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作友 ，杨 杰
（1.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601；
2.皖西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文心雕龙·议对》），一个好的译本需要译者对源语文本进行处理和加工，妥善处理好量与质、长与短、乱与序、一般需求与特殊需求之间的关系。编译，是译者处理源语文本的一种方式，即“编辑”和“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具体来说，编译是译者紧扣原作主题思想并从中选出最有价值的内容，以原作时间先后或逻辑顺序为纲，组织行文脉络，遵循篇章建构的一般规律，再按照翻译的一般原则，融合自己的编排理念，将源语译成目的语的过程[1]15。编译，指通过阐释、评论、编写、编排、删减等手段进行翻译。阐释，即对原作典故、术语、意义等内容进行解释；
评论，即对所译内容开展批评与讨论；
编写，即对所译内容进行编辑，如交待译作背景作铺垫、巧妙嵌字助理解、追加信息作补充等；
编排，即将源作内容系统化、条理化，如对源文进行选择、排版、调整等，优化源文的结构；
删减，即去掉冗余信息，突出有用信息，增加译作的可接受性[2]21。宇文所安的编译独具特色，不仅让《文心雕龙》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参考书目，更为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为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探讨宇文所安的编译策略，剖析宇文所安如何通过编译展现中国传统文论的活力。
编译不同于翻译。编译，不仅翻译，还要编辑，因此，编译者既需要强大的外语阅读能力、雄厚的专业知识、全面的分析和综合能力，还要精通原作的内容，掌握原作的精髓，根据目标读者所需，有的放矢地萃取源文。这虽在较大程度上删减了源文的篇幅，改变了源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却用另一种形式机动灵活地传达了源文的信息，保留了源文的风貌，完成了跨文化传播的任务。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核心思想的萃取体现在选、减、增三字上。
（一）编译之选
《文心雕龙》是中国传统文论的集大成者，奠定了中国形式批评的基本格局[3]111，但宇文所安并未将其全部翻译。《文心雕龙》原著共50篇，分上、下两部，各25篇，宇文所安只摘选18篇，含上部枢纽论部分的《原道》《宗经》，下部创作论部分的《神思》《体性》《风骨》《通变》等14篇，批评论部分的《知音》，以及交代作者身世和写作动机的《序志》。其他内容，要么西方读者不熟悉，要么不感兴趣[4]189，都没有被翻译。翻译的篇幅仅为原著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与《文心雕龙》的其他全译本存在较大区别。不言而喻，宇文所安的所选内容都是西方读者熟悉和感兴趣的，都是《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如文论的基本形态、术语概念、思想内容、艺术形象、文化规则、主题论述等。宇文所安把中国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在中国文明体系内部考察中国文学和文论[5]118-119。他通过文本讲述文学思想，以时间为线索将貌似不关联的文本串联起来。他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外加逐字逐句的解说和评述，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避免了从文本中“抽取”观念方法的错漏，使长期被遮蔽的特殊内容，甚至某些裂隙都呈现在读者面前[6]。宇文所安的阐释性翻译逻辑严密，关联性强，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内容有效地串联起来，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论体系。宇文所安以文本为中心，在编译中突破了“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将文论文本与文学作品等量齐观，再现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异质思想，为中西文论的对话与交流搭建了一座互通有无的桥梁。
（二）编译之减
