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东伟
宋元小说话本①中包含着大量的民俗书写，是值得重视的，目前对它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从文化史或生活史角度，对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事象进行归类、总结②；
二是从文艺学角度，探讨相关民俗事象的文本意义。在这方面，虽然相关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③，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一，就民俗书写对小说文本构建的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某一方面，缺乏整体视野；
其二，某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尚需展开或深化，如小说话本中广泛民俗书写的必然性，民俗书写对小说叙事文本构建的影响，民俗书写体现的价值取向，等等。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宋元小说话本中包含了大量的民俗生活内容，如民间信仰、婚姻礼俗和节日习俗等，表现了不同民俗生活的文艺影像。无论侧重“写人”还是“叙事”，小说叙事者都要通过具体的“生活”来表现，而宋元小说话本通过“民俗生活”来构建离奇故事、表现人物情态，则有其必然性。这与“民俗”的特质有关，也是由宋元小说话本的受众和传播方式决定的。
民俗生活是民众生长其中、司空见惯的生活形态，它带给人们的是熟悉感与亲切感，而这也使它具有独特的文学书写价值。民俗生活不是人们生活中琐碎需求和本能追求的直接反映，它具有更为普遍和深刻的意义，往往是一个民族或族群信仰、道德或哲学观念的体现，如婚姻礼俗之于伦理道德，民间信仰之于宗教、神灵观念，节日习俗之于民众的时间观，饮食习俗之于民众的生命理解。民俗生活是族群“共性”的表现，又不乏“个性”色彩，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个性”色彩源于民俗角色承担者的个体性差异，它使民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并带有故事性和传奇性。民俗生活的内容非常广博，涉及衣、食、住、行、育等各方面，既包含了富有喜庆色彩的民俗如婚姻礼俗，也容纳了带有悲伤情调的民俗如丧葬习俗，以及其他各种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和摆脱人们精神困扰的民俗。因而，民俗生活是民众广泛关注并普遍参与的生活，是富于意义且丰富多彩的生活。民俗生活的特质契合着宋元小说话本面向市井民众、追求通俗新奇的文体特质。
宋元“小说”的主要受众是市井民众，它以“说—听”的方式被传播和接受。受众特点、传播途径和接受方式要求小说话本的故事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因此，创编者只能通过民众熟悉的日常生活寻求离奇曲折的故事。“离奇”本质上是对已有经验、故事的陌生化，是“常”中出“奇”，民俗生活显然是这样的生活之“常”，但小说角色的“越轨”行为，又常常使生活带有了传奇色彩，富于意趣。如程毅中先生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之《快嘴李翠莲记》中李翠莲的种种“越轨”行为，便打破了婚姻礼俗民俗主体固有的行为模式，从而使故事充满喜剧色彩，也让人们对婚姻伦理有所思考。民俗生活故事“常”中寓“奇”的特点，契合了小说话本面向市井民众、“谐于里耳”的文体特质，使之成为小说家文本构建的重要选择。
同时，小说家对各类民俗生活内涵的发掘，又使相应故事引发受众对人生命运和伦理道德的思索，从而使故事讲述带有了文化深度和一定的“教化”意义。如《陈可常端阳仙化》借助端阳习俗的描述，展现了命运的无常；
《金鳗记》突出婚姻习俗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负面影响，透露出对婚姻伦理的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元小说话本作为“文化消费品”，它的“生产”，可以通过民俗生活故事的“编织”，变得更为“方便”“快捷”。从本质上说，宋元小说话本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娱乐商品，创作和展演的“程式化”是使该文体“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占有娱乐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必然选择④。在这方面，民俗生活较之其他生活“内容”，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模式化”是民俗的基本特征，民俗生活的展开需要遵循相应的礼俗“模式”，不论婚姻礼俗生活、节日生活还是信仰朝圣的过程，均是如此。这些礼俗“模式”，对小说传播者而言，是讲述的“程式”，可以省去记忆的麻烦；
