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龙，张璐，张帆
时代记忆：《人民画报》（1950—2015年）封面图像叙事设计
郭延龙，张璐，张帆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安徽 230601）
《人民画报》以图像的形式记录了中国时代发展的脉络，其封面图像作为时代记忆集成式的视觉语言，起到了传播时代烙印的重要作用。通过人民画报的视觉图像唤起时代的记忆，提升该类型刊物的图像叙事能力和视觉形象，扩大时代记忆图像的传播。收集了《人民画报》1950—2015年共计810幅封面图像作为视觉分析样本，将《人民画报》划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50—1965年）继往开来，传播力量；
第二阶段（1966—1976年）记录历史，唤醒革命；
第三阶段（1977—1998年）改革创新，发展文体；
第四阶段（1999—2015年）大国风采，迈向未来。通过图像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摄影图像元素、字体版式与插图布局等维度进行分析。分析得出，社会发展的进程决定了《人民画报》本身的视觉叙事的内容；
字体排版方式辅助读者更获取信息，提升读者阅读信息效率；
技术的提高促进图像叙事的风格转变，提升叙事空间维度。
《人民画报》；
封面图像；
视觉叙事；
时代记忆
《人民画报》被誉“中国国家画报”，以时代视觉记忆的方式见证中国发展历程，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本综合性画报。从创刊起先后推广于世界，被翻译为十几种文字和4种民族语言，担负对外宣传中国形象的职责，成为新中国时代见证者和视觉书写者[1]。从1950年至2015年共发刊810期，每期视觉图像叙事语言均记录着时代的烙印。如今，《人民画报》仍在持续更新，时代记忆仍在被记录。封面图像叙事不仅表达出主题的方式与风格，起到时代事件的视觉传播作用，而且具有文化审美层面的意义，唤起特定语境下图像时代记忆的文化内涵[2]。
从《人民画报》创刊至今发展的65年历程中，根据封面图像呈现的视觉叙事特点，结合历史重要发展事件节点，梳理出封面图像叙事的四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1950—1966年）、第二阶段（1967—1977年）、第三阶段（1978—1998年）、第四阶段（1999—2015年）。封面图像叙事记录着国家发展风貌的变迁，每一阶段的风格与形式都深深扎根于图像信息之中，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民画报封面上，成为时代记忆的缩影。将图像元素风格与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数据归类与分析，总结出具有时代属性的视觉图像，使其赋予时代的烙印。
1.1 第一阶段：继往开来，传播力量
期刊封面图像为语言意图的视觉变形，通过图片的图说文字来代替文字功能。画面叙事风格主要为简约明快和干净利落的特点，采用了简洁有力的排版图式。采用叠加色块的形式拉开画面中层次关系，色彩出现小幅度向高明度的色系变动，最终呈现的信息模式平面化且设计形式基本维持在同一风格系列。另外，封面图像元素多为勤劳勇敢的工农兵、农民、工人等建设者，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欣欣向荣景气。封面文字重点突出“人民画报”四字刊名，凸显出刊号出版信息字号。色块与网格图案的组合容易让人联想起旧照片的年代感，继而与事件、时代记录相关联，十分切合“定格、记录国家相关的政治事件”的栏目特色。
1.2 第二阶段：记录历史，唤醒革命
该阶段封面元素为图片叠加主题文字的简单组合形式，运用简洁流畅的排版与明亮的色彩表现画面。第一，封面风格为色彩明快、整体协调且偏向暖色调的设计特点，其优点在于信息传递一目了然，十分契合当时注重历史语境。同时，这是首次以极简风格的大色块形式进行封面叙事设计。第二，画面视觉可分为两大版面：文字栏和图片栏。文字栏中将文字背景的红色区域逐渐转为明度较高的黄色区域，成为该阶段的标志性叙事元素。封面文字比较纯粹，且没有多余的奢华装饰元素，整体色调逐渐偏向高明度、低饱和度的色彩趋势，表达“通过图像由较深转向明亮代表政治局势由黑暗走向光明”。图片栏中封面图像为伟大的革命政治领袖居多，突出表现出当时政治局势的严重性。采用简单明了的大色块方式区分传达的信息，用简明扼要的手法突出刊名、刊号出版信息和文章主题。轻松明快的色块与中规中矩的图式相碰撞，传达出低调含蓄的视觉体验，折射出当时人民对平淡与光明生活的向往。
图1 《人民画报》（1950—2015年）阶段划分
1.3 第三阶段：改革创新，发展文体
