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语义韵研究综述

杨秋艳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的出现及其功能的发展和完善,促进了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融合发展,在此契机下,语料库语言学横空出世[1]。不同于传统的“沙发里的语言学”[2],语料库语言学对大量来自现实生活的语言数据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揭示数据中人眼难以发现的隐藏规律。语言研究是以语料为基础的,语料库语言学的出现对语言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3]。杨惠中[4]指出,语料库语言学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研究者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大量的语言事实,能更加快捷、高效地发现语言使用的规律。因此,语料库语言学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自然语言的复杂性和可研究性。

如今,语料库规模越来越大,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涉及语言教学、语言研究和语言处理各个领域,如话语分析、词频统计、英语教学、词汇搭配研究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到目前为止,建立的语料库可以根据语料库的用途和性质分为以下类型:通用语料库、专用语料库、监控语料库、口语语料库、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以及平行语料库,研究者可根据研究目的和需要自行选择使用。

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是语料库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5]。我国语义韵研究始于2000年,近年来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国内语义韵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5][6]。

(一)第一阶段:萌芽阶段

第一个阶段,国内关于语义韵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少,且仅见于核心期刊,但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阶段是国内语义韵研究的萌芽阶段,研究内容主要为语义韵的概念、特征、属性以及研究方法的介绍。Sinclair[7]首先发现了语义韵的存在,他通过语料库数据对动词短语set in进行研究,发现set in似乎总是与带有消极意义的词语搭配,使人们几乎一看到set in就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但Sinclair并没有明确提出语义韵的概念,首次使用语义韵这一概念的是Louw[8]。研究发现,一些节点词总是习惯性地吸引某种具有相同或相似语义特征的搭配词,它们的语义相互影响、渗透,在语言中形成语义氛围[9],这就是语义韵,即某些词总是倾向于连接在一起,从而构成特定的语义倾向。

语义韵分为三种,分别是消极语义韵(negative prosody)、积极语义韵(positive prosody)和中性语义韵(neutral prosody)[10],其中,中性语义韵又被称为错综语义韵。顾名思义,消极语义韵是指节点词与周围词形成了一种消极的语义气氛,而积极语义韵则相反,使节点词之间弥漫着一种积极的语义气氛。中性语义韵表明该节点词既与积极词又与消极词搭配,因而使得节点词不带有明显的积极或消极语义氛围。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分类会把千变万化的语言态度过于简单化。

国内最早引入并介绍语义韵的是纪玉华与吴建平[11],他们结合联想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的概念,生动具体地解释了什么是语义韵,易于读者理解。随后,卫乃兴[9]提出了三种研究语义韵的方法,并解释了三种研究方法的优缺点以及各自适用的研究方向。此后,又有一些学者对语义韵理论进行了探讨,如王泽鹏、张春燕[12],程雨楠[13],张北镇、周江林[14]等。

(二)第二阶段:发展迅速,成果颇丰

在这一阶段,语义韵相关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加,实证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其中,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韵在第二语言习得(SLA)和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卫乃兴[15]探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中不同搭配类型的语义韵特征。他将中介语分成三类:典型搭配、中间语搭配和异常搭配。其中,典型搭配最接近于本族语者产出的语言,词汇的搭配和语义氛围相配适。中间语搭配指语法上没有明确错误,但搭配词的语义韵不和谐。异常搭配则是指搭配的词所展现出的语义韵相悖或矛盾,继而导致一些语言使用错误。前者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能够较好地掌握一些典型搭配,后两者正是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母语者的语言能力差异所在。同时,与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所使用的搭配词数量较少,只能掌握一些典型搭配,这表明学习者的词汇搭配能力还有待提高。王海华和王同顺[16]的研究也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CAUSE搭配词的使用上与本族语者所使用的典型搭配有着显著的差异,他们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学习者在完成写作任务时会受到题目的限制,进而影响发挥;
二是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义韵对比研究有利于系统、科学地探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母语者的语言使用差异,尤其是在词汇掌握方面,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认识到学习者的不足,并相应地做出针对性的补救措施。教师也可以了解一些语料库语言学的知识,利用语料库进行学习,经常给学生展示中英两者的语言差异,帮助学生掌握地道的语言。另外,也有不少研究者针对英语学习中难以分辨的近义词进行了对比,如刘倩倩[17],徐未艾和刘俊[18],这种研究有利于教师把握英语学习中的重难点——近义词辨析。

(三)第三阶段:应用范围扩大,对象多样化

第三个阶段,语义韵研究成果不但显著增加,而且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更加多元化,语义韵逐渐走出学术通用英语的研究范围,被研究文本的语域有了明显的拓展,专业文本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学术文本和商务文本[19][20][21]。同时,语义韵研究逐渐由单语语料库扩展到双语语料库[22],而且外语不再局限于英语。

其中,翻译文本的语义韵特征成为对比研究的热点。比如,郭鸿杰和周芹芹[23]考察了翻译汉语“被”字句在大陆译本和台湾译本中的语义韵特征。结果显示,两岸译本语义韵总体分布趋势是一致的,这体现了翻译共性中的“趋同性”,也表明两岸文化、语言使用的共通性。李华勇[24]以目前鲜有研究的翻译汉语为研究对象,将其与原创英语、原创汉语进行对比。研究表明,翻译汉语,即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汉语,与原创汉语存在明显的语义韵差异。该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翻译汉语的认识,证明了翻译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变体的特殊性,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一阶段的国内语义韵研究也有些不足,大部分语义韵研究都是使用国外语义韵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探索,近年来,语义韵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国的语义韵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并探讨了目前语义韵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些灵感和思路[25]。

语义韵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点。虽然自萌芽以来,我国基于语料库的语义韵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仍有许多有待改进、探索和创新的方向。

当下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典型结构和词汇语法特征方面,如动词get,become等的搭配使用和近义词辨析,而从语篇层面展开的综合分析则较少得到关注。就跨学科发展而言,基于语义韵的口译研究还很少。而且国内大多数研究都依赖外国学者提出的语义韵概念和理论,以其为框架进行探索。因此,基于以上综述,对国内语义韵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第一,要尽快开展系统性理论研究,为语义韵实证研究提供更多理论支撑,更好地完善语义韵理论体系,提高语义韵的解释力。第二,要增强单词层面以上的研究,扩大语义韵研究的应用范围,如句法分析、语篇分析、口头语言分析、翻译分析和语用分析等。尽管二语习得视角下的中英对比研究有利于二语教学,能够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但语义韵研究不能局限于词汇的使用搭配以及语法特征。甚至可以利用语义韵来研究某些特殊群体的话语特征,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或自闭症儿童,这不仅有利于语言学的跨学科交流,也有助于分析、解释、探索特殊群体的语言倾向和认知特点,加深人们对疾病的认识。第三,应多开展批判性研究,以避免重复研究。第四,在语料库技术方面,要加强双语语料库的建设,提高语料库检索技术。同时,应建立更多的专门用途语料库,如法律语言学,以突出语言学研究的跨语言特点。由于篇幅限制,文章所讨论的文献有限,许多优秀文章没有提到,但是,从文章中获得的一些见解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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