所谓删减，就是编译者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删去源文中编译者认为价值不大或是不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与期待的内容，以提高译本的价值，降低译文的阅读难度[7]41。增与减、详与略、何处增、何处减、如何增、如何减，这都取决于译文表达的总体构想，着眼于译文内容的现实要求。为达到完整再现整体，又能以小见大，译者需将疏与密、粗与细、简与繁等编译技法相结合[8]95。宇文所安的减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删减读者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篇章，这包括枢纽论部分的《徵圣》《正纬》《辨骚》，文体论部分从《明诗》到《书记》共20篇，创作论部分的《夸饰》《事类》《练字》《指瑕》《养气》，批评论部分的《时序》《才略》《程器》。其次，删减与西方文论内容关联度较小的段落，如《定势》篇关于“体”与“势”如何搭配的内容，《章句》篇关于诗行长度、声律变化和虚字使用的内容，《丽辞》篇关于骈偶粗略类型和骈偶分类系统的内容，《隐秀》篇关于节气与愁思的内容等。再次，删减那些论述繁杂，删去之后不影响文论思想完整性的内容。为保留译本思想的完整性，宇文所安对被删除的内容进行概括与解释，归纳与总结。为保留源文的中文模样与文本思想，勾勒中国传统文论的风姿，控制译本的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宇文所安依据内容的重要性和目的语读者的需要程度，果断做出取舍，删减次要内容，在去枝留干、删繁就简之时，兼顾源文思想的重要性与有效性，突出文学的功用性与合理性，同时发挥译者主体性，以中国为语境进行双向阐释，使源文内容条理化、有序化，尽量保留源文的精神资质，让读者领略原汁原味的中国文论。
（三）编译之增
在编译过程中，增译是难以避免的，但如何做到适当增添既不与源文相悖，又为译文锦上添花呢？这就要求编译者深入了解并细致把握源文，将文本的真正内涵融会贯通，合理增译[9]97。宇文所安的增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帮助读者理解而增加译者对源文难点的解说。例如，《文心雕龙》的专业术语就是一个难点。中国文论术语与西方文论不同，西方文论术语大都有精确的定义，界定明确，而中国术语缺乏定义，语义模糊而难以界定。为了帮助目的语读者真正理解这些术语的思想内涵，最大限度地凸显源文的价值，宇文所安往往增加对中国文论术语的解说，如“文”“道”等。其次，增加大量的评论与注释。为最大限度地凸显源文思想，宇文所安明确提出自己的翻译方法：翻译加解释，评论加注释，即通过文本讲述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鉴于文本的多样性，宇文所安选择照顾文本的特殊性而牺牲文本的连贯性[4]12，侧重于文本的生成、传播和效果的横向考察和阐释。即，在考察中国古人具体的批评动机、实践和语境中，呈现文论话语、范畴、理论和思想的生成机制和实践方式[4]2。再次，增加对源文背景知识的介绍。在《文心雕龙》开篇，译者简单介绍了作者与源文，将《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西方其他文论进行对比，通过阐释和评述，表明自己尝试进入原作者所使用的“文体”“风格”与“文学创新”等范畴内部去讨论和解释它们。通过导言、译者阐释与文本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阐释译者对《文心雕龙》的理解，以此引导和帮助读者。在每篇选文开端（《丽辞》除外），译者都增添大量对篇名及其内容的概述，附以一些解释性的说明文字，以凸显原作的思想内容，填补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空白，让译文更好地传达源文的思想，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原作的深刻内涵，如《风骨》篇中宇文所安对“风骨”的解释[4]225等。最后，增加译者对源文的解读，或是对文本的解读，或是对译文的解说，或是对源文的疑惑，或是对翻译方式的阐释，或是对源文与关联性较强文本的对比阐释。在译文末尾，宇文所安附加267个注释，对译文进行补充说明，释疑解惑。整个译本是由导言、译例言、源文、译文、评论解说、注释构成的，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一一对应式的翻译模式，译本的整体构思与多维度的动态立体编排，凸显中国文论的整体框架。《文心雕龙》是一个整体，宇文所安试图通过文本选择，适当增译，增加文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相互关联，使整篇译文形成一个前呼后应的统一体，展示中国传统文论的运作机制。
宇文所安一方面从宏观出发，注重对文论主题的把握，建构文本家族，让文本之间产生互文联系，展现文本内在的逻辑性；
另一方面从微观着手，寻觅文化意象的互文关联，凸显中国文论的连贯性。
（一）主题编排：展现文本内在的逻辑性
一般而言，选集的编排处理有国别差异。国内通常以时间或逻辑顺序为线索对作品加以分化组合，这样有可能丧失篇章之间的横向联系，源文中的互文性也不复存在。与国内编排模式迥然不同的是，宇文所安运用文本细读与对比阅读法，对《文心雕龙》进行独特的以主题为线索的文本编排，使文本与文本之间因主题相似性而建构一种复调式结构，形成相互勾连的文本网络，文本的主题思想也因复调式结构而更加显豁。中国传统文论的互文性、逻辑性和承继性也愈加凸显，读者因而处于面对文本网络的解读地位。
宇文所安按照原著的结构，把作品分为“上篇”“下篇”“序志”三大模块。在每个模块下，译者进一步划分：第一模块包含“枢纽论”“文体论”；
第二模块包含“创作论”；