对于接受者而言，便于利用熟悉的“模式”了解情节进程、连缀故事和理解故事。如《快嘴李翠莲记》依据当时婚姻礼俗模式编排情节，整个故事节奏简洁明快，使接受者理解起来毫无障碍，并且传统婚姻礼俗的伦理内涵也在情节展开中无形透露出来。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宋元小说话本采写了大量“民俗生活”内容，形成了丰富的民俗书写形态，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皂角林大王假形》《定山三怪》等篇中包含的民间信仰叙事，《张生彩鸾灯传》《西湖三塔记》《陈可常端阳仙化》等篇中包含的节日叙事，《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快嘴李翠莲记》《金鳗记》等篇中包含的婚俗叙事，以及《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赵旭遇仁宗传》《阴骘积善》等篇依托茶酒习俗展开的叙事。这类故事世界中的民俗书写映射出宋元时期城市民俗生活的繁盛，也是小说文本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离开这些内容，许多小说将支离破碎，一些精彩的篇目也将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广泛存在的民俗书写，使宋元小说话本的故事构建有意无意中形成了一种“民俗视野”，为小说的文本叙事营造出了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
这里的“民俗视野”即宋元小说话本的叙事构建被置于民俗文化的视野之中。从故事构建的角度来看，人物、情节、时间、空间是基本要素，正是在这些方面，宋元小说话本表现出了明显的“民俗视野”，为小说叙事营造出了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
人物是叙事的基本要素，离开人物，小说故事将不复存在。与文体的世俗性、通俗性相联系，宋元小说话本中的人物有着共通的“民俗性”，与“民俗生活”密切关联，成为民俗角色人物。民俗角色是民俗生活中模式化行为的扮演者，在小说叙事中，那些遵循民俗程式参与“民俗生活”、承担民俗角色者，均是虚构世界中的民俗角色人物。在小说话本中，人物行动常常被置于婚姻礼俗、宗教信仰、饮食习俗和节日等民俗生活流程，成为民俗角色人物，“民俗角色”也由此成为展现人物行动和风貌的重要手段。
宋元小说话本中的人物，以特性而言，可以分为神仙（妖鬼）和凡人；
以阶层而言，则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王公贵族乃至皇帝贵妃，下及市井细民乃至乞丐娼妓。但无论人物特性还是身份，小说话本都将其置于民俗文化的视野进行观照。如《种瓜张老》中，神仙张老被置于婚姻礼俗生活进行塑造，他看中官宦之家的妙龄少女，遂请媒婆求娶，甚至准备了十万贯钱作为彩礼送给对方。在此，张老是神仙也是婚姻礼俗生活中的民俗角色人物。再如《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的宋高宗和《赵旭遇仁宗传》中的宋仁宗，与市井之间的饮食男女差别无多，他们乐于光顾茶坊酒肆，并与其他顾客攀谈，他们在市井之间微服私访，并分别于茶坊中巧遇了所要寻访的“贤人”，这里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也是茶坊酒肆之中的茶客、酒客。而饮食茶酒正是宋元时代饮食民俗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又如《勘靴儿》中的皇帝妃子韩夫人，扮演着民间信仰中的“信徒”角色，病重之时她祈祷神灵，康复之后赴庙还愿；
她相信神灵的存在和人神交往的可能，遂使淫邪的庙主有机可乘。
当然，普通市井民众是构成小说话本人物的主体，他们也扮演着各种各样的民俗角色，为我们展现出市井人物群像：茶坊（酒肆）的老板、伙计如《山亭儿》中茶坊主万三官人和茶博士陶铁僧，婚俗角色人物如《三现身》中的张媒，强硬而粗暴的“父亲”角色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大郎，为追求幸福果敢而大胆的“女儿”角色如《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等。此外，在民间信仰的视野下，神鬼并非虚妄，而是实际存在的，小说话本中的神灵妖鬼正是这种民俗思维的产物，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的东岳神道炳灵公和红、白蜘蛛精，《山亭儿》中的“鬼”尹宗，等等。由此可见，小说话本中的人物是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人物，是民俗生活中的角色承担者，是民俗思维或信仰的产物，他们体现着市井社会的精神与风貌。
