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磊
中国学术界系统开展海外中国学的引进与再研究，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兴起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历史。与海外汉学研究相比，海外中国学研究（偏重海外对现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整体收获似乎要少一些，这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国别学术史、人物个案研究成果的丰富性上，也体现在这一研究领域专业人才梯队培养一直缺乏适用的导论性教材——在汉学研究领域至少有张西平、李雪涛主编的《西方汉学十六讲》（2011 年）。
近年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同仁先后组织出版了《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2016 年）、《海外中国学研究概论：中国与世界》（2019 年），其中涉及对“中国学”概念的辨析，对中国学学科发展趋势的总体描述，并对中国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分析。上述工作可以看作是导论性教材的初步尝试。2021 年9 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战和褚艳红合撰的《世界中国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问世，这本著作脱胎于王战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为全体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世界与中国”通识课讲稿，又经过为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博士生开设的“世界中国学导论”专业必修课阶段的细化打磨，前后经过八年左右时间方始面世。
《概论》的出版引起业内学者广泛关注，借此机会，笔者对该书谈一些个人读后的感想。
《概论》抉取七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为纲目，它们分别是“谭中之问”“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 —1975）之问”“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之 问” “康 德 拉 季 耶 夫（Hикоʌаň Koʜʀpaтbeв，1892 —1938）之问” “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之问”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 —1905）之问”。除第一个“谭中之问”用来引出对中国学研究概念与方法的讨论外，其他几个问题都是近代以来外国研究中国过程中提出或浮现的重大问题。借助这些问题作引子，作者在比较视野中试图回答中国何以成为今天的中国，中国何以与世界共生共处。例如，借“彭慕兰之问”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 —1995）之问”来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发展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借“汤因比之问”导出中西“大分流”中的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等传统解释并加以评述、引申；
借“康德拉季耶夫之问”“福山之问”“雷默之问”来总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制度路径和发展模式；
借“李希霍芬之问”来梳理当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回应及其背后展现的中国软实力境况。
七个问题有时是引子有时是靶子，所以有些问题并没有被正面回答，这种时候，会让读者们的阅读期待有落空感。笔者觉得，这七个问题更像是禅宗讲的“话头”，通过它们，作者把国外中国研究的代表性看法和自己的研究编织起来，引导听课学生和本书读者穿越了几场知识风暴。从教学的角度，对研究生们或许有视野拓展和思维训练的作用。
此外，上述问题每一个都是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 —2008）所说的“大框架、长进程、巨对比”（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的智识挑战，后面都跟着难以穷尽的相关研究文献。这也决定了《概论》无法像针对汉学史的《西方汉学十六讲》那样以国别和时序为经纬，而不得不采取述与评相结合、破与立相衔接的著述体例。至于未能勾勒出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知识图景，在这样的框架体例下，很难兼顾，因此也无法苛求。
既然是一本以“世界中国学”为名的著作，必然要尝试界定这个在中国日趋流行的学术概念。按照该书作者的设想，“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把中国与世界联结起来，与海外著名的中国学家对话，回应海外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重大关切”，“揭示其洞见偏见与恰当失当，同时引导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建立国内外兼容、东西会通的中国学体系”。a王战、褚艳红：《世界中国学概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年，第19、62 页。
在中国研究中找到共同话题不算难事，尤其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学者们很难绕得过去。但共同话题不意味着共同看法、共同主张。与“心理攸同”“道术未裂”这样的理想相比，现实中国外学者认知中国时居高临下、以己度人、郢书燕说的情况不在少数。面对曲调不一、节奏各异的中国学叙事，如何造成一种多声部合唱的“世界中国学”呢？这真是不小的难题。
比如说到偏见，按照美国心理学家戈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 —1967）的看法，造成偏见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不正确的类别化思维”和“敌意”，“都是人类心理自然而普遍的本能”。b［美］戈顿·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凌晨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年，第19 页。戈顿这个总结和《左传》里讲的“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很像。这似乎不符合21 世纪人们对多元文化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但偏见的力量确实强大，要想克服它，就需要发展共情的理解，包括理解为什么别人不能“恰当地”理解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致力于理解不同知识社群的中国学/中国观如何受各自文化背景和现实情境影响的“国际中国学”研究，就构成该书作者所倡导的“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基础。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有时细致区别了“跨文化” （cross-cultural）和“文化间”（intercultural）两种路径，前者重点在于发掘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后者则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理解每种文化的特性与文化间的共同性。cW. Leeds-Hurwitz, “Cross-cultural Dialogue.” Y. Qiu, trans., Key Concepts i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10. 2017. Available from:https://centerforinterculturaldialogue.files.wordpress.com/2019/10/kc10-cross-cultural-dialogue_chinese-simplified.pdf.照此，理解其他文化社群中国认知的偏差和误解，适成为同该文化社群开展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渠道之一。不过，《概论》的重点不在理清 “中国问”背后的中国观及其成因，而主要展现的是作者的思考，是作者“讲好中国道理的一种尝试”（周武 序），“海外中国学”于其间更像是背景知识或批判对象。
