感染下，很快接受并积极效仿去做反思批评。领导的首先示范与青年紧随而后的积极响应，使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逐渐在党内蔓延开来，党员接受听众的意见建议使检讨更加深刻，听众也在听取他人检讨的同时观照自身，日渐形成以“他省”促“自省”的良性循环。批评教育的方法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互之间三个向度逐步覆盖全党，使广大党员干部逐渐筛去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沉渣，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树立了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工作思路，形成了党内常态化进行自我革命的良好风气。
（五）环境熏陶法
延安自由民主的交流氛围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我党向来注重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提供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各类学校都设有存储学校资料的列宁室。室内既陈列着由我党出版发行的党报党刊以及各根据地报社出版的时政刊物，向学生宣传最新战斗信息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也陈列包括国民党报刊在内的各种观点的读物，顽固派、反共派的读物也不“封锁”，一律向全校师生开放。列宁室的各类报纸杂志，几乎涵盖了全国各派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观点。庞杂的理念观点不仅没有模糊和扭曲学生的思想认识，反而极大地锻炼了学生自我思考和独立判别的能力，在各类错误思想和歪曲言论的对比下，真理不辩自明，共产党的革命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愈发突出，青年们的共产主义信仰也愈发坚定。
此外，为了鼓励学生自由思考，维护校园学术民主，1938年7月，毛泽东到抗大专门做《抗大的民主问题》的演讲。演讲着重强调抗大应该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提出要拓宽思路，只要有益于抗日的内容都可以发挥才能。领导的鼓励批示极大地调动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积极性和学术上的创造力，学校内一派自由、平等、向上的学术氛围，青年知识分子怀揣对政治的极大热情，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政治活动。除了学校不定期邀请领导干部来校做时政报告和学术演讲外，学生之间也经常自行组织学术研讨活动和政治交流活动，如女大组织各班干事集中讨论学习最新的时事报告，再由干事回各班级进行信息传达；
抗大成立专门时事研究小组，针对国内外时政问题进行研讨交流；
马列学院成立哲学研究会，定期组织学生开展专题辩论等等，学生的政治关注度和思想活跃度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下持续高涨，校园内一派生机活泼的景象。
历史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重复性，个人、政党、国家遭遇的诸多情况和经历都可以在过去历史中找到相似的事件和答案，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借鉴和进路。同样的，延安时期针对青年知识分子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于当下而言，仍有着丰富的学习和借鉴意义。但学习借鉴不是教条式的照搬照抄，原样拓行；
也不是简单的好坏二分，取好舍坏。而是需要对延安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客观分析，并结合当前的时代语境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取舍和推陈出新，才能科学推动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