随着人民对文化生活的不断追求，封面图像出现非线性的色彩与形式变化。第一，该阶段的风格变化主要为丰富多彩的设计特点，呈现出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万物复苏的景象。色彩明亮大胆且变化多端，整体色调对比差距较小。封面图像元素出现更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化”发展趋势，文体艺术与教科等开始走向繁荣昌盛的景象。符合当时人民对全面团结发展的向往与追求。第二，封面文字出现艺术化趋势，“人民画报”字体增加了边缘的强化设计。封面整体色块呈现密切联系与生动形象的氛围感受，文字与图片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开始得到重视与考虑。文章标题与副标题文字在改变大小的基础上增加了色彩冷暖与字形的层次变化，其文字排版的位置采用了灵活性的方式去适应插图版式，打破了原有墨守成规的横排，而出现竖排的形式。第三，封面中的元素整体和谐有序，其样式符合人性化的视觉审美需求特点，反映出社会开始全面关注人民的生活。
1.4 第四阶段：大国风采，迈向未来
新媒体的兴起带给封面图像的表现形式愈发多样和复杂。第一，该阶段的风格变化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更大化地表达出信息的主次关系，色彩明暗对比明显，且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信息要素之间的色块出现非线性变化，但整体依然具有协调性，在视觉刺激上会产生庄重典雅的感受。第二，封面图像多为精准的国际性重大事件或民生问题，此时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的威严性。图像呈现的视觉信息从二维转向三维层面，字体在保留属于人民画报独特性的韵味上朝立体空间设计方向发展。版面的空间层次得到强化，“人民画报”字体具有前进感，而图像元素具有后退感的视觉对比效果。第三，封面信息要素之间的黏性更大化，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愈加明显。随着封面承载信息量化的增加，设计者更加注重每一层面之间的细节叙事，个体与整体相互间的关联性与包容性得到升华。整体效果在显性层面上带来立体空间的视觉感，而在隐性层面上带来未来科技的神秘感。同时，这些细微的叙事向人们展示社会开始关注走向国际化的全面发展。
封面图像设计用以“语图互文”现象，代表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封面图像的叙事功能，构建了时代文化隐喻的特征与呼应；
二是图像叙事表达中对视觉传达设计的运用；
三是具象画面对抽象语言的呈现与封面图像所映射的文化之间的互利共生[3]。通过图像中视觉设计的风格进行归纳，正与不同阶段饱含时代印记的文化进行对比，借用《人民画报》的封面图像映射出新中国成长的缩影，以图像叙事的视角阐释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国民经济发展改革、国际事务发展关系、国家历史事件演变等活动[4]。
2.1 摄影图像元素的叙事要素
图像叙事是创造新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元素，以符号化的形式建构日常生活事件的脉络发展。将图像元素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梳理出图像与时代之间的关联性。[5]一方面，从图像符号转变的过程看，《人民画报》输出信息从人民全身心投入“建设国家”的行列中，到全民齐心协力把中国政治与文化生活传入“国际”的多元化环境中过度，逐渐从国内视角转向国际视角；
另一方面，从图像叙事的视角看，封面图像为局限关注专一的“国家政治”，逐渐变成全面关注“人民的文化生活”，逐渐从宏大叙事转变成微观叙事。这两方面的摄影图像元素转向，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和观念变化的最终核心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见图3）。
第一，图像元素的内容从本土元素转向国际元素。第一阶段的封面背景较为单一，传达的信息量少（见图2）。即使有丰富的背景元素，也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形象特征，例如，1954年5月号《鞍钢老英雄—孟泰》出现的鞍钢机械，1955年12月号《合作社员的喜悦》的封面背景为金黄的稻谷，1960年第13期《把红旗插在世界最高峰》中的山峰与红旗等。第二阶段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5年，封面以毛泽东领袖为人物形象的叙事风格，突出伟人形象，促进民族团结（见图2）。如1967年12期封面。第二部分为后7年，封面中“人民”属性元素增加，样板戏、革命生产队、等人物形象出现，突出当时的时事动态。第三阶段提出了改革方针，各项事业在国内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有运动健儿、演艺达人、科技工作者等出现（见图2）。第四阶段开始转变成国际封面元素。进入新世纪之后，封面视野不限于国内，国际新闻事件、环保问题、民生发展、文体事业与大国外交等世界性话题，更加得到社会发展的重视与关注。例如，世纪小帅张学良在2001年第12期出现。中国在这一时期站稳了脚跟，并快速发展、走向世界。中国加入WTO、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成功发射、抗震救灾等。