宋元小说话本的情节构成则表现了民众民俗生活的“逻辑”。赵毅衡通过“情节”与“事件”的关系来界定情节，他认为：“事件是情节的组成成分，情节就是被叙述者选中统合到叙述文本中的事件具有序列性的组合。”［1］“事件”和“序列”是情节的核心内容。事件是经验世界的产物，而情节则是媒介叙述的产物。对于小说叙事而言，情节则是各类事件通过文学话语的序列化表现。由此，小说的情节研究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选取统合到叙述文本中的事件，二是事件的序列性的组合方式（或“逻辑”）。民俗生活事件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有着明显的“可述性”⑤，因而也是小说话本情节“事件”的重要选择。
由此，我们来看小说话本对“事件”的选择。对于一些情节较为简单的小说话本，编创者一般直接选取民俗生活事件构建情节，如《快嘴李翠莲记》以李翠莲的婚姻礼俗生活展开情节；
又如《西山一窟鬼》《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以主人公清明节游赏而遭遇妖鬼为主要情节事件；
《陈可常端阳仙化》则以陈可常在端阳节的种种遭际为主要情节事件。而对于那些情节较为曲折复杂的小说，民俗生活事件依然是创编者构建情节的重要选择，如公案题材小说《三现身》叙述了有夫之妇与情夫合谋杀死丈夫终被严惩的故事。“公案”小说叙事的主线和主要事件自然是案件的发生与侦破，但高明的叙述者不仅以案件的发生和侦破两个事件的序列组合构建情节，还会适当地插入一些相关事件丰富情节，制造波澜，使故事曲折离奇。《三现身》插入算卦占卜、大孙押司死亡、媒人说媒、鬼魂三次现身、押司娘子再嫁等情节，从中可以看出民俗生活事件对小说情节构成的意义。此外，一些叙写王公贵族和英雄豪杰的小说篇目，叙述者也带有明显的民俗视野，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的情节主要由东岳烧香还愿、地狱审判和人神（精怪）婚恋等富于浓厚民间信仰色彩的事件构成。由此可见，宋元小说话本情节“事件”选取的共同点：民众熟悉的民俗生活事件，如节日生活、婚俗生活、饮食茶酒和民间信仰相关的事件。
事件的“序列”也是情节组合的重要因素，序列的本质是情节的起承转合，也即情节发生、发展与转换。与创编者选择“事件”的倾向相通，小说话本中事件的“序列”符合民俗思维的“逻辑”。小说话本直面受众，既要使所讲的故事贴近市井民众，通俗易懂，又要使其中的人物关系、情节“逻辑”合情合理。为了构建这样的故事世界，一方面，小说家通过“实有环境”与“实有之物”营造故事的真实感，引入了大量民众熟悉且有史可证的人物、寺院道观和桥梁街道等，使情节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感；
另一方面小说家还通过民俗思维的“逻辑”编织情节、故事，使叙事在更深层次上契合民众的心理图式，让人物行为和情节的展开合情合理。
在小说话本所“遵循”的情节“逻辑”中，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民间信仰的观念和逻辑，它是小说家制造波谲云诡情节的“情理”。人的命运源于神界的判定，鬼神灵怪能够现身为“人”并像人一样生活，这是民间信仰的“情理”。因此，《碾玉观音》中璩秀秀死后为鬼仍能与丈夫崔宁共同生活；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死后被五道将军“收用”，并借五道将军之力拯救了情郎；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猢狲精申阳公会被美色诱惑，在山洞中“妻妾成群”。这类情节契合了受众的民间信仰心理。同样，作为民间俗信的占卜、阴骘、轮回转世之类观念也为人物行为、情节发展和故事的构建提供了“逻辑”支撑，《阴骘积善》中，阴骘观念是林积客店拾珠、中途留记、茶坊还珠等情节构建的内在逻辑；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前生”“后世”的轮回转世观念是情节的基本构架，也是人物行为、情节构建的根本逻辑所在。
同样，宋元小说话本对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选择也表现出明确的“民俗视野”。作为直面市井听众的商业文学形式，小说话本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了鲜明的世俗性、民俗性特点，即以民众熟悉的时间刻度和空间环境构建叙事时空。节日是小说话本情节展开的重要时间节点，以程毅中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为例，40 篇小说话本中，有15 篇小说以节日构建叙事时间，占篇目总数的37.5%。如《洛阳三怪记》之清明节，《张生彩鸾灯传》之元宵节，《陈可常端阳仙化》之端午节，《杨温拦路虎传》之东岳诞辰。节日并非单纯的时间刻度，它还包含着丰富的潜文本，从多方面丰富着小说的叙事意义，正如杨义所言，中国作家“把节日视为人类与天地鬼神相对话，与神话、传说、信仰、娱乐相交织的时间纽结。当作家把人物性格和命运置于这类独特的时间刻度之时，他奏响了一曲以人物性格命运为主旋律，以天上人间古往今来的传说、信仰、风俗为和声的交响乐”［2］。同样，饮食茶酒是宋元饮食民俗的重要内容，饮食茶酒的盛行使茶坊酒肆遍布街衢，再加上种种娱乐活动，遂使其成为城市中十分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许多小说话本将情节的发生地设置在茶坊酒肆正是茶酒习俗的形象表征。如《赵旭遇仁宗传》中，状元坊茶肆和樊楼是小说最主要的叙事空间，小说表现人物情绪变化和命运转折的情节均发生于其中，使小说叙事濡染了浓厚的市井民俗文化色彩。
