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微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数字乡村的建设意见，要求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数商兴农”工程，通过“互联网+”实现农村产品的平稳销售[1]。近年来，浙江省持续深化“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浙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农合联”）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助力农业产业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然而当前浙江省农合联也存在着制度不兼容、信息不对称、单个地区优点无法复制等不足之处。在数字化背景下，浙江省农合联应积极寻求破解当下顶层设计缺失、后备保障不足、制度兼容欠缺等困境之道[2]，实现服务功能全面覆盖、高效协同，迫切需要插上数字化翅膀。
1.1 数据确权：由DaC向DaL的转变
现行市场中偏向将数据视为资本（Data as Capital, DaC），然而作为数据经济的生产要素，这一理论在现实实践中避开数据确权的空地，劳动者生产的数据收益往往难以公正地进行分配。将数据视为劳动（Data as Labor, DaL）[3]的转变更加贴合数字化经济时代所呼唤的公平正义观念，并可进一步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数据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分配回归劳动者的倾向，增加了收入分配的途径，并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效率的提升。
1.2 数字经济新技术：经济范式
DaL理论拓宽了数字经济下劳动的可能性，并由于大数据本身不存在边际产出递减规律，数据量的增加有助于产出更精准的信息，使经济主体做出正确决策和判断，从而增加边际产出的特点[4]，更加清楚地揭示了数字化社会中，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制度之间的运动关系。根据Carlota 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数字经济范式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继福特制大规模生产范式之后的第五种技术-经济范式。范式之间的取代过程带来了技术的更新迭代与广泛运用，并通过创新促进了经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5]。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使交易各方实现“点对点”的直接沟通，去中介化的形式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社会全要素生产效率，同时促使作为技术基础的数字化技术加速创新。
1.3 新经济范式下数字化“三农”赋能乡村振兴
首先，农业生产现代化帮助抵御环境等重大影响因素。传统农业生产产值、劳动效率低的一大原因在于不可控因素往往充斥生产的全过程。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自动化、数据化。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阶段，实现全过程的预期决策与现实评估，联合电力、水力、化工、生工、机械等传统制造业，针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需求来进行精准治疗。最大可能解放人力，把变动的环境因素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其次，农产品流通数据化帮助减少交易成本，大大减少信息不对称市场情况的出现。传统农业产品销售链受限于交通、保鲜、渠道、市场等因素，生产农产品的农民与销售链终端的消费者往往对售价均不满意。通过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分析，在流通环节、运输环节、竞价环节、交易环节等设计建立信息一体化的农产品流通信息平台，实现供求有效对接，维护市场稳定[6]。
最后，“三农”组织数字化为乡村治理与农村服务提供了新的出路。“互联网+”与乡村政务、党务、经济等等结合，大大提升了办事与纠纷调解效率。浙江省德清市搭建“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具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化智能技术，以智能化发现问题、自动化处理问题、全流程管理问题为核心，搭建了覆盖乡村产业、服务、经济等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7]。数字农合联在浙江各地均有着不同而优异的表现。宁波市“搭把手”环境共富模式平台实现垃圾智能处理，引导大量城镇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
丽水市“三辆车”服务模式打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并为农民带去了更多了金融、技术支持；
长兴县“十百千万”提低共富模式打造的农合联平台帮助低收入农户稳步增长收入[8]。众多事例表明农合联在数字化的加持下发挥了巨大作用。
2.1 党建引领数字乡村建设
乡村基层党建不仅是“互联网+”的党建新模式，更要求党组织牢牢抓住时代的新技术，创新加深对基层组织的管理，提高党建工作效率和服务群众水平，实现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让党建的带领作用越来越突出明显。基层党建工作的信息资源协同化与基层服务精准化，促成智能终端与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形成党建数字化—党建服务数字化—“三农”组织数字化的带动顺序链，推进党建工作对“三农”问题的推动与深入。
党员要起到带头作用，参与数字乡村建设，这不仅是对中央文件的落实响应，更是主动走出认知舒适区、进行自我学习自我革新的要求。以自身行为积极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在已有农合联的基础上实现数字化，进一步发挥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中农合联这一创新组织的巨大作用。