第三模块交代“全书的序言”，几乎所有模块都有“传统中经典与非经典篇章”的搭配组合，这样就在演变中保留了不变的主题相关性。每一模块都有一个相对应的主题，宇文所安通过主题把距离较远的篇章并置，进行纵向对比，通过文本阐释，创造文本之间的互文关联。以“上篇‘枢纽论’”为例，原著包含从《原道》至《辨骚》共5篇，其核心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但宇文所安并未将其全部收录，而只是选取《原道》《宗经》两篇，把原本连接不紧密的篇章集结在一起，构成一个独特的有机体。为什么呢？宇文所安这样解释：《原道》从“天之文”“地之文”和“人之文”三方面入手，阐释文学产生的原理，《宗经》重申并扩展了《原道》所论述的人文历史，二者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4]198。又如“下篇‘创作论’”，译者将这一主题划分为若干个主题：从《神思》到《情采》共6篇，论述文学作品产生的最一般原理；
《熔裁》及其以下7篇（《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论述创作的技术层面[4]254；
《隐秀》至《总述》，探讨创作论的其他问题；
批评论（《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5篇），译者仅选取最富理论性和建构性的《物色》《知音》，其他3篇史实性突出，与主题相关性差，因而被舍弃了。译本最后以《序志》结尾，交代作者身世和写作动机。这样的主题编排，可谓匠心独运，脱离了以时间为序的静态编排模式，体现了文本的主题性与互文性，有助于引导读者关注原著的思想，聆听中国文论传统的回声，同时也深度挖掘了文本内部篇章的互文联系，形成一个独属于译本的文学场域，在彰显译者独特编选理念的同时，展现了文本的内在逻辑性，呈现了中国传统文论的风貌。
（二）互文关联：凸显中国文论传统的连贯性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自成一体。在文化中酝酿而生的经典文本，与其他文本总会有相同的文化因子，这便构成了文本之间的承继性与关联性。编译者只有对互文性洞若观火，才能充分把握语篇之间的逻辑关联，领悟文本的真正内涵，才能在翻译时使互文性得到充分呈现。互文关联是展现中国文学传统连贯性和经典继承性的重要途径。互文文本往往植根于共同的传统、相同的文化，在主题等众多方面与母体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同根同源，互鉴互照，在跨越时代的回响中见证文学的发展。互文文本创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语境，读者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感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质[10]44。宇文所安以主题驾驭文本，顺应互文性的内在要求，为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对话、沟通与交流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平台。宇文所安译本的互文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内互文性和外互文性。前者存在于文本之内，后者存在于文本之外，下文以篇章阐释为例加以说明。
“文”的阐释是宇文所安译本的核心话题。“文”是《原道》的主题，从天之文到地之文再到人之文，《原道》始终围绕“文”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展开。《宗经》重申并扩展了《原道》所讨论的人文历史，阐释“文”的产生、发展到本质丧失殆尽的历程。在宇文所安的阐释中，“文” 拥有广泛的源头，在进入更有限的和更确定的领域后，却有丧失源头的危险。《神思》是对“文心”的阐释，“文心”延伸至整个外物世界，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基础。《体性》论述了“文”是心的外在层面，“文”是文学以及“文”的发生论所遵循的基本模式。借助《原道》所持的立场：因为人有心，所以才有了语言，语言是“情”的“外在”者，“文”是“理”的外在者，一切内在的东西都会走向外在的显现[4]216-218。《风骨》论述了“风”是文学作品的感染力，“骨”是文本的骨架，是行文的结构。《通变》认为，“文”仍然是文学的核心或根本，“文”变了，外在表达就变了，就会发展为一个不同的历史图景。《定势》论述了人的情感与文体的关系，作家需要扩展其技艺，克服其有限的天性，以便有效地回应文体的要求[4]239。《情采》论述“采”，“采”的意思非常接近“文”最严格的意思。“文”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人之“文”是心的外在表现，这是对《原道》立场的进一步发挥。前几篇中解释了“文”的天然运作，既为作家提供了驾驭和充分利用“运作”的建议，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文学日历，指导他们如何应时而作。《熔裁》则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步骤详细的指导手册[4]256。《章句》论述文本阅读和学习，探讨文本组织的处理方式。宇文所安认为，在“文”中，“字”是基本要素，然后逐级增长，由最基本的要素走向繁盛。同时，译者将“从一到多”的论证结构与《体性》中一个与之类似的文学教学模式相比较：“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利用文本进行互文，阐释“文”的成功取决于良好的开端[4]192。《隐秀》论述动态的诗学观，“隐”和“秀”通过内部的系统运作产生“花朵”一般秀美的作品[11]123-124。《附会》与《章句》处理一个基本相同的问题：文本内部的组织和线性统一，且更详尽地讨论了统一问题[4]277-281。《总术》探讨什么是“文”什么不是“文”的论争[4]277-281。从《原道》开篇阐释“文”之起源，到《总术》探讨“文”之论争，译文中不同篇章对“文”的阐释，体现了文本之间的互文与映射，即内互文性，这些篇章接连在一起，创生出关于“文”的新语域。