《概论》讨论的七个问题都十分宏大，下面将笔者阅读中看到的一些相关文献和相关论点，作为补充提供在此。
《概论》首先讨论了“汤因比之问”，即所谓中西文化差异和中华文明当代价值问题。汤因比的确高度评价中华文明的安定性和持续性，认为若要实现“世界的政治的、精神的统一”，西方文明是无法胜任的，只有将“西欧式的变动性与中国式的安定性”和谐地配合起来，才能形成全新的面向未来人类幸福的生活方式。d［日］山本新、秀村欣二编：《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周颂伦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17 —20 页。比汤因比更早，“一战”结束后，已有一批理论家开始重估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包括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 —1936）、罗 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 —1970） 等 人。
史 景 迁（Jonathan D. Spence，1936 —2021）曾指出，“在1912 年到1919 年这段时间里，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他们标志着在欧洲历史上存在过却又失去了的东西又复苏了”。e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144、145 页。这种“复苏的东西”就是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感到失望之际，主动向他者文明尤其是东方中华文明寻求智慧借鉴的冲动。每当西方文明趋于衰落时，这种思潮就会在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复苏，而并不是中华文明自身发生了多大进步。这种现象也会发生在西方的日本观上。a［美］埃徳温·奥·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 —1990）：《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陈文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3 页。
作者在这一章中提出“中华文明中的江南现象”，认为江南文化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精粹。笔者的第一反应是那句“秦楚五千里，何处是江南”。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Bill Porter）在《江南之旅》里提到过类似问题：“江南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区域，它也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中国人精神上的概念。你问十个中国人‘江南’是什么意思，他们会给你十个不同的回答。”b［美］比尔·波特：《江南之旅》，朱钦芦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1 页。大概是兴趣和思路的差异，笔者更愿意从这些角度琢磨“江南现象”。不仅是“江南”，连“中国”，也如许绰云所说，“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c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2 页。。
后续讨论的“彭慕兰之问”“李约瑟之问”，针对的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大分流”问题。20世纪30 年代，李约瑟曾就为何中国没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请教王亚南，多年后，王亚南写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作答，数十年后，王亚南的学生、推动了改革开放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孙越生又以《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将乃师的研究推向深入。他们是国内学者里以政治体制来回应“李约瑟之问”的代表。李约瑟本人似乎更倾向经济体制的解释：“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入手。”d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载《科学时代》2008 年第1 期，第13 页。此外，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 —1991）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持综合因素论，包括科举制度、文字、伦理观念等等。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 —1955）也曾认真思考，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因是缺乏“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两大基础。e王国忠：《“李约瑟难题”面面观》，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 年第1 期，第17 页。这个观点同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在1915 年《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那篇《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的看法接近。f任的看法是：“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蔽之曰，未得科学之研究方法而已。”见刘钝、王杨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31 —35 页。有学者也将此问题称为“任鸿隽问题”，见邓曦泽：《“李约瑟问题”还是“任鸿隽问题”》，载《读书》2015 年第2 期，第174 页。日本中国科技史专家薮内清（1906 —2000）则将最大要素归于外因，即列强对中国的殖民。g王国忠：《“李约瑟难题”面面观》，第17 页。总之，作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李约瑟之问”为各门社会科学的比较历史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共同话题。以这样的问题为纲写一部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史，也许能别开生面。