第二，图像元素的定位从群体形象走向个体形象。第一阶段是工农兵建设者形象。人民安居乐业，忙于新中国伟大工程的建设，图像元素有农民、女拖拉机手、修房子的工人、保卫国家的战士等封面人物形象代表范围广泛，这些出现在封面的人物神态生动，但是多数为群体的形象出现而模糊了个体身份。大多数人物写照属于普通对象且身份阶级模糊，此时封面图像中的形象大多为工农兵人物，为强调特定群体或为报到主题服务。第二阶段的封面图像是以革命领袖和英雄的形象居多。人物群体逐渐向人物个体定位转化，如1966年第4期封面人物是大庆“铁人英雄”王进喜；
1970年第2期的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
1976年第1期的“铁姑娘”郭凤莲；
1977年第4期为大庆“高铁钻工”吴全清等。第三阶段为科教文体形象。影视体育明星与科研人员的纷纷出现，说明人们的审美标准由注重集体的共性变为更加突出个性。1987年第9期为中国最好的演员刘小庆；
1989年第11期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等较清晰个体。第四阶段是新纪元形象。画报常将人物置于特殊的事件中，个体特点更加聚焦，人物不仅是大国形象的代表，还是个人风采的体现。如2000年第12期封面为世纪少帅张学良。
图2 摄影图像元素层次模型图
图3 摄影图像元素信息图
第三，图像元素的场景从静态影像转向动态影像。第一阶段的封面图像多数为静态人物摄影图片，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人物神态和精神面貌，采用半纪实摄影、半叙事的方式表现，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体，更多地以代表的形式反映某一群体形象。该阶段出现的人物场景多为静态的人物场景摄影，通过人物形象的服饰、职业、神态等信息来反映人物所映射的事件。第二阶段的封面图像以静态场景的政治领袖为主，后期出现动态场景的表演者。例如，1972年第8期的封面为芭蕾舞剧《白毛女》，表演者用生动的形象展现出“文革”期间经典形象的舞姿。第三阶段伴随着时代变迁，逐渐由静态人物转化为动态人物摄影。该阶段的动态场景比较容易展现画面视觉冲击力，且具有实时性与即时性。封面图像人物动态场景多数为体育赛场上的英雄模范，唤起时代记忆是社会发展促进娱乐业与体育业的繁荣，更注重瞬间的捕捉。第四阶段以动态场景叙事为主，通过以技术手段PS、AI等软件进行后期制作的特效图像为主，多数为记录重大事件和时代发展故事主题。例如，2006年第7期封面《雪白的哈达献给你》中人物动态的写照，体现出人民为庆祝青藏铁路全线开通的高涨喜悦之情。
2.2 字体版式的叙事要素
《人民画报》的封面字体是其文字视觉形象的“门窗”。封面文字是毛泽东主席题写，带有豪放的文化气息的同时，兼具点、线、面元素设计的综合特征。[6]《人民画报》封面图像中的字体版式在不同阶段略有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见图5）。
其一，《人民画报》封面字体版式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第一阶段中字体版式叙事要素是由单一纯背景色块组合转向图案叠加组合方式（见图4）。其中，底纹背景装饰在1965年第11期《国画大师齐白石》中红色字体增加了反白效果，文字色块背景与文字之间成对比关系。简明扼要的单独呈现形式居多，刊名与刊号出版信息整齐排列，凸显刊名而弱化刊号出版信息[7]。期刊号着重设计但仍属于同一区域中，色块出现多网格设计，刊名与刊号出版信息分布在不同的色块区域之内。另外，文字本身开始出现冷暖色调的变化，有红色、黑色和绿色的字体，其中色块区域背景为色彩倾向较低的灰色调居多，以凸显文字的作用。第二阶段形式方面的文字从有明显对比的装饰纹样变为含蓄的底纹装饰。版式内容以直白的方式传达出朴素典雅的感觉（见图4）。在文字版式的色彩层面，色彩之间的色调相差较小，文字色彩从有红底色反白转向简单朴素的红色字体。色块区域从较重的深色变为较轻的亮色，编辑者把抽象图形与由暗转明的渐变背景进行组合设计，文字与背景色形成明暗对比。工整风格排版，刊名与刊号出版信息基本出现在同一色块中，刊名与主题文字之间的疏密对比适中，仅单纯用字体大小的表现方式对主次进行区分[8]。