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改编[12]35。艾略特曾说，“稚嫩的诗人依样画葫芦，成熟的诗人偷梁换柱”[13]130。宇文所安译本中的外互文性见证了《文心雕龙》与中国其他文论之间的联系。例如，刘勰在《原道》篇阐释“文”天生具有的“德”，可以追溯到文的尊贵谱系，由此引用了庄子的言论。宇文所安在解说中认为，刘勰企图用“文与天地并生”来证明文学的价值，但却选用庄子的措辞嘲弄起源的权威性。庄子非但不赞成谱系和庄严，反而对之大加嘲弄，他说：“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4]191。再如，在《通变》中，译者对“通变”的解说，通过引用“通”和“变”在《易经》的意义，描述卦象运作的技术词汇。接着，引用《系辞传》的句子：“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经过《系辞传》的解释，“通”和“变”已经成了《易经》“哲学”的关键术语[4]230。
通过引用权威经典，刘勰建构了文本内外之间的联系。宇文所安忠实再现了这种联系，增强了文本论述的客观性与说服力，形成内外互文的文本网络与主题关联。在《情采》篇，宇文所安阐释辞人“为文造情”时，引入汉代作家扬雄在《法言》中的观点——“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和多数汉代批评家所关心的是文学的社会伦理学问题在这里被转化为真和假的对立。译者接着追溯至《诗大经》关于真实性的假定：诗并非自觉地表达了人的真实情感，因为，作品的感情被操控了。译者追溯到《诗大经》后，随后联系到西方传统。西方传统对辞人也存在批评的态度，但为文学作品提供了第三种模式，即诗歌的虚构性[4]252。宇文所安在翻译后既追溯中国文论的源头，又联系西方自身的文论传统。这种纵横交错的关联延伸了译本的深度，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中国传统文论。译者在解说中不断引入经典文论的观点，并深入解析原作者观点背后的关联，使译本成为一个动态的、流动的、连贯的整体[4]254-255。
《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文学批评的经典论著，而且是一部有分量的文化力作。《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化图景进行了生动的勾勒，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进行了充分的构建[14]116，涉及古代人物、历史典故、哲学观念、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促进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鲁迅先生指出，翻译不仅要怡情，还要益智，必须有异国情调[15]246。异国情调就是指异域文化特色，这就要求在翻译时要做到文化传真。文化传真，即尽量保存异域文化之洋味，扩大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视野。文化传真要处理好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即尽量争取异化，避免归化[16]。《文心雕龙》的文化异质性让宇文所安坚信其信息价值和文化价值[17]，他采取文化传真的方式，引导读者进入源文的历史语境，充分体验古代中国丰富多变的文化意象[18]xli，领略中国传统文论的文化底蕴。
（一）古代人物
《文心雕龙》纵览中国文学史，荟萃大量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来源不同，形象各异。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人物身份和形象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就连本土读者也难以说清，遑论西方读者。这对初次接触中国文论的西方读者构成了较大的挑战，理解起来可能不容易。宇文所安采用翻译加解说的方式，娓娓道来，详细阐述，填补历史人物所造成的文化空缺，以忠实传达源文内容。例如：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文心雕龙·序志》
Classical commentary is the very best way to expound and elucidate the intent of the Sage; yet Ma Rong, Zheng Xuan and other Confucian scholars have expanded upon the Classics and gotten their essence[4]307-308.