需要注意的是，宋元小说话本鲜明的“民俗视野”和对民俗生活的丰富表现，无形中带给接受者亲近感与熟悉感，但小说话本民俗书写的目的却并非民俗生活展示，而是希望借助这类“喜闻乐见”的民俗生活故事，表达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教化取向，并以此迎合市井趣味，招徕“顾客”。
“俗”是宋元小说话本“故事”的基本特征，它通过市民社会中的“俗事”表现市井情怀和世俗趣味，讲述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世俗道理；
俗事指各类世俗“事件”，主要是围绕两性、饮食、娱乐和信仰等形成的各类民俗生活“事件”。作为勾栏瓦舍的讲唱艺术，小说需要借助“俗事”迎合市井趣味，并将故事叙述得热闹、曲折、离奇，才能更好地娱乐听众和读者。从价值取向角度，娱乐民众的商业性质使“趣味”成为宋元小说话本的主要追求，但“教化”的价值取向也普遍存在。
趣味是宋元小说话本民俗书写的主要追求，以俗为趣是宋元小说话本民俗书写基本的价值取向。所谓“以俗为趣”，即小说话本通过对民俗生活的表现迎合受众的情感与趣味。“热闹欢快”和“曲折离奇”是市井民众的兴趣所在，小说家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娱乐价值的表达。“热闹”是市井民众所乐见的情节，也是传统民俗生活的重要特征。与戏剧运用节日等民俗活动表现出的闹热性相似⑥，小说话本也常常通过各类民俗活动营造热闹的情节或氛围。有的小说话本（如《快嘴李翠莲记》）借婚姻礼俗生活构建热闹情节，以婚礼程式为框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快嘴与泼辣，使情节在热闹的氛围中展开。有的小说话本（如《张生彩鸾灯传》）将叙事时空设置在节日，使节庆的热闹气氛成为叙事的潜文本，以烘托故事氛围或人物心境。
热闹之“闹”也内含“闹腾”之义，指的是逾越礼俗程式的人和事。依照程式平静展开的民俗生活虽然也包含故事性，却并不值得特别关注。相反，“越轨”之人也即搅扰正常生活的“闹腾”者却是引人注意的，他们是小说家关注的重点。小说话本中那些“春浓花艳佳人胆”的女性主人公多是逾越礼俗生活的闹腾之人，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之周胜仙、《碾玉观音》之璩秀秀和《快嘴李翠莲记》之李翠莲，她们不顾礼俗约束，勇敢追求个人婚姻和生活理想，对礼俗程式的逾轨，是不合婚姻礼俗的“闹腾”。再如《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俞仲举在樊楼饮食酒肉之后借酒使性、抵赖酒账，是不合正常行为的“闹腾”；
《勘靴儿》中二郎神庙庙主孙神通假神行奸，是逾越庙规信俗的“闹腾”；
《种瓜张老》中八十岁种瓜老伯求娶宦门妙龄少女是不合常理的“闹腾”；
等等。
化俗为奇是宋元小说话本迎合市井趣味、表达审美情趣的重要方式。所谓“化俗为奇”，即小说话本通过市井民俗生活“事件”构建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奇人、怪事，以达到娱乐民众的目的。“奇”是中国小说理论的重要范畴，也是小说家们的不懈追求，小说话本亦不例外。如果说明清时代出于庸常的“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3］已经成为小说家们较为普遍的有意识追求，那么这种“自觉”在宋元小说家的创作实践中已有所显露。小说话本中常有诸如此类的话语，如：“变作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说”［4］212，“撞着个狂荡的小秀才，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4］563，“情郎情女等情痴，只为情奇事亦奇”［4］800，等等。显然，怪、奇是小说家们自觉的审美追求，这类奇奇怪怪的小说包括了少量以灵怪故事为主的篇目，如《定山三怪》《福禄寿三星度世》《皂角林大王假形》等。
而在更多的篇目中，小说家是通过对日常民俗生活的叙写塑造“奇人”、编织“奇事”以达到娱乐受众的目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的郑信和《史弘肇传》中的史弘肇均是注定要“发迹变泰”之人，两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置于民间信仰的语境之中，通过小说人物的视角展现了他们在人间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传奇经历。《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通过“前生后世”的信仰观念，使苏轼、佛印的身世及交往带上了浓郁的传奇色彩。与民间信仰叙事的“神话”色彩不同，在婚俗等日常叙事中，叙述者往往通过民俗角色人物的“逾轨”凸显人物及情节的“奇特”，如《快嘴李翠莲记》中，处于婚礼生活轨道上的李翠莲，却逾越礼俗规范，骂媒人、骂撒帐先生、洞房夜骂丈夫，婚后又与兄嫂、公婆泼辣争辩，乃至主动让丈夫休弃自己。由此，李翠莲“悖礼”的泼辣言行和相关的婚礼生活情节表现出明显的“异端”色彩。