2.2 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共同富裕的本质不是人均财富相当，其目的也不仅仅在于所有人享受到单纯的、相近的物质利益。共同富裕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创设的物质基础与分配基础目标。而全体人的发展必须由群众共同的奋斗与创新来实现。培养一批在农业、农村中的信息化人才，是必要且必须的。人力资源在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也需要大量的互补资本，而数字经济扩张了社会连接范围，推动了创新创业的模块化，为人力资本更好地发挥其效能创造条件[8]。徐丽艳等[9]研究表明，以农村电子商务为例，其创造的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外出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返乡就业。同时，农村电子商务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创业机会，为外出农民返乡就业创业提供了天然沃土。
在未来农业发展时期，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成为主流。在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方面，针对农村实用人才、技术能手、职业农民，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技术技能等专业培训，大力培育一批具有新时代互联网思维及应用能力的高素质“新农人”[7]。通过各方教育学习，实现农村人口学习与知识储备的途径，形成数字化乡村建设创新推动力。
3.1 全面铺开新基建
传统基建往往指的是路桥、水电、房屋等土木市政建设设施，在数字化要求下，“新基建”应运而生。“新基建”即新型基础建设设施，是一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数字系统配套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包括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其中以5G系统、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以及城市轨道交通七大方面为核心[10]。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同步的情况，并导致了乡村老人对数字化技术普遍的不信任与天然疏远，严重者可能产生对数字化系统与数字配套基础设施的妖魔化感受。要进一步夯实和推进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农村中探寻有效的宣传普及方法，让尽可能多的农村老龄人口放下对数字化建设的偏见与误解，主动融入数字乡村的建设中来。
在过去，我国拥有的巨大市场与巨量人口产生了丰裕充足的数据要素，当下需要完成的任务在于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科学决策，根据浙江省内不同地市的实际需求，确定实际建设所需加强的方向。根据不同地市实际情况的需求，形成更加普惠的新型基建系统，从而降低数字化交流、信息存储分析、未来决策帮助的成本，为农业农村创业降低市场门槛，提高市场竞争力，防止在数据确权仍在建设摸索的时期时，农村新兴企业遭受到市场垄断企业的打压。
3.2 打造多方共融平台
数字农合联的核心优势在于大数据的高速处理分析，并依靠数据互通、信息共享，形成规模优势，降低边际成本。集合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设计打造数字集成化、高度自动化的数字决策系统，对接农合联成员、个体农户、监管单位的实际需求。可依托现有的“三农”数据库，构建统一的农合联大数据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挖掘和可视化等技术，开发功能模块，为生产投资、仓储物流、行政监管、行情监测等决策提供支持服务，实现为农服务、惠农政策落地的线上线下双轨并行，促进数据融合和业务协同，提高宏观管理指导的科学性。
3.3 构建针对性数字化终端
农合联成员身份广泛，在产业链中的地位、需求也各不相同。各级供销社承担了农合联执委会的日常运行工作，要求数字农合联平台上有针对不同主体创设的不同终端。因需开发面向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和管理者的应用终端。为农业产业链各主体提供包含数据统计与查询、人员管理、业务应用以及监督管理等功能的高效、便捷的服务。
数字农合联的建设目标是实现“一键式”为农服务系统。围绕数字赋能、全产业链服务、综合集成三大聚焦点，实现农业全产业链“一键式”服务。依靠数字赋能，打通信息孤岛，通过对称供需信息，实现精准服务；
依靠全产业链服务，打通生产功效信用全过程服务，通过流程再造实现制度重塑；
依靠综合集成，打通为农服务的政策多条线路，通过政策协同实现服务覆盖。
数字农合联工作体系依靠浙江省供销社、浙江省农合联领导牵头，成立专班，制定建设方案。对接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主体、浙江省大数据局和各类相关单位与公司三大类主体，协同构建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的工作系统。在工作推进路径上，数字农合联顺延“任务分解—综合集成”的逻辑进路，设立“V”字型工作方法。在任务分解阶段，数字农合联要求在各阶段列出重大任务、核心业务、堵点难点细化清单，实现会员服务、供销服务、生产服务、信用服务四大块领域“一键式”为农服务，并逐级分解细化任务，保证为农服务真正落到实处。在综合集成阶段，要求业务和数据综合集成，以系统直连、打包导入、手工填报等多种方式传入农民需求申请，切实保证群众的合理求助不落空。在任务分解与综合集成之间，要求改革流程重塑制度，进行人员理念转变、需求侧切入、工具方法创新，达到制度在供给侧进度精准管理、标准统一可调、服务精准高效、供需平衡稳定，在需求侧政策一指全览、信息实时准确、生产随时调节、交易畅通高效的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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