马融和郑玄是西汉时期的人，不要说西方读者，就是中国人，不做专门的研究，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宇文所安在译文中说出马、郑的全名，增加“and other Confucian scholars”，这样一来，读者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西汉经学家。尽管经学在南朝已发生巨大变化，但阐发马、郑著作仍被视为“解经学”。宇文所安以文本为载体，采用解说的形式来讲述历史人物的方法，表面看似笨重、繁冗，但是读者一经反复推敲，结合源文的历史语境，就会理解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这种填补文化空缺的方法，将语境和文化背景连接起来，有助于展现文本中的“活的思想”。
（二）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辞约意丰，委婉含蓄，极富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因其历史感和互文性在给作品带来厚重感的同时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文心雕龙》几乎篇篇用典，或谋篇布局，或阐发议论，起到了积极的修辞和表达效果。大量的用典增加了源文的诗学价值，但也增加了目的语读者对源文深层内涵的准确把握，倘若在译文中淡化这些文化信息便难以完整再现典籍的文学价值，因此，怎么译便是一件相当棘手的问题。例如：
因利骋节，情采自凝；
枉辔学步，力止寿陵。《文心雕龙·定势》
The pace gallops along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The affections and coloration become fixed of themselves.
But if one pulls the bridle aside to imitate the pace of others,
His force will be no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boy of Shou-ling.[4]247
这句话暗用《庄予·秋水》中的一个典故：枉辔学步，说明一味地模仿会适得其反的道理。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会觉得一头雾水，因此，在翻译时需要把这种指代意义表达出来。宇文所安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通过说明该典故的来龙去脉，并在注释中列出典故的出处以及相关内容[4]322，重述“枉辔学步”的含义，为西方读者解读典故的含义扫清了障碍。许钧[19]52教授曾经提出，对翻译活动要持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由此观之，宇文所安的翻译之道在于：在翻译的现实层面，解决了能怎么译的问题。通过文本，对源文语境的模拟与重构，能够有效降低阅读难度，宇文所安向读者展现出文本思想的本来面目，让典故自己替自己说话。
（三）哲学观念
魏晋时期，是中国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政治黑暗的时期，但也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思想交汇融合，促成了《文心雕龙》的成熟，其中包含的哲学概念和儒、道、佛、玄思想，林林总总，斑驳陆离，对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无异于天书，如果不进行恰当的传译，很难得到理解与传播。有些概念与西方文化存在偏差和语义不对等，这要求译者根据目的语语境和读者感受进行视域融合，使这些概念和术语既符合源文的意思，又能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例如：
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文心雕龙·原道》
Only the human being, endowed with the divine spark of consciousness（“性”一灵），ranks as a third with this pair.And they were called the Triad [Heaven, Earth, and human beings].The human being is the lower （秀）of the Elements: in fact, the mind (心) of Heaven and Earth[4]192.