第三阶段的形式方面在期刊号放大的效果上增强了冷暖色背景的设计，后期开始出现增强刊名边缘线的变化（见图4）。随着主标题与副标题元素增多，出现竖排的形式，并运用色彩冷暖与大小增强主次关系。第四阶段为非工整风格的版式，刊名与刊号出版信息形成疏密对比并逐渐明显，提升了版面的主次与韵律感。第四阶段封面字体结合计算机技术手段进行设计，如2000年第12期，封面文字为立体特效的合成。在细节处理上注重层次对比形式，设计师在保持封面整体和谐的前提下注重对于文字大小、位置和其他元素组合的处理方式，除期刊数字的突出传达以外，还增加了强烈层次对比的表现，以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为文字与背景色块的几何型抽象图形组合，同时得以增加版面的设计层次感。
图4 字体版式层次模型图
图5 字体版式信息图
其二，文字版式的空间从二维空间转向多维空间。第一阶段总体位置基本维持在封面的上半部分，呈现偏左、偏右与适中工整排列且呈现水平幅度变化（见图6），整体之间关联度较为稀疏。第二阶段封面文字位置幅度出现垂直方向移动，其文字布局形式出现向下趋势，代表政治隐喻的变化，这种布局形式会产生向下沉重与压抑的心理感受。第三阶段刊名位置出现了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共存出现排列方式，文字位置所占的空间面积更加广泛。封面文字增加了“艺术化”设计，封面主体文字中添加边缘线的装饰，无形中增强了字体的表示功能。第四阶段文字具有立体三维空间的设计，文字在版面所占的面积中得到最大化运用，整体布局之间的关系更为密集，文字从原本简单的二维平面排版走向区域化空间排版设计且具有国际风格。封面标志字体采用多维度的传达形式并附加肌理材质效果，使得字体本身之间、甚至与背景之间提升了层次感[9]。
图6 字体版式构图关系
2.3 插图布局的叙事要素
根据人民画报图像的布局位置关系，将《人民画报》插图版式研究分为三种类型，即全图形、半图形、多图形（见图7）。全图形的版式是指插图元素平铺在整个版面上，通过图片本身的视觉张力，构建画面的中心关系，完成插图布局的叙事活动；
半图形为主要图形占据一半画面，四周为辅助图形。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图片居中构图，图像和留白呈现相框样式；
二是周围以不对称式的留白构图，会产生无限的遐想空间。第三，多图形是指版面出现两张及以上的成组图片，共同组成叙事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见图8）。
第一，插图布局从单一色系走向多元色系。第一阶段，插图主题主要以人物摄影居多，人物占全图的主体中心，其余背景占据画面较小面积。因此，整体插图色彩为单一的红色和黄色。第二阶段出现表演剧照场景，色彩增加了冷色调的蓝色和黄色。第三阶段插图中表现了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现状。插图背景呈现艺术色彩，色相变化丰富，多以红、黄、蓝和绿色居多。第四阶段的插图增加特效制作的渐变色彩，颜色明度层次变化多端，多为同色系的渐变色。
第二，插图布局从线性转向非线性。从最开始以点为中心的图片变为图文混合的布局方式，与现代技术手段结合的同时，出现渐变式的特效插图设计（见图9）。第一阶段插图布局以直线构图形式居多，画面形式饱满，为视觉冲击力增强了效果，凸显画面中心人物，体现画面的张力美感。例如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特刊》封面表现的运动员们等。第二阶段最为代表性的构图是半图形，插图中的人物对象有肢体上的动作，会给画面带来弧度的延伸感。例如，1972年第8期封面的芭蕾舞剧“白毛女”表演者。第三阶段插图布局从半图形变为多图形，从单个图形平铺整张封面，逐渐成为半图形的布局形式，再到后期出现多张图形的组合效果。例如，1988年第12期封面的跳水运动员图像，采用两张图拼合，以多视角的构图方式呈现运动员的精神风貌。第四阶段插图布局的空间从线性转为非线性，插图布局方面更具国际风格，打破了既有的平面空间排列关系，借助PS、AI等数字化设计软件[10]，以三位空间叙事的手法呈现插图关系。例如，2001年第7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插图，运用了元素叠加、呈现多维空间特效。
图8 插图布局信息
图9 插图版式关系
3.1 图像叙事题材紧随时代变迁步伐