除了迎合市井趣味，宋元小说话本也表现出一定的教化倾向，不少篇目包含着看似简单实则深刻的生活哲理。宋元小说话本的教化倾向不是简单的说教，毕竟“瓦舍勾栏乃是市民群众的娱乐场所，听众到这里来听说书，是为了消除一日的疲劳，冲洗艰难生活的忧闷，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谁喜欢来听你耳提面命的教训呢”［5］，而是通过情节曲折的故事浸染听众，让教谕在人物命运的起伏、结局中振聋发聩。婚恋是小说话本叙写的重要内容，一些婚恋观念也通过相关故事娓娓道来。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传统婚姻礼俗的金科玉律，但小说家却告诉我们，要尊重儿女的想法，不要过度使用家长的权力。《金鳗记》是一个弱女子在“父母之命”的主导下，辗转、挣扎于婚姻的漩涡，最终惨死的婚俗悲剧。《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因父亲坚决不允其倾心的婚事气极而死，父亲的执念使女儿命丧黄泉。虽然小说以喜庆结局，但周胜仙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生而复死的命运惨剧也着实令人痛惜。这里，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远比枯燥的说教更加震撼，所蕴含的道理对于时人而言“看似寻常最奇崛”。
小说话本中充溢着各种民俗观念，但也有一些篇目表现出反思与质疑，如端午为恶日是普遍的民俗观念，而《陈可常端阳仙化》中的陈义生于端午，出家于端午，获罪于端午，涅槃于端午，却非恶人，而是五百尊罗汉中常欢喜尊者的转世化身。这一“身份”虽带有浓厚的佛教信仰色彩，却也使人质疑端午为恶日的观念。“命定”是民俗观念的重要内容，但《杨温拦路虎传》和《三现身》告诉人们，算命先生的“命运”判断实非命定而是人为的结果，其间所包含的“教谕”不言而喻。此外，宋元小说话本中还有些篇目以宗教思想为叙述的核心观念，如《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和《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以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为叙事主旨，佛教意味浓厚，但小说叙事绝少直接说教，而是将宗教思想潜藏于情节之中。
宋元小说家通过婚俗、节日、民间信仰和茶酒饮食等民俗活动的书写，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世界，深刻展现了时代特点，也形成了通俗小说史上令人瞩目的广泛民俗书写现象。从文体角度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宋元小说话本“直面”市井民众，以“说—听”为传播—接受方式的文体特性相联系的。以民俗生活的“事件”和“逻辑”构建小说故事，既便于小说家利用民俗“程式”快速编织故事、敷演情节，又能使民众感受到“故事”的切近、熟识，便于理解故事的节奏和进程，从而使“说者”与“听者”之间达到有效的互动、交流，并在这种互动、交流中实现审美情趣、文化价值的表达与传递。从通俗小说史角度，宋元小说话本的民俗书写也有着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它将民俗文化的书写与小说文本的叙事构建有机结合起来，在民俗生活的流程中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将民俗生活故事作为小说家情趣表达和价值构建的载体，凸显了“民俗”作为叙事元素的文学价值，诸如民俗的时间如节日，民俗活动的“公共文化空间”如茶坊酒肆⑦，民俗生活的“程式”结构和思维逻辑，在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种对民俗文化现象的重视与叙事运用在明清通俗小说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节日叙写为例，明清拟话本小说对宋元小说话本中节日叙写的继承性非常明显，“三言”“二拍”几乎重新编创了所有包含节日叙事情节的宋元小说话本篇目。需要注意的是，在叙事艺术上，明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大多并未超越宋元小说话本，明清长篇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却有了长足发展。