至于彭慕兰对东西“大分流”的“地理决定论”（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英国煤矿地理位置的便利性）解释，也一直有与之竞争的看法。例如同是加州学派的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现代的经济增长与勃兴：对于“西方崛起”与工业革命的重新思考》一文中，强调了能源利用技术对西方崛起的关键作用。h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 年第1 期，第50 —58 页。近来有国内学者接着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 —1985）“战争制造资本主义”的著名观点，论述了战争对东西方社会大分流的影响。i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21 年。《概论》作者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土地制度特别是土地继承权差异对东西方大分流有影响，长子继承制与近代欧洲的崛起有重要联系。
相比上述“单刀破阵”的简洁解释模型，笔者更倾向接受像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书中展现的那种复合型解释框架，或者说更相信由体制—文化因素构成的生态决定了社会发展的路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文明》（Civilization）一书中概括，是竞争、科学革命、法治和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及工作伦理缔造了现代西方文明。a［英］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年，中文版序言。杰克·戈德斯通在近著《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 —1850）》（Why Europe?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中，总结说：“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同意，任何国家，只要拥有宽容而高效的政府、坚实的技术教育、开放的经济和对企业家与贸易的支持，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并赶上西方。”b［美］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 —1850）》，关永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03 页。
第四章借由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这一解释模型的启发，对中国自清中期至今的历史进行了分期。康氏提出的经济长周期在50 —60 年左右的理论，是基于他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价格与产出波动研究的结果。但后续的实证研究表明，康氏长周期理论不像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和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等理论那样能够获得较好的检验。鼎鼎大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甚至对之不无嘲讽地说：“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周期性，由于它的不存在而引人注目。”c［英］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3册第67 页。然而，希望对历史发展做出洞察的学者仍然无法阻挡康氏长周期的吸引力。例如，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1926 —2014）就在康氏长周期的启发下提出国际政治的长周期理论，认为国际政治格局存在周期性调整，更直接的就是国际领导权的转移，每一次转换过程大约要经历两个康氏长波（100 —120年），从15 世纪至今，世界领导权先后经历了从葡萄牙、荷兰、英国到美国的更迭。d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1st ed., pp. 218–220.
《概要》借鉴康氏长周期的思路，以50 年为一段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作者的叙述更多依据重大事件对历史时段进行切块提炼，而不像康氏那样，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进行推论。不过，话说回来，所有长周期理论都要面临现实检验的挑战，所以经济学家们更多关注中短周期，历史学家们则更偏爱能够激起兴衰感的长周期，内藤湖南（1866 —1934）研究三国历史时，也忍不住说一句“世运之转移，治平之日，大抵以每三五十年为一期而起变态”e内藤湖南：《诸葛武侯》，张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40 页。，各有各的道理而已。
第六章以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为引讨论了“中国式现代化”。按书中所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后来常被表述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关注始于2004 年雷默的这一提法。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为近20 年来中国研究的常驻话题。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与其说“北京共识”提炼的“创新”“公平”“自主”是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毋宁说是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f谢立中：《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载《江海学刊》2010 年第1 期，第123 —129、238 页。
雷默在几年之后的另一本书《淡色中国》（Brand China）中，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而非陈述性命题，即为什么中国的自我认知和世界对中国的形象感知存在巨大差异。g乔舒亚·库珀·雷默：《淡色中国》，收入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1 —44 页。《概论》第七章总结海外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时，实际触碰的也是这一问题。十几年来，中国在国家形象的经营上付出了许多努力，无论是能力还是策略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回过来看，雷默所希望的一些改进正是我们过去不断努力的地方，比如，“中国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与了解，多谈谈国家的创新、不断涌现的新思想以及应对诸多问题的新举措，效果都要比古老传统好得多”。今天的中国，也不像雷默当年形容的，“对自己的看法往往在自负和自卑之间”，而是充满了自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雷默之问”得到了圆满解决。他者与自我的形象认知存在差异是跨文化交流的普遍现象，中国经营自身形象的努力也没有得到与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因此，此问仍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总的来说，《概论》是一部致力于汇聚海内外中国研究成果、打通中外学术话语的尝试之作。以“各国普遍关注，但尚未形成共识的‘中国问题’”（周武 序）为线索组织全书是一大特色，但这种体例方式带来的智识挑战也十分艰巨。笔者将个人读后的所思所议记录于此，希望能对该书将来随着教学实践出版修订增补版时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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