一方面，社会发展的进程决定了《人民画报》本身的视觉叙事内容。《人民画报》的封面视觉叙事正朝着艺术性、亲和性方向发展，在反应人民生活状态、社会实践、家国情怀的同时，也传播着其内在的文化寓意及美学价值。例如：第一阶段（1950—1965年），画报封面叙事反映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突现不同行业的劳动人民形象，以建设祖国的画面为叙事背景。《人民画报》原主编邢雁认为：“凡具有时代特征的事物，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共鸣，使人们感到它是现实存在着的侧面。”国家主流媒体刊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图像叙事风格，直接影响封面图像叙事的基调，真实地反映出社会发展现状，以图像的形式反映出时代烙印。同时，受众的认知诉求也塑造着《人民画报》的摄影图像内容。
另一方面，编辑、记者作为《人民画报》的“把关人”，对国家社会发展的窥视及新闻敏感，决定了其封面视觉叙事的呈现视角。封面视觉采用了政治人物形象、工农兵人物形象、体育健将形象等，均是画报对当时社会现状，权衡之后所投射出来的人物图像[11]。而摄影记者作为《人民画报》的把关人之一，决定拍摄对象和表现手法；
编辑作为把关人之一，决定图片素材的取舍和排版组合；
编审和主编作为把关人之一，对报道轻重和封面选择有最终决定权。
3.2 字体版式伴随要素关系而变化
《人民画报》的字体排版方式辅助读者更快获取信息，提升读者阅读信息效率。文字的大小和位置关系直接影响到读者获取信息的速度和信息量。作为时代记忆传播的载体，对于字体设计的底色区域与位置关系更加谨慎。具体表现包括：第一，通过去除背景装饰的手法来防止破坏画面秩序，例如1950年第1期是运用简洁的文字与背景结合的形式，使字体信息更加清晰醒目；
第二，通过字体的线性结构和字体重量感受，平衡画面的重心和视觉张力，成为更具有某种特质和倾向性的视觉符号，例如1970年第1期的封面是采用下沉式的字体版面设计，使画面具有稳定性；
第三，合适的文字布局需要巧妙地把底色区域和字体本身结合，并合理地应用排版的空间位置变化，易于向受众传达出有效化的信息，例如1992年第3期是选取底色与字体区域相适应的排版方式，使字体信息层次分明，文字布局最基本的准则为，在追求方向、位置变化的同时，需要便于读者更大化地获取重要信息；
第四，运用冷暖色调的变化突出信息的主次关系，例如2009年第4期的封面是应用蓝色与红色字体来区分信息的重要程度，让复杂的信息快速得到简单化处理，而运用排版的空间位置变化能够达到承载更大化的信息量，使信息密度加大。
3.3 插图叙事遵循清晰传达准则
《人民画报》封面插图叙事需要把握整体布局。从视觉元素上看，插图叙事版面内容主要包括文字、图像与留白三个要素，设计者对三者的组合顺序，具有特定叙事方式[12]。不仅是风格与设计感的表现，更是设计者采取符合人类视觉流程经验所进行的版面设计，如将原本大小一致的文字版面进行个别字体不同程度的放大设计。[13]在依据视觉流程的设计中，要将版面中的信息按照不同层次等级进行划分，注意突出主要部分从而削弱次要部分，使留白设计与人的视觉审美相一致，进而增强画面感。
随着人们对图片排版审美的提升，插图应该从线性转变为非线性。技术的提高从而导致插图空间表达不足，难以引人注目。另外，插图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放大传达信息，开始向多维度、多视角转型。例如，前期主要以摄影静态人物、场景为主，逐渐转化为绘画和动态摄影人物为主，最后演化成以技术手段设计的图像为主，如用到PS、AI等软件进行后期制作的特效图像。
综上所述，《人民画报》的封面图像从来不是客观存在，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们是阐释主体对客体重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人民画报》封面图像叙事对人民时代记忆的视觉传播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能够记录国家时代的发展与文化、辅助传播社会性主题思想与信息，还能提高受众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它不仅是中国发展的见证者与传播者，更是公众参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塑造者。《人民画报》的图像叙事以视觉化的图像方式，记录了中国特定的发展，为扩大时代记忆的传播提供了参考。从《人民画报》封面图像的集成式视觉语言的归类总结，可以帮助设计者预判未来《人民画报》的图像叙事风格走向，为相关报刊的图像叙事设计提供参照，以特定图像缩影的形式，映射某个时期的国家发展状态，具有编辑者所赋予它的时代价值与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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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es of the Times: Narrative Design of the Cover Image of "China Pictorial" (1950-2015)