人与天地合而为一，才能孕育天地的灵性。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刘勰把人提高到了“与天地并生”的地位，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理念。宇文所安在译文中将“三才”翻译为“the Triad [Heaven, Earth, and human beings]”，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天、地、人三位一体，人在天地之间，是自然之子。如此翻译，西方读者很容易联想到Trinity（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就容易接受了。宇文所安深谙中国哲学观念，并成功地将其传递给西方读者。
（四）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凝聚着民族精神的魂魄，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与民族文化的发展血脉相连[20]240。《文心雕龙》内含大量的神话传说，如天圆地方、天地玄黄、庖牺创字、河出图、洛出书等。这些神话传说对西方读者来说是理解的拦路虎，译者必须妥善处理才能消解读者的困惑。宇文所安深谙此道，采取多种方法迻译中国神话。例如：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
宇文所安将其译为：For is not pattern in words the mind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n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 “Yellow River Diagram” became imprinted with the eight trigrams; and the “Luo River Writing” contained the Nine Divisions[4]194。
这里包含两个传说：第一则传说是一条龙带着八卦图飞越黄河，献给伏羲，演化而成《周易》；
第二则传说是一个神龟从洛水出现，背着“九畴”，帮助大禹治水成功。河图和洛书后来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为了保留源文的文化意象，宇文所安采用简练的语言进行直译，同时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的意义，又在译文中加注，在后文对两则神话传说加以解释，这样既保留了源文的文化意象，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又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的含义。
（五）宗教信仰
宗教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其实质是一种精神寄托。古代中国主要有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这与宇文所安信仰的基督教有本质的区别。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对译者产生巨大的影响[21]122。韦努蒂指出，译者认同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以他固有的意识形态方式去翻译[22]77。在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下，宇文所安的译文难免留有基督教的痕迹。《文心雕龙》的宗教色彩浓郁，如道教之“道”。经统计，“道”在书中共出现49次，仅在《原道》中，就出现8次。下文以宇文所安在《原道》中对“道”的翻译为例（见表1）：
表1 宇文所安在《原道》中对“道”的翻译
陆侃如，牟世金认为，“道”可以称之为“规律”……[23]14。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西方读者来说已较为熟悉，这与《文心雕龙》中“道”的思想存在差异。刘勰的“道”融合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道、师道等，是宇宙的起源、万物遵循的准则。宇文所安并没有考虑道家之道与刘勰之道的区别，而是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翻译。宇文所安深受基督教的熏陶，将“道”一律译为“Way”，并在文后提示，人们要从一个较高的、抽象的层面来理解“道”。“Way”在英文中指“路”，是耶稣指引世人之路。宇文所安将东方思想加工改造为基督教思想，因而，其译文呈现了一定的基督教色彩，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文化的传播。刘勰的“道”，经过改头换面的处理，会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亲近中国文论，心悦诚服地接受《文心雕龙》的思想，反而更容易彰显中国文化的底蕴。
宇文所安根据读者的期待视野，选取《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进行翻译，并以文本为中心，通过适当的编译策略，对源语文本的内容进行信息规整，将文论文本与文学作品等量齐观，再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思想。他从宏观出发，把握文论主题，建构文本家族，通过主题编排，再现文本内在的逻辑性；
又从微观入手，通过互文关联，凸显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连贯性。他采取文化传真的方式，引导读者进入源文的历史语境，体验复杂多变的文化意象，领略中国传统文论的文化底蕴。
宇文所安以西方汉学家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阐释和建构，通过揭示文本中的活的思想，展现中国传统文论的整体风貌。他借助文本编排，充分显现中国传统文论的活力，同时，通过语境重构，充分彰显中国传统文论的底蕴和魅力。宇文所安的编译实践打破了传统翻译的单调模式，为中国典籍英译开辟了新的翻译方式和传播路径。宇文所安的他者视野，为西方读者重新勾勒了《文心雕龙》的整体图景，有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文论。宇文所安的编译策略，彰显了《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传递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正能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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