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节日叙写基本上围绕个人展开，以节日生活中人物的“个体”遭遇为主要内容，而至明清长篇小说中，节日叙写在关注个人遭遇之外，更加注重家庭或家族生活的叙写，并与更广泛的社会内容相联系，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元宵节大闹大名府。在民俗生活的表现方法上，也由宋元小说话本中相对粗疏的线条勾勒，发展为明清长篇小说中的细腻摹画，如《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对贾府元宵节宴饮场景的细腻刻画。此外，在明清长篇小说中，节日的结构意义也获得了更为深入的发挥，如周汝昌对《红楼梦》的评论：“一部《石头记》，一共写了三次过元宵节、三次过中秋节的正面特写的场面。这六节，构成全书的重大关目，也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大对称法。”［6］与节日叙写相类，明清小说对婚俗、民间信仰等叙写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从中可见宋元小说话本民俗书写的文学价值与小说史意义。
注释
①关于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的具体篇目，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也有基本的共识。这里以程毅中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版）为文本依据，个别篇目则参照欧阳健、萧相恺编订的《宋元小说话本集（上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②“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是民俗学术语，民俗事象指特定的民俗活动，也指社会生活中有特定民俗意蕴的物象或事项；
而民俗生活则指民俗主体“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民俗模式而构成的活动过程。它是人生的基本内容：婚丧、起居、休养生息。民俗组成了人生的活动基础。民俗生活是生活文化的基本表现，是社会成员按既定方式对生活文化的参与”。参见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 页。这一类的研究还有赵章超：《宋元话本预测术与社会生活论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19-123 页；
马晓坤：《宋元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信仰论略》，《浙江学刊》2006年第3 期，第121-125 页；
李术文：《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六礼”叙写》，《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 期，第62-67 页；
等等。③这一类的研究有纪德君：《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及其文化意蕴》，《学术研究》2003年第4 期，第110-113 页；
梅东伟：《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与意义》，《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 期，第123-128 页；
梅东伟：《论宋元小说话本中节日叙写及其变迁》，《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 期，第59-66页；
张姣婧：《宋元话本小说之媒人要素初探——以基本面貌、异素互联与书场情境为中心》，《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 期，第115-120 页，等等。④参见李启洁：《宋代“说话”的程式化现象与娱乐商品化之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 期，第117-123 页。⑤有关“可述性”的相关论述，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170 页。⑥民俗生活的热闹与戏剧艺术有着内在的契合，因此，有学者认为“闹热性”即热闹、繁盛是传统戏剧的本质特征，参见王奕祯：《中国传统戏剧闹热性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 页。⑦参见梅东伟：《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与意义》，《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 期，第123-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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