GUO Yan-long, ZHANG Lu, ZHANG Fan
(School of Art, Anhui University, Anhui 230601, China)
"China Pictorial" records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times in the form of images and its cover image, as an integrated visual language of times memo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preading the brand of the times. The work aims to arouse the memory of the times through the visual images of "China Pictorial" and then improve the narrative ability of image and the visual image of this type of periodical and expand the spread of the memory images of the times. A total of 810 cover images of "China Pictorial" from 1950-2015 were collected as samples for visual analysis. "China Pictorial" wa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namely the first stage (1950-1965) of succeeding past and starting future and spreading power, the second stage (1966-1976) of recording history and awakening revolution, the third stage (1977-1998) of carrying out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ing literary genre as well as the fourth stage (1999-2015) of showing the grace of a great nation and moving to the future. The dimensions of photographic image elements, type layout and illustration layout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image analysis and documentary research. Firstly,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determines the content of the visual narrative of "China Pictorial". Secondly, the typesetting method helps readers to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readers to read information. Thirdly,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style change of image narrative and enhances the dimension of narrative space.
"China Pictorial"; cover image; visual narrative; memory of the times
J516；
J524.5
A
1001-3563(2023)04-0204-08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04.025
2022–09–14
安徽大学2020年人才引进科研启动经费项目（S020318019/001）
郭延龙（1991—），男，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视觉图像传播。
张帆（1978—），男，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社会创新设计。
